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袭长袍新青年

    从《大败局》开始，吴晓波似乎就在以一种“文艺青年”的眼光看待中国企业和企业家的峥嵘岁月。时至今日，当我读到《跌荡一百年》“夜半鬼敲门”的题记和前言之时，吴晓波的作为已经足够惹眼，而疑似人文的目光已经越过了我们大多数人的发梢直奔百年往事而去。如今，对他来说，许多文字已经凝固成册，即使不能屹立百年，至少已经立于当下，所以，对他人的眼光自然不必太过在意——羡慕、嫉妒、鄙视、不屑似乎都可以抛诸脑后。所以，《跌荡一百年》成了一本与谁都无关，只与读它的人有关的书。
    在中国，写正史是一件重要但却乏味的事情；写野史是一件有趣但无聊的事情；至于戏说、演义基本上与历史无关，最多算是拿着“某朝那点事儿”说事而已；最后一件和历史有瓜葛的事情，就是解读，这是企图入世的文人们颇为青睐的一件事。唯一的遗憾是，解读历史很容易落得一身不是、费力而不讨好——即使作者本来就没准备讨好谁，一片苦心的用意也仍有可能被误解。莫名被骂一顿和莫名被夸一番的情况时有发生，作者仿佛把自己固定在将要启动的过山车上，接下来的事情还真是没人能说准。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吴晓波正在以自己的方式一边梳理，一边解读着中国经济的一些往事。对于一个忙碌于故纸堆、旧报刊，笔耕不辍，偶尔拍拍电视、写写歌词的人来说，文字毕竟是件严肃的事情，它承载了理想与希望、使命与责任。所以，他未必能够忍受我如此无聊的“读后感”。不过，当你翻开《跌荡一百年》，看到某种理想和担当道义的情绪涌动期间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本书还是值得去玩味的——当然，不一定以我的方式：对我而言，在阅读中获得对某些中国往事的新理解是件让人快慰的事情。
    比如，从一百多年前轮船招商局、江南制造局之类机构的组建，到近代散落各处的中国商业文化，我们对中国的商业精神和拜金主义有了新的发现。那些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陈年旧事，让我们发现中国的商业精神居然以不同的初衷，发端于官府和民间。政治需求和家族生存、振兴似乎培育了最早的商业文化，而从另一个角度反证了拜金主义的无聊和浅薄。中国人对钱的关注，远没有对生存的关注那样用心，其结果是商业承载的使命竟然是那样深刻和厚重。遗憾的是，我的这种主观理解终究不能解释，日后中国各地商帮的种种的文化和规则。原因是中国商业发端仿佛一棵尚未发育的幼苗，却被迫去承担在暴风骤雨中庇护众人的责任一般，结果可想而之：众人未能躲避风雨的侵袭，而幼苗依旧先天不足，继而发育不良。在随后的一百年里，中国的商业、商人似乎就是那与宿命抗争的树苗，如果与其他关注历史的方式最大的不同解读，《跌荡一百年》所表现出来的，就是它很容易让我们把沉寂在往事中的种种问题和意义，看得更真切一些。
    所以，文艺青年吴晓波同学的努力自有他的价值。不过，这样露骨的表述本身就很容易激起一片声讨，而且，我真不知道其他人能在这样一本书中获得怎样的收获，或者一无所获。我唯一可以狡辩的是，别人的想法可不是我的错误。但是，我相信，如果你还没有成熟到死气沉沉，如果理想这东西在你看来还不是荒谬和一文不值的，或许，在这本书里我们会可以意会的感悟与思索。

查看更多华夏时报文章，参与华夏时报微信互动（微信搜索「华夏时报」或「chinati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