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尔斯登一年祭

文/袁 博

2008年终于过去了”，可是经济领域的坏事情似乎还没有到头。那些稍后离开雷曼的人和一年前离开贝尔斯登的人是这场危机最直接的体验者，而几个月前陆续提前返乡的中国农民工则被迫体验了经济萧条时期带来的间接影响。
   如今，大部分企图预测未来的言论，都更像是在风大浪急的局势里自言自语。与慌乱和迷茫相比，眼下痛定思痛，正当其时。或许，很多人已经不愿意去回忆贝尔斯登最后的日子了，而更多的人会觉得那是一件时间上已成过去、地点上与自己相距万里的震荡。无论当时如何剧烈，到了我们眼前时似乎也只有静看蝴蝶扇动翅膀般的感受。对于不乏灾难新闻的2008年来说，年初崩溃的贝尔斯登既不是这一年最重要的金融事件，也不是什么必须纳入年底盘点的新闻事件。毕竟，2008是个头条太多的年份。事实的确如此，可是很多事情的深层次原因都会在某一个具体的事件中得到充分的释放和体现。关于此次恐慌、危机的种种事端，贝尔斯登似乎是我们回望过去的一个关键性节点。
    以上认识还有待未来的检验，随着危机的结束——无论是在2009年，抑或在遥远的5年以后——总有一天，人们要梳理关于此次危机的种种反思。更为深远而富有意义的结论或许是当下之人有生之年都无法看到的，但是如同《万历十五年》对中国历史的深入纹理的观察一样，眼下的种种总结或许正是未来可期待之举的发端。这让人不禁想到了黄仁宇先生开篇所言：“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当年，在我国的朝廷上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
    关于贝尔斯登沦陷的研究，在理论界还会持续很多年。我们也几乎可以肯定，每当金融业前途难料的时候，人们就会不自觉地想起这些曾经的殉葬者。然而，风起于青萍之末，贝尔斯登的真正意义或许恰在于此。凡此种种，恐怕不是一篇短文所能尽数。这里我们只说缘何可以将贝尔斯登之崩溃称为此次危机之肇始。
    危机现身于2007年末，贝尔斯登最终崩溃于2008年3月下旬，随后危机深不见底。就时间而言，恐怕谁也不会将贝尔斯登作为此次金融风暴的发端。然而事件的关键不在于时间，而在于重大节点，这些节点或许显著，或许浮光掠影一晃而过，然而共同特点在于，其发生的过程既蕴含着整个事件的深层次原因，又对其后的事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此，我们似乎已经看到了贝尔斯登崩溃的重要所在——“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
    鉴于“Bear Trap”的原书名字，倒霉的编辑或许是被众多关于金融危机的新书冲昏了头脑，否则这本关于贝尔斯登最切近的回忆录就不会被叫做《恐慌害死熊》——如此不知所云、不着四六的书名，不知道要让多少寻觅者错过此书。不过当我翻阅的时候，不禁想到那些影响时局的人。如果是他们，而不是我这样的平民百姓，正在阅读这本书，或许关于此书中关于危机的记录与反思将激发更有实效的思考。
    不过，我隐约能体会到书名的一丝用意——在贝尔斯登覆没之初，掺杂着谣言的各种传闻面前，恐慌如约而至。与商业银行不同的是，贝尔斯登这类依托财务杠杆而存在的投资银行，根本不可能承受信用顿失的考验。任何看似短暂的流动性瞬间暂停，都可能葬送这个世界上貌似最强大的投资银行。这样的结局毫不奇怪，对于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来说，死亡只是时间问题。一旦条件成熟，谁都可以放手而去。而一年前贝尔斯登的体验，似乎让我们明白同样的道理对公司组织也并不失效。当然，公司似乎是个超越了个人生命的产物，是人类自己制造的保存和创造财富的得意之作。可是至今为止活着的公司，谁都不能保证未来不会死去，至于是不是如贝尔斯登那般猝死，则不必在意；问题只在于死亡需要的充分且必要的条件是什么。
    在农历春节到来的时候，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和往年一样与寻常百姓共度新春，这次他来到了在过去一年遭受了巨大打击的四川地震灾区。与往年不同的是，这一次总理在农历新年还没有过完的时候就启程赴瑞士达沃斯，由此开始了在欧洲的外交出访。在总理的奔波中，我们似乎都能感觉到恢复信心的艰难。与当初恐慌来临时的情况不同，那时，仅仅一条未经核实的消息就沉重地撞击了整个市场；而如今，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需要拿出巨额资金和规模宏大的复兴计划，才能在“灾后重建”中逐步提升信心。
    眼下，还有许多事情可做可说，只是纷乱尚未结束之时，我们似乎已经看到，这不是一场全新的风暴，纵览既往，这只是人性在特定环境中重复了以往无数次类似的选择而已。在这般滋味下回望贝尔斯登，不禁让人怅然——那历史的重点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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