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老虎”的反讽与历史的忧郁
摘要：法国作家罗兰的《纸老虎》是本世纪初写就的，小说深刻反省了1968年革命一代的青春。
法国作家罗兰的《纸老虎》是本世纪初写就的，小说深刻反省了1968年革命一代的青春，带有自传体风格的小说叙事以这个纸老虎来命名，就不仅仅是在重复毛泽东的名言，而是在反省自身青春革命的命运。
如果我们，尤其是我们的青春，都是纸老虎，那么我们的青春所付出的代价又有何意义？这对于最近二十年几乎忘记了这个词的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罗兰的小说重新激活了这个词的各种含义，从本意到反义，从讽刺到反讽，从喜剧到悲剧，这个词点燃的是青春的一种不可消除的革命因子。
纸老虎成为我们的“纸手铐”
这部小说展现的是革命之后近40年时间反省的积淀，在罗兰的笔下，青春是激情的宣泄，是欢乐与狂欢，但也是无用的激情（如同萨特所言），同时，青春的革命也来自青春的愤怒，愤怒是正义的品质，是对不义的敏感，是对正义的责任。
但青春时代永远无法平衡这青春的欢愉与青春的愤怒，正如罗兰深刻认识到的，一旦面对这青春革命的历史，他不得不同时写出“历史的反讽”与“历史的忧郁”，在反省与重写之中，狂欢走向反讽，愤怒走向忧郁，这是成年之后，在文学的书写之中，历史再次得到了经验，青春再次回来，却是以另一种面目，这是文学与历史的复杂关系，是在书写之中重返可能的历史。面对那曾经有过的虚无的激情及其命运，这生命中不可抹去的一部分，如何解咒就成为小说写作的根本任务。
只要你年轻，你就是“纸老虎”！如果我们被这个咒语罩住，纸老虎就成为我们的“纸手铐”，在我们这个年代，随着资本主义无处不在的渗透，无休止的欲望以及对过去年代的恐惧交织在一起，让我们更加脆弱，现实已经如同一幅“纸手铐”铐住了我们，来自于诗人欧阳江河的这个诗意想象，也是与文革以及监狱相关的恐怖想象相关，纸所发出的铁质一般生锈刺耳的摩擦声音，即便在无意识与无记忆之中，也会不断浮现出来，无法抹去！
或者这也是文学写作所唯一要倾听的声音。也许还不仅仅如此，我们的生命已经成为了“纸心脏”，因为文学来自于倾听他者的声音，并且以他者之心的跳动为感应，如同瓦雷里所要求的对他人之不可能的经验，是对自己不可能经验的他者经验的经验。如果丧失了这颗“体外心脏”，就仅仅剩下我们自己纸做的心脏了，其实并没有听到心跳，而仅仅是以纸或“剪影”在做做样子而已。
新的时间纹理与肌理
回到小说本身，译者孟湄细微传达出了罗兰叙事中的那种迅疾又喃喃倾诉的语调，文本语句以一种雪铁龙式的车行速度在巴黎展开，对下一代人娓娓道来，这是不由自主地倾诉，巴黎的街景浮现出来，似乎过去就在当下，而当下有着过去的烙印，历史与现在得到了重叠。在文本的反复重写之中，呈现出巴洛克褶皱的相互套叠！《纸老虎》分为六章，其实就是六层褶子，带有岁月的光晕，几乎是岁月的褶皱，可以从任何一层开始，不断反复叙述那个5月的事件，把历史的记忆与个体的追怀感受，以及对当下的观照，还有未来的期待，层层套叠起来，就是同一个事件的不同观念的展开，也如同音乐中的和声，有着对革命精神的对位反思。深入重大事件的精神力量，反省自己所制造的历史，坚持不让自己布尔乔亚化，反思法兰西文化的历史使命，历史的未来与过去的顿挫关系，以及对于中国的想象，都以纸老虎以及革命歌曲贯穿其间。借用本雅明说到荷尔德林的翻译时所言，真是如同风触及了风琴一般发出着美妙的声音。
从理论上讲，用另一个更为困难的比喻来说，原来文本经过语言转译之后必然会被打碎，如同打碎的花瓶在陌生的语言中重新黏合起来，看起来似是天衣无缝，这就必须在极小的细节上相互吻合，尽管相互间不必那么相像，但要达到使原文和译文成为一种更大语言的可辨认的碎片，恰如容器的碎片是整个容器的组成部分一样。
本雅明的这些说法，其实在中国人看来，还可以做得更为美妙，这是通过翻译的另一种语言，组成了新的纹理，生成出独特的时间的纹理或肌理。我甚至想继续展开这个瓷器纹理的隐喻，这就是中国瓷器上的“包浆”（这是指文物表面由于长时间氧化形成的氧化层，暗示时间岁月聚集后形成的光泽与光色），在时间尘埃与手感把玩之中形成的这层肌理，幽光沉静，在时间的聚集中，瓷器上的花纹随着岁月或光阴的沉淀，带来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光晕或色晕。
