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格对自由化的朴素呼吁

    这不是葛底斯堡演说，除非比较的是两位演说者同样不动声色的表情。
    今后的历史学家不会去解析印度总理辛格的演说中蕴藏的深意，修辞学家也不会对其威严的风格和敦促的效果感到高兴。它没有点燃人们的激情，像米特·罗姆尼说出“47%”那样，也没有宣传什么大创意或大道理，只除了其中一句朴素的比喻：“钱不会自己从树上长出来。”
    即使这样，当印度这位内向的技术型总理9月21日出现在全国都能收到的“多达山”（Doordarshan）电视台中，为政府不久前公布的提高柴油价格、向外国投资开放零售业的措施作出辩护时，这一切都显得非同寻常。除了独立日这种重要场合，辛格在担任印度总理两届期间像这样直接对全国发表演说的次数并不多。数十万印度人收看了这次电视演讲。为了将信息传达给更多的观众，演说第一遍用的是带着旁遮普口音的印度语，第二遍用的是语气更单调、没什么感情色彩的英语。
    辛格解释，他的政府代表的是“aam aadmi”（“普通人”的意思）和“包容性的增长”（后者几乎成了本届政府的咒语），但政府仍需做出艰难的决定，去“捍卫国家的利益，保护人民长远的未来”。他决定提高柴油价格，以减轻巨额的燃油补贴给不断增加的财政赤字带来的负担。他还决定向外国投资放开组织化的零售业，这对小商铺店主来说并不会造成许多印度人担忧的那种致命打击，反而还会新增“数百万个高质量的就业岗位”，降低作物浪费，改善脆弱得嘎吱作响的食品供应链条上的基础设施，降低消费者的购物价格。
    他提醒印度人不要忘了“1991年发生的一切”，当时的印度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他说他希望在印度重蹈覆辙之前采取行动，既然“美国和欧洲都在吃力地应付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而且“就连中国也放缓了增长速度”。一些批评人士说他选择的是“好的政治策略”，而不是“好的经济学”。他在演说中看起来对这些批评作出了回应：
    “要保护国家的利益，我们有很多事要做，而且必须现在就行动。有时，我们需要对那些容易的选项说‘不’，对那些更困难的说‘是’。此时正是这样一种时候。做出艰难决定的时刻已经来临。因此，我需要你们的信任，你们的理解，还有你们的配合。”
    尽管没有多少雄辩的感染力，所涉及的经济学也相当基础，但辛格的全国演讲仍言之有理。它让印度人又感到某种与政府之间的契约关系，也表明了他们的领导人这次不会在这些举措上让步（去年，由于联盟伙伴的反对，政府取消了一项允许外资进入国内零售业的计划），并提供了一系列可供媒体、经济学家甚至批评者进一步探讨的论点。以下两篇对辛格演说的评论或许是最好的，一个支持一个反对，分别来自《印度快报》的政治学家阿舒托什·华什尼（Ashutosh Varshney）和左倾的《印度人报》（The Hindu）的资深编辑希德哈斯·瓦拉达拉杰（Siddharth Varadarajan）。
    华什尼认为，印度人对大型跨国公司“占领”印度零售业市场的激愤是被误导的结果，这个决策真正的意义在于它对农村收入和农村消费带来的影响，两者在1991年印度经济被部分自由化以来的20年中远远落在了城市增长的后面。在这篇题为《农村福祉，不是沃尔玛》的评论中，他写道：
    1995年起，印度农村的年增长率在2.5%左右，而同期整个印度经济的年增长率接近7%，城市年增长率更高达8%-9%。城市收入增长也一直是农村的3-4倍。可以说，印度城市近些年以中国的速度变繁荣，而印度农村却仍停留在年速2.5%的历史水平。
    城乡差距在整个印度经济增长率只有3.5%的时期——上世纪50-80年代——并不那么重要。事实上，在印度独立之初的30年里，城市收入增长的速度并不比农村快那么多。但现在，二者之间的差距已经相当大了。印度的农村需要与城市不断上升的经济命运更好地联系在一起。
