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以市场主导化解“券商危机”

    尽管10月份稍有起色，但持续震荡下行3年之久的A股市场，对过于依赖经纪业务为生的券商，仍然构成了巨大的生存挑战——据《东方早报》报道，在继中信裁员降薪之后，同为我国券商业标杆的中金公司，为了度过市场的寒冬，日前，正在启动年内第二次裁员降薪。
    这本是预料中的事，其实，券商业的裁员降薪早已持续了一年多，只不过，此番中金作为明星券商更引人关注而已。在A股熊市仍持续之下，券商通过大规模的裁员降薪（尤其是营业部和投行部），从而减少业务支出，亦不失为一种危机来临时的瘦身图存之法。
    当下的券商业危机，从表面上看，依然是因为A股的持续萧条不振，在上证指数下跌20%的2011年，我国券商业盈利水平亦整体下跌了25%左右，这是因为，我国券商业盈利模式对经纪业务的过度依赖（经纪业务收入占比高达50%以上），而A股市场的持续不景气，必然会造成资本对股市风险的规避。
    但是，如果结合上一轮券商危机，以及我国券商业的初始功能，我们即会发现，券商危机的阶段性爆发，并非仅可用股市萧条就能解释，或者说，熊市仅是触发券商危机的导火索，而非其根本原因。
    上一轮券商危机始于2001年，其时共有包括南方证券和华夏证券在内的21家券商破产，尽管从表面上看，亦与其时的熊市相关。可是，其根本原因却在于国有资本主导的券商业，其兼带的政治属性，以及公司治理的软约束。
    以兼带的政治属性而言，尽管1996年通过银证分离，我国证券业的分业经营模式开始形成，但是其时4大行下属的经营证券业务的信托投资公司（后来重组），其主要职能仍是帮助四大行处置不良资产，通过“债转股”的形式将不良资产运作上市，从而使坏账转变为便于流通的股票以解套。与之相比，各地方国资所主导的证券公司，亦具有盘活地方国有不良资产的政治属性，在我国券商业先天与市场相违背的政治属性之下，不仅自身成为恶化A股市场的推手，更使其难能真正遵循市场化发展的路径。
    以公司治理的软约束而言，国有资本占绝对主导的我国券商业，往往陷入下述错乱轮回：牛市时好大喜功，如此既可彰显管理层的政绩，又便于通过“老鼠仓”等形式进行利益输送，熊市时即萎靡不振，更以市场萧条为借口，掩盖治理层面的缺失，以及违规利益输送等行为。
    当然，在证监会于2005年7月推出《关于证券公司综合治理工作方案》之后，我国券商业的治理软约束，在监管层强化监管，以及降低杠杆率等举措之下，貌似有所好转，并随着其后A股市场的由熊转牛，再度繁荣昌盛起来。可是，过度的风控监管，并没有使券商业的治理发生根本好转，相反，却束缚住券商的创新动力。
    面对“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窘境，监管层自今年以来，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券商创新的举措，以推动券商业的转型发展。在今年5月7日证监会召开“证券公司创新发展研究会”前后，便全面下调了券商行业自营和资产管理等多项业务的风险准备金，而随着融资融券业务的试点和场外交易市场的发展，我国券商业更由此拓宽了业务范围，而日前证监会发布的《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业务实施细则》和《证券公司定向资产管理业务实施细则》，更是首次允许券商自身办理登记结算业务，以及合规券商为资产管理提供资产托管服务。
    诚然，在监管层的有力推动下，未来券商业的业务模式必将发生改变，由此前过于依赖经纪和承销业务，转为经纪承销与自营业务、资产管理齐头并进的业务模式，而对于风险控制的相对放宽，更有利于券商业快速做大规模。
    但是，这并非完全是着眼于券商业本身的改革，其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为配合当下股市维稳而推出的应急措施。基于此，我们很难不悲观地预测，在经过本轮以“创新”为名的支持券商发展之下，极可能再次种下未来券商业的系统性风险。
    从根本上化解潜伏于我国券商业体内的风险，除技术层面拓宽券商业的业务范围之外，我们还需从股权结构上切实降低民资进入的门槛，从而破解券商治理的软约束困境。与此同时，在推进我国券商业发展的理念上，监管层应渐进从“政策主导”转变为“市场主导”，如此才能从制度层面上弱化券商业的系统性风险。（作者为财经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