正如罗兰所说，他小说中的人物是所描绘的那种生命关系的剩余，这种剩余在聚集时间的光晕：“在我们之间永远有着我们过去关系所剩下的一些什么。只不过他距离亲近感总是那么遥远。”阅读《纸老虎》，让我想到这个隐喻。这是1968一代人经过岁月沉淀之后的重新书写，留下的那些余痕在反复的书写中，那么远又那么近，如同瓷器包浆带给人的感受，因为这是有着层层的时间岁月的痕迹，是心迹与心痕。
来自自由的礼物
我们中国的年轻人也曾经经历过历史大事件，但为何我们无法写出如此富有丰富褶皱的诗意文本？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对于罗兰，他不再渴望革命了，但也决不会与现实妥协，他不愿意下降到现实中来，或者对于他而言，保持青春的革命激情，才不可能与这个现实世界妥协，但对于启蒙现代性的个体而言，又并没有一个宗教王国可以信仰了。这样就面对着一个悖论：我们都是纸老虎，我们依然还是纸老虎，反动派的纸老虎们也并没有被打败，反而是我们自己成为了纸做的老虎了。但革命虚无的激情总是激情，是真实的，只是如何由此形成反省的批判力量？
在罗兰的写作中，这个批判力量来自于一个张力或者矛盾，或者说那个年代的思想与语词都陷入如此的尴尬，这包括两个层次，也是一个双重的褶子。
在第一个层次上：一方面，既要拒绝现实，不会与现实妥协，即：“要从虚幻中降落到现实，两只脚都站在现实的盘子里，有些人能够做到，但是我们做不到。”或：“非现实主义毒品过量？或者是我没有足够的抗体？”而真正的要求在于：“做现代派，就是去打破自己时代的陈词滥调！”——这几乎是现代性的唯一格言了！另一方面，也要拒绝幻像，任何革命的幻像，宗教的幻像，乌托邦的幻像，在经过几十年的反省之后，都不再渴望，不再相信！“事业，像教堂里的一个装满疯子的小厅堂，有一天会是坟墓，但是在锚地与坟墓之间不曾有任何安定。”
与之相应，还伴随一个相关的肯定，即另一个层次上：一方面，有着坚实的现实感，历史的忧郁不可能抹去，这是个体生命的感受，不进入现实并不意味着对于错综复杂的现实没有感受，而是别样的感受，这是忠实于记忆以及记忆的诗意书写；另一方面，则依然保持着执着的信仰，这是另一种信仰，即另一种肯定，这是奇特的肯定，即肯定自己的失败，因为还能够感受到失败，有着悲观的至善，把这个悲观做成了信念，如同叙事者所言：“在一个过去的生命图画和一个未来的死亡图画之间，在一个被抛弃被否定的幸福和一个难以习惯的恐惧中间，我们能感觉到我们心里有一种缺失，有一个地方它是空的，甚至可以说我们对这个空有一种喜好。”
对这个空缺的信仰，也是与1968一代的哲学家们，比如德里达、德勒兹与布朗肖等人对“缺席”，无论是对存在的缺席还是对上帝的缺席的信仰，因为这个空缺与未来相关：“代表那些还没有存在的东西——那是一个空缺，那将是一个多产的空缺，那是为了世界而留给你们让你们自由享用的。”这是让未来保持为未来的空缺，不被任何的虚假信仰填满，这是来自于自由的礼物！因此，只有失败，并且在文学写作中经受这个失败，寻求那唯一的词，最为恰当的词，而这是不可能的，因而把青春的失败转换为文学写作的失败，这是失败美学的拯救方式。
——这个双重的尴尬，不仅仅是那个革命年代，也依然是我们时代的人性的根本问题，而且也许是现代性最为根本的悖论。
承认失败，肯定自身的消失与失败，因此不是去做赢家，作家喜爱的革命是被打败的革命，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确实是纸老虎：我们革命但我们是失败者，我们越是失败，我们越是革命！那么，在“虎”与“纸”之不可能的结合中，我们认识到世界的真相，因为这是世界本身的悖论，我们才可能继续看到：为何我们曾经是“纸老虎”，然后我们被套上了“纸手铐”，现在，我们又有了一颗“纸心脏”！
（作者系文化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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