    理论上，如果农村和城市没有实现有意义的连接，农村收入就不会增加，这是简单且无可争议的。没有哪个社会在不存在这种关联的情况下还能实现经济转型。城市和乡村如果不以互利的方式相联系，农村的利益就一定会受到伤害。要制造这种联系，贸易和交通是其中最好的两个途径。
    简而言之，允许外国直接投资（FDI）进入零售业并不仅仅意味着引进沃尔玛或是乐购（Tesco），而应该是带给农村更多收入。不管这对传统的零售业者带来何种影响，对于农民来说却是有益无害。只能在农村卖东西或批发农产品的农民是贫穷的或顶多能将就维持生计，而与蓬勃发展的城市经济和现代贸易关联起来的农民会变得富裕。
    在《印度人报》中，瓦拉达拉杰称政府的举措是“出于恐慌而作出的冒险策略”，并表明自己不同意报纸编辑、电视主持人和公司领导人给予辛格的赞誉，称他的举措“坚定”且“果断”。在瓦拉达拉杰看来，总理是在外国机构投资者和信用评级机构的压力下才放开市场、提振投资者信心的。他写道：
    目前印度经济放缓从根本上追究是因为制造业。这是政府治理不力、中央和邦政府管理不善以及长期系统性地忽视道路、电力等基本基础建设的后果。这还是腐败和寻租肆虐的结果。在一拨接一拨私人游说的影响下，对铁路和沿海航运的次优利用推高了长途货运的成本，从而会加剧任何一次柴油提价所造成的通胀影响。由于对承包商工作疏于监管，道路工程总是一拖数年，甚至在征地过程结束之后都无法完成。工业则饱受多年来的电力短缺的困扰，就连本应提供电力的发电厂也都发现蹲守分配给自己的煤炭或天然气区块更赚钱。
    印度或许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在建立真正的资本主义之前就已建立成人普选制度和成熟议会制度的国家。建设“印度特色的资本主义”要求重新构造经济决策的过程。这意味着政策不能以强制的、自上而下的方式去制定，而忽视了选民的想法和疑虑，以及那些土地、资源、劳动力都需要被充分利用的社区。
    经济学家维维克·德赫贾（Vivek Dehejia）在《纽约时报》上的一篇博客中分析了印度政府这些举措的赌注。他写道：
    显然，这次的赌注不能再高了。如果辛格被迫再次收回这些经济改革措施，或假如他的政府在2014年任期结束之前垮台，那么许多人就会得出结论，说在印度这种人口稠密却仍相对贫穷的民主大国采取坚实的经济政策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
    “中位选民定理”或许能提供一定的解释。这个定理表明，政府都倾向于迎合本国中等收入选民的政策要求，不管这个政府意识形态为何。在印度，三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还有三分之一距离贫困线不远，只有最上层的三分之一才能算作中产阶级或富裕，这个国家的“中位选民”可能收入较低，他们更支持再分配，而不是长期性的增长。
    这就是为什么在印度，市场导向型经济政策自1991年首次经济自由化以来，一直只能偷偷进行或总是处在危机模式之下，而不能开诚布公地告诉选民它们为何很必要的原因。这种在1991年被我称作“原罪”的情形，其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
    与此同时，许多印度人都想对他们寡言少语的总理和内阁说：为什么非要等到危机时才直接告诉我们？受过专业经济学训练的辛格接下来或许可以在全国的电视台上设计一个简短的经济概念入门课。这样一来，他就可以展颜微笑，为2014年的大选及时扩大自己在选民中的吸引力，并赋予自己的政治遗产以学术上的凝聚力和连贯性，不必让其他人还得靠猜测、道听途说或是从9月21日那天的全国性演讲中获知。
（作者系彭博新闻网“全球观点”博客的印度专栏作者）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兰晓萌/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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