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女性意识所虐的牛虻
摘要：《牛虻》的种子结于欧洲，花儿却盛放在中国。
1950年代，苏联拍摄了两版《牛虻》电影。远在美国的伏尼契至少看过其中的一部。不知她如何评价这两部电影，更不知在创作《牛虻》时深受俄国民粹党人影响后阅尽风云变幻的她，对民粹党、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等种种流派轮番登场后20世纪中叶的社会主义苏联又有何评价。
《牛虻》的种子结于欧洲，花儿却盛放在中国。也是在那个年代，虽然中国还没有加入国际版权公约，但在偶然听说作者尚在人世且生活清贫的消息后，中国青年出版社以付版税的名义，辗转给老人汇去了5000美元。伏尼契在回信中说：“我的小说《牛虻》被译成中文并在贵国人民中拥有这样多的读者，是我晚年听到的最令人惊喜的消息之一。”
“文革”期间，《牛虻》也难逃被打成“毒草”的命运。进入新世纪，中国人拍摄了电视剧《牛虻》。这是一代人对那个激情岁月的深情回望。
一幅肖像画点燃的激情
牛虻的原型是谁？谁也想不到他竟是一幅不知名的古画。
一日，少女伏尼契去法国卢浮宫参观，一幅无名美少年的画像如雷电般将她深深击中。她买下这幅画的复制品，永远带在身边。
陈寅恪先生说：“情之最上者，世无其人，悬空设想。”伏尼契很像柳梦梅，同为画中人的神光离合倾倒，她为自己的情感诉求选择的纾解之途，就是写一部小说。
伏尼契的青年时代，正是欧洲各地民族民主革命风起云涌之时，女作家将小说的背景选在了19世纪30年代奥匈帝国统治下的意大利——因为她分外崇拜意大利自由民主党人马志尼——创造出英国青年牛虻的血火人生。
小说开头对亚瑟（即牛虻）外貌的描写，我深信完全来自于那幅肖像画：他身体十分单薄，长长的眉，薄薄的唇，纤细的手足，身上的每一个地方都过于精细，过于弱不禁风，看上去不像30年代的英国中产阶级青年，倒像是16世纪肖像画中的意大利人。如若让他安静地坐在那儿，别人一定误以为他是一个身着男装妩媚动人的女孩。但他走动的时候，那轻盈敏捷的体态又使人想到一只被驯服的没有了利爪失去野性的豹子。
百年难遇的革命为演绎这幅肖像画提供了隐蔽性很强的写作背景。在“革命”的基础上展开的设想就更富刺激性。虽然随着年龄的增长，敏感的伏尼契对政治行为必有的肮脏也越看越清楚。
于是当政治蜕化为背景后，人物情事像独立开放的花，在伏尼契的心中疯长起来。但也不能说这些都是凭空设想，否则《牛虻》不可能在一个世纪后还打动人心。无论如何伏尼契都是个有准备的作家，那幅画只是个契机而已。
在写作中伏尼契收获了巨大的快乐。围绕这个“看上去不像30年代英国中产阶级青年，倒像是16世纪肖像画中的意大利人”，她创造出一个虚幻世界，《牛虻》，《牛虻在流亡中》，《牛虻世家》……若天假其年，据说伏尼契还想给这个牛虻家族再写出点什么，她会一直写到死为止。
《牛虻》发表于19世纪末，直至20世纪60年代她才与世长辞。她活到了亲人们一个个都离世，活到当年那些流亡者朋友全化作了云烟。就连对传播《牛虻》甚有功绩的奥斯特洛夫斯基这个小字辈都熬不过她。
伏尼契的立场与微妙心理
一本被后来的意识形态宣传为“革命”的书，却是与基督精神纠缠不清欲说还休具有千丝万缕关联的心灵涅槃。所以伏尼契在写作中，一旦察觉到牛虻身上出现热衷参与世俗政治的苗头，伏尼契就果断地用各种突发事件将其截断于青萍之末。
全书有几个对牛虻成长影响甚大的女性。女主角琼玛是具有宗教精神的无神论者，是自由精神的先驱。在不与压抑的社会大环境过于背离的前提下，她在两性关系的处理上既不违背传统道德的深挚要求，又达到了深层次的自由境界。这点似乎也合乎一个规律：越是在一个推崇和遵循形而上道德准则的文明社会，由女作家以严肃笔墨雕琢出的女主人公就越发灼灼生辉。
