转型的平等味道

    还在2011年9月时，我曾有幸和著名的《凯恩斯传》作者、英国上议院议员、经济学家斯基德尔斯基有过一次交流。他当时对我说，“世界经济的二次探底不可避免。因为没有增长，看不到美国的增长，也看不到欧洲的增长，很可能看到的只有中国增长的放缓。”
    一年多后，斯基德尔斯基的预测并没有太多不妥，现在的他正在寻找增长放缓的根源和解决之道。在最近一期project-syndicate专栏中，他以一篇《不平等性正在杀死资本主义》探讨了这个问题。
    简单说，2008-2009年的危机起因是银行无限制地放贷，最后游戏在央行不断提升利率之后崩盘，银行形成了大量不良资产，资不抵债，不再放贷，经济掉进泥沼，欲出不得。斯基德尔斯基的想法是，银行无限制地放贷，对应的是借款人不切实际地借贷，“为什么人们想借这么多钱？为什么家庭债务-收入比率在危机前会升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他的答案是“不公平”。世界在变富，但增长的好处被少数富人拿走，如果幸福是一个相对数而不是绝对数，那些相对的贫困者要如何赶上他的富人邻居？“他们做了穷人总是会做的事：借钱。”
    斯基德尔斯基的分析很好地解释了美国失衡的原因，解释了为什么美国人会无休止无节制地借钱消费。不平等是一个很好的答案？反过来想，中国经济不也失衡吗，倚重投资和出口，消费迟迟难以提振，原因又是什么？是否同样因为分配出了些问题？如果普通百姓没有在一个国家高增长的经济中获得一个合理比例的分配，那么他们也会变成相对意义上的穷人。
    中国穷人和美国穷人有什么不同？我的猜想是，因为文化不同和金融发达不同，一个穷了存钱，防范生老病死；一个穷了借钱，提前消费。
    斯基德尔斯基在分析美国经济不平等时，用了一些数据证明社会贫富差距的拉大，我们在这里也必须找到一些数据来说明中国的问题所在。在过去十多年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同时，普通人的收入绝对数肯定提高了，但它占GDP财富增长的比例却不一定。
    比例问题，才是真正的结构问题。
    我在《地平线》专栏中不止一次提到过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他在他的《中国经济增长，靠什么？》中，就给出了这样的实证数据，数据的部分来源是中国国家统计局。这些公开的数据，通过分析比例就能发现问题。
    根据拉迪的统计，在可以被分为家庭、企业和政府三部分的国民收入中，中国的家庭可支配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十多年来呈现的是下降趋势。下跌的原因，拉迪的分析结果是，超过二分之一的跌幅可以被认为是工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下跌所致，还有大概五分之一的跌幅可以归于资产收入（绝大部分是利息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的下跌，另外五分之一来自家庭转移支付净额比重的下跌。
    如果拉迪的分析准确无误，我们的目标又是提高消费，自然而然的结果应该是：为了提高消费水平，首先应该提高的是家庭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在财富增长和分配中多让劳动者得到好处。为了提高这种比重，首先就要弥补上面的三种跌幅，要提高工资的占比，要实施利率市场化，让存钱的百姓获得更加市场化的资产性收入，还要加大国家对家庭的各项转移支付比重，包括教育、卫生、医疗等等。
    说来说去，经济要转型，需要的是更加平等，平等的第一步，那就是十八大报告提出来的一个目标：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而在进行这第一步的时候，更加重要的是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对国民生产总值的占比，也就是说，居民收入翻番应该比国民生产总值翻番来得更快。
    如果清楚认识到了提高财富分配的公平性对于经济向消费转型的意义，大家就不会执着于下一个拉动力强的新的消费增长点在哪里了。
    根据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2013年经济工作的表述，第一句就是“要着力扩大国内需求，加快培育一批拉动力强的消费新增长点”。我自己的第一反应也是猜测，谁才是下一个被政策“加快培育”的拉动力强的消费新增长点？
    在接下来的股市上涨里，我们看到的是各种概念板块的百花齐放，然后在各种采访和专栏文章中，我们看到了服务性消费、网络购物、物流、有机农业等或成为下一步消费的新增长点，看到了家庭服务、旅游文化、体育保健等服务需求将越来越旺，还看到了农机、互联网、手机下乡。但是，这些都是形式问题，还是本质问题呢？
    海通国际的首席经济学家胡一帆提出来，振兴消费有三个渠道：一是提高消费意愿，二是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三是促进消费信贷。我觉得这三个渠道不应该是并列的，如果不把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放到第一位，消费意愿难起来，促进消费信贷也没戏。（作者为本报编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