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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秩序 寻找多极共治新契机

作者:苏琦

来源:华夏时报

发布时间:2012-11-07 23:37:00

摘要:中国已经是亚洲第一大经济体和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且虽然近来经济增速有所下滑,但考虑到工业化与城镇化的方兴未艾,发展势头依然为世界看好。
资深媒体人 苏琦

    自从美国提出“重返亚太”(Pivoting to Asia-pacific)以来,南海、东海颇不宁静。除了围堵中国说之外,还有一种说法认为美国的“重返”打乱了亚太各国适应中国崛起的节奏,进而造成了目前的乱局。
    “围堵说”新意不大,美国对中国的围堵不是自今日开始的,只不过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表现,有时候围堵多一些,有时候做生意多一些,这也是所谓中美关系“好不到哪里去,也坏不到哪里去”的具体表现之一。
    “打乱节奏说”有一定的道理,然而细究之下不难发现这一推论有着重大的“一厢情愿”的问题:难道中国能够指望美国“耐心”等待亚太各国充分适应中国的崛起,并深度加入以中国为主导的亚太一体化进程后再有所“作为”吗?
    中国已经是亚洲第一大经济体和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且虽然近来经济增速有所下滑,但考虑到工业化与城镇化的方兴未艾,发展势头依然为世界看好。近两三年来,关于中国的GDP最快将于何时赶超美国成为全球“老大”,已成为学界和媒体最为热衷的话题之一。这自然会增加转型乏力和此刻正在苦觅新增长点美国的焦虑感。
    除了经济体量外,中国由于自身地理位置在亚太有着先天的地缘战略优势。从历史地理的角度上看,在美、中、日、俄、印这五个在亚太地区举足轻重的国家中,唯有中国有着与东北亚、东南亚、中亚和西亚全方位交往的经历。这种在历史中形成的文化体验和心理经验是无法模仿与复制的。
    幅员的辽阔,悠久的历史传承,深厚的文化底蕴,再加上蒸蒸日上的国力,自然令中国在世人眼里有着沛然莫之能御的大国气象。这自然会在某种程度上引起现有亚太国际体系主导者美国的猜忌与担忧,随之而来试图进行的围堵与压制也都是可以理解的。在美国主流决策精英的论述中,更是不乏所谓随着全球经济重心东移,美国理所应当要将更多的重心放到亚太的说辞,而且认为这样理解也更符合“pivot”的字面意思。
    无论美国的真实战略是以围堵为主,还是以顺应经济发展潮流为主,还是二者兼而有之,中国都要冷静应对。一个国家的崛起,不论其方式如何“和平”,都会搅动原有的利益格局,带来很多新的张力与扞格。自古至今,后来居上者与此前领先者的关系都不容易拿捏,而随着经济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加深和彼此距离的进一步拉近,中国与周边国家原本不存在的摩擦乃至冲突也会呈阶段性增多之势。对中美而言,对周边国家而言,彼此都需要经历相当一段时间的调适,从而摸索出一套新相处之道。
    在此一动态过程中,如何理顺中美双边关系和亚太多边关系,进而重塑亚太国际体系,是比应对美国的猜忌、围堵乃至遏制更为严峻的挑战。这在本质上是一个没有固定答案的选题,其演变的结果取决于多重互动的走势,其变量之多,足以令人气馁。因此,在迅速果断地直面各种突发性挑战的同时,尽力营造一个相对宽松的亚太外交生态,构建一个多赢的经贸格局,就成为重中之重的任务。
    知来处方知去处。一部亚太国际体系的演变史,足以供我们有所镜鉴,知所进退。自中华朝贡体系被条约体系取代后,亚洲一直未能建立一个完全自我主导的国际体系。当年中国一度试图以“同文同种”的情感谋求与日本联手共御“外”侮,但一意“脱亚入欧”的日本首先谋求的就是彻底粉碎中华朝贡体系。在此一目标于甲午一役得以实现后,日本的自我膨胀日甚一日,最终走上试图以亚洲版殖民体系取代所谓“白人统治”的道路,且美其名曰大东亚共荣圈,结果外遭美英苏联手反制,内遭亚洲各国激烈反抗而终至国家覆亡。
    二战后亚太国际体系的演进脱胎于雅尔塔体系,从某种程度上说现在亚太地区依然处于雅尔塔体系的“阴影”或“遗产”之下,比如朝鲜半岛迄未统一、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地区仍处于事实上的分治状态等等。
    在历经反殖反霸、不结盟运动、第三世界大团结等诸多尝试与努力后,时至今日,亚太地区不少国家依然面临着未完结的双重历史挑战:对内完成民族国家构建和现代化转型,对外寻求建立新的可持续亚太国际体系。前不久逝世的柬埔寨前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命运多舛的一生充分折射了这一双重历史任务的艰巨。
    以苏联的解体和冷战格局的终结以及中国深度融入国际贸易体系为标志,美国主导的亚太体系在上世纪90年代迎来了其辉煌的顶点。应该说,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从此体系得益甚多,而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国也从未真正“远离”亚太。中国的崛起正在改变这一切,但曰重塑而非重建,就有着不挑战和颠覆现有亚太国际体系,而重在对其进行改善和扩大的意涵。随着产业升级的加速进行,中国可以通过所谓“领头龙”模式来将低端制造业转移到越南、柬埔寨、缅甸等东盟国家中的新兴经济体,并更多进口它们的轻工业品,从而超越此前的资源能源类贸易。而随着中国服务业的进一步勃兴,加大对美国服务进口的力度,进一步做大与美国的利益交集也将水到渠成。随着中国民众创富能力的进一步提升,对外投资力度的进一步加大和国内终端消费市场的进一步扩容,亚太地区将更多分享中国成长的溢出效应。而伴随着中国利益让渡半径的扩大,亚太的整合乃至一体化的推进将面临的阻力也越来越小。
    这自然不会是一个一帆风顺的过程,亚太各国间又拉又推,又推又拉都会是经常上演的剧目。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作为中国地缘上的邻居,根据远交近攻的规则,绝大多数亚太国家不可能完全选边美国。此外,美印、美越、美菲甚至美日之间并非没有历史“负资产”。而且对美国而言,其拉拢的“伙伴”越多,意味着其战略负债越多,面临巨额国内外赤字的美国有多少余力进行所谓的围堵乃至遏制也是一个疑问。
    近年来有人曾提出“一元多极共治”的理念,如果此提议得到决策层共识,那么在亚太地区率先试验和示范就很有必要。如果中美之间,乃至中美俄日印之间能够在亚太地区摸索出一套相处之道,那么离天下大半安矣。事实上,自今年以来,无论是中印应“共同和平崛起”,还是澳大利亚应“接受我们在亚洲的位置”等议题渐次升温,都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此演进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重返亚太不仅仅是对中国的威胁,如果应对得宜,恰恰可以成为重塑亚太国际体系,让美国“提前”适应中国和平崛起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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