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保护我们最早的家园

    近十年来，作家冯骥才更为人熟知的身份变成了“文化遗产保护者”和“民间文艺家”，他每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几乎都在宣布：中国某一项传统文化遗产要消失了。最近，他宣布的结果和村庄有关：“过去十年，中国总共消失了90万个自然村，比较妥当的说法是平均每天消失80到100个村落，这其中有多少是极具文化价值的传统古村落，则无人知晓。”
    如同人类学家费孝通在80年前所说——中国社会的本质是“乡土的”。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根基，村落一直以来代表了大多数国人的生存方式，而在上百万个村落之中，那些在美术、建筑、民俗上有独特文化价值，又有历史底蕴和规模的传统古村落，无疑是千年农耕文明的结晶。正如同冯骥才所说，在1200多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里，大部分都在村落。村落是中国的根，它正以惊人的速度被挖空——千城一面的文化悲剧很可能在村庄中再现。
    村落是传统文化的根基
    《华夏时报》：如你所说，中国每天有80到100个村落在消失，这之中哪些是我们需要保护的？
    冯骥才：有几个概念必须先弄清楚，一个是村落，一个是古村落，一个是传统村落。我之前说过，从2000年到2010年，中国一共消失了90万个村落，保守说法是一天消失80到100个，这其中有古村落，也有很新的村落，比如解放后甚至改革开放后才建的。我们要保护的，是古村落中那些有悠久历史和文化遗产的传统村落。它大体上有三个标准，第一是得有代表性的民居建筑群。第二是村庄有来头，有足够文物证明它的历史，在原始规划上要和自然融为一体。第三是有国家一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华夏时报》：有人认为，村庄的消亡是大势所趋，保护传统村落的意义何在？
    冯骥才：村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有非常深厚的文化遗存。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在有1200多项，其中大部分在村落里。譬如安塞腰鼓，如果村子没有了，那腰鼓也就没有了，村落是这些非物质文化遗存的载体。中华民族绝大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在村落里，少数民族的整个文化基本都在村落里，如果村落消亡了，中华民族这种缤纷多样的文化就消亡了，就是这样。
    《华夏时报》：谈到少数民族，村落的消亡对少数民族意味着什么？
    冯骥才：城市生活虽好，但很多少数民族的人依然不愿离开故土，因为绝大部分少数民族是没有精英文化的，甚至连文字都没有，它只有民间文化。少数民族有自己的一套生活方式，自己的歌舞和音乐，节日和习俗。如果让他们离开原来的聚集地，远离这套生活方式和习俗，这个民族实际上就消失了。少数民族传统村落的消亡，已经把这些东西给瓦解了。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我们有56个民族，百姓的情况很复杂，有些人愿意在自己的寨子里生活，这是属于他的传统，他敬畏这种传统，我们没有权利把他们的生活瓦解掉。
    村落的消亡
    《华夏时报》：在你看来，什么原因造成了村落的消亡？
    冯骥才：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农民离开家乡，外出打工，使村庄慢慢空巢化，甚至完全没有人了，变成一个空壳。我记得90年代，我和谢晋导演去蓟县的山区找外景，发现村里只有拿石头搭的房子，已经一个人也没有了。生活方式的改变造成了村庄的瓦解。但这也无可厚非，我曾经问过一个在城里的民工，你外出打工这么辛苦，为什么不回家种地，他说已经不习惯了，城里的厕所在楼房里面，但在农村，上厕所得从热炕头爬起来，大冬天里穿过院子蹲坑，脱了裤子冻屁股，实在太受罪了。
    另一个原因，就是人为城镇化出现的“并村”现象，把村庄集中起来，或者让农民住到城镇里去，宅基地腾出来搞开发，这也带来了许多问题。
    《华夏时报》：是否还有其他原因？
    冯骥才：再有就是近些年来古董贩子大量地去农村淘古董，然后再拿到古董市场上卖。我曾写过一篇名为《从潘家园看民间文化的消亡》的文章。从80年代开始，古玩市场忽然崛起，农村祖辈留下来的东西出现在潘家园等古玩市场。农民看不出东西的好，就让贩子们弄走了，一开始卖的是细软，小首饰，小摆件，小玉器什么的。小东西卖完了，就开始卖桌子椅子，再卖完了就开始卖祖辈留下来的老衣服、老照片什么的。最后啥都卖完了，就开始拆房子了，卖窗户，卖柱础，卖门楼子，卖影壁，卖砖雕，卖门墩，等一切都卖完了，村里的房子也就没了，传统村落就这样被贩子们挖空了。
    《华夏时报》：在你走访村落的过程中，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事？
    冯骥才：印象最深的是许多我们原来调查过的村庄，现在再去的话不见得还能找到，村庄消亡的速度太快了。譬如婺源大理乡，它属于国家重要的历史文化名村。整个村庄非常独特，徽派建筑，青砖灰瓦，有马头墙和水塘，大片金色的油菜花，背后是蓝色的山影，有人说它是世界上最美的村庄之一。大理乡有一个特点，院子里经常挖一个水池养鱼，鱼也不吃，就为了吉利，所以那里的房子相对比较潮，又是砖木结构，房子容易坏。有一次，村里干部陪我在村子里走，走着走着，“轰隆”一声巨响，一个没人住的空房子在我面前塌了。那是个古老而美丽的房子，因为主人进城打工去了，房子没人修，塌了。