而《牛虻》中的女性，除琼玛外，似乎全流于浮泛，面目虚化。在我看来，这一系列女性扭曲复杂的表现，却更反映出宗教家庭成长起来的伏尼契本人在维多利亚时代文化思想的影响下，对女性定位的潜意识立场。
全书第一个出场的女性是牛虻的母亲，一切悲剧的始作俑者。她美丽却懦弱，早年与神父蒙太尼里偷情，生下亚瑟。对于这个控制不住自己炽烈情感，违背传统伦理道德的女人，伏尼契在字里行间发出了委婉的谴责。亚瑟的嫂子裘丽亚则是个荒诞变形的人物，她以一种逆反的角度，体现出伏尼契眼中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女性表层行为下敏感的心理环境。
小说开头，面对被驯服的失去野性的温顺少年，裘丽亚的态度总表现得异常生硬。有一个细节：她和他握握手，赶快把手抽回来抚摸怀里的猫，仿佛这样更舒服些。正是中产阶级女性担负的强烈的道德意识，让裘丽亚不敢正视自己的女人心，她害怕被小叔子无瑕的美貌所吸引——尽管小说描述，那是颗不怎么样的心。
这些不经意的描写，却正是伏尼契最拿手处。
而看过续集《牛虻在流亡中》的读者，还会意识到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生体验的增加，伏尼契对笔底女性的审视越发严苛。比如，在这本书末尾，一个女仆被始乱终弃，女主人玛格丽特非但不同情她，反而对她的轻率不能把持报以冷漠甚至鄙视。
玛格丽特是中年伏尼契的代言人吗？没人知道。
被虐的牛虻
无论是牛虻与琼玛的爱情，还是他与教父的亲情——这些都只是水面。而那人性的海却是深不见底的。
小说刚开始，老练阴郁的教父蒙太尼里就以意味深长的方式教训天真的亚瑟人性是多么可怕难测。当教父与母亲的私情曝光后，亚瑟愤而出走，13年后，饱经沧桑，面目全非的他以牛虻之名回到了意大利，“重返故里的亡魂是丑鬼。”——他成了一只“大苍蝇”（有的译本就是这样说的）。
这都要拜伏尼契“虐”他的热情所赐。全书有大量篇幅不厌其烦地描述着亚瑟身心所遭受的无止境虐待。它们就来自那些“每天经过你身边”的无数普通人的灵魂。这种“虐待”在牛虻与琼玛看到路边小丑表演时达到顶峰。牛虻的感情强烈到不能自制，随即生了一场大病。他对看护自己的琼玛袒露痛苦的心声：在离家出走漂流南美的5年里，为生计他曾不得不在马戏班里扮小丑，每日苦苦挣扎，在残酷的戏弄与冷嘲热讽前瑟瑟发抖。这道心灵的伤疤，永远不能让他与过去握手言和。
为何在煞费苦心的故事里，会出现如此强烈到不可收拾的情感宣泄呢？在伏尼契那看似平静的经历里，是否也出现过极端的心灵悲剧？我们不得而知。从文学阅读的角度，我们只能猜想：伏尼契自觉不自觉地借助牛虻的极端悲剧，撕开世间种种低俗人性的画皮，彻底呈现给我们血淋淋的受侮辱受损害的灵魂。
在“他人的悲剧”塑造中，伏尼契活到近百岁的高寿，在别人都以为她早就逝世了的时候还顽强地写作着牛虻的前传家史。而“痛并快乐着”，“帅哥受难”这种风行于今日女性文字的思维定势，早在100多年前的伏尼契那里就淋漓地实践了一把。
对女性作家与读者而言，“虐”是一种怎样奇特的心理呢？这种思维传统，根子是社会的男权化，它埋藏着深沉甚至扭曲的社会文化与思想契机。女性作者和女性读者的创作、阅读心理向来是隐秘羞涩的，甚至隐秘到连当事人自己都难以体察。长期以来被外在的社会规则、叙述话语所压抑的母性潜意识，以及对两性关系所持的极为强烈的不安全感，使在此基础上建立的艺术品位与审美思维只属于女性，她们共同坚守着这个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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