    保护村落开创者
    《华夏时报》：如何定义古村落的保护性质，它是物质文化遗产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冯骥才：村落既包括物质的，也包括非物质的，但又和两者都不一样。村落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家园，像我刚才说的，它可能是大禹那个时期就有的村落，人们至今在里面生活和生产。我们的祖先很会生活，一开始选择聚落地点时，有自己独特的理念，譬如天人合一，背山靠水，跟大自然的资源融为一体。他们凭借自己的美和劳动创造了村落。所以，这样一个社区的保护方式，保护方法和理念都完全不一样。重要的是它没有先例，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开展全国性的村落保护工作。
    《华夏时报》：中国将是第一个保护古村落的国家？
    冯骥才：如果中国现在开始做，那将是世界上第一个。我们的思想理论、程序标准，全都要自己创造，必须根据我们国家文化的实际情况想办法，还得跟城镇化的步调协调起来，人民的生活还得提高，总之一切都是新问题，过去文化界也没有人做过，所以我觉得，它的困难、挑战和快乐，其实都在里面。
    《华夏时报》：和欧洲国家相比，在保护古村落的意识上，中国滞后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冯骥才：欧洲的那些古城现在都是旅游胜地，像意大利和法国，让人觉得很优美，穿梭其中，有时光倒流的感觉，令人崇尚和痴迷，旅游也给当地人带来了恩惠。尽管现在生活方式已经变了，但西方人知道怎样在改变生活设施的同时，让整个村庄原封不动。但中国和西方不同，它并不是一个线性发展过程，而是一个急转弯。中国从计划经济一下子到了市场经济，从原来封闭的农耕文明一下子到了工业文明，到了商业社会，到了全球化的时代，每天都有新东西。我们被时尚的东西弄昏了头，往往不知道自己几千年来积累东西的珍贵，就像古村落，它其实是一次性的，如果毁掉就永不再生，盖再高的楼也没用。
    《华夏时报》：面对传统村落的迅速消亡，当下应采取什么措施？
    冯骥才：前不久由住房建设部，文化部，财政部和国家文物局共同成立了一个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工作委员会。今年春天已经进行了全国第一轮普查，各地政府往上报，基本符合要求的村落有12000个，再经专家按照严格的标准筛选，然后上报国务院，由国家发布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发布的同时，也要公布保护措施和标准，因为村落和文物不同，它得有人住，百姓的生活得现代化，所以专家要根据每个村落的特点，提出一对一的方案。
    《华夏时报》：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是否也有像一些文化遗产那样，执行层面有其他因素的介入？
    冯骥才：是。到了地方的执行层面上有问题。很多文化遗产群定下来后，保护工作其实才算真正开始，但地方政府却把它看做结束，因为政绩完成了，政府不管了，然后商业介入进来，把它开发，一开发就变质了，又形成新一轮开发性破坏。
    我不觉得遗憾
    《华夏时报》：多年以来，你一直是传统文化保护的行动者，是否产生过无力感？
    冯骥才：我告诉你，无力感肯定是有的，尤其是刚开始做的时候。你去一个地方，要跟省里领导讲，跟市里领导讲，跟县里领导讲，跟乡里领导讲，还必须得跟村长讲，村长很重要，要不跟村长讲，这东西就没了。多年来，我们一直都是上下左右穿梭。
    《华夏时报》：你今年已经70岁了，做这些事内心最大的动力是什么呢？
    冯骥才：十年前，我60岁生日那一天开始做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这十年觉得很快乐。因为真是大开眼界，中华民族创造了太多灿烂的文化。我们知道的永远没有不知道的多，所以在文化遗产考察过程中，我最大的快乐就是发现，不断发现中国人的才华和智慧。所以我70岁时开始做一件新事，就是古村落保护。
    《华夏时报》：做这些事是否占据了你其他时间，比如写小说？
    冯骥才：有一个人曾经问我，冯骥才你还写小说吗，我说我十年前已经觉得不能写小说了，我接过“非遗”工作时就想过，小说必须放下。我有很多小说的想法，甚至长篇小说的整个构想都写出来了，我装了一盒子在书架上。
    《华夏时报》：不觉得遗憾吗？
    冯骥才：我不觉得遗憾，因为你做的事比你的作品重要。这话是反过来的，巴金也说过一句话，作家的名字只能写在他的作品上，这样作品才是你的。我同时又是画家，我的字只有题到我的画上，作品才是我的，这话没错。但有时候没有名字比有名字还重要，因为它不是你个人的事，是你民族的事，真是把我们生命都放进去也解决不了问题。就像2006年左右，那时做非遗也没什么经费，实在没办法，我卖画吧。有一次我开画展，当天卖了358万，我把钱现场都捐了。那天我几个好朋友也都去了，像韩美林、王立平，还有王石也去了。看我在那儿卖画，王立平直掉眼泪。画都让人家摘走了，有一种四壁皆空的感觉，我当时很悲凉，但忽然觉得有一种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