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后见之明”吗

    关于什么叫做后见之明，最近看到一个期货投资者奚川的访谈，觉得很到位。有人问，“为什么很多投资者往往对市场有独到的分析，并能够准确地预测行情，却难以将其转化为盈利呢？”奚川的回答是，“事实的真相其实是这样，大多数投资者在市场上都是瞎蒙的，对一次，错一次，因为凡事都是事后诸葛亮，通常认为又是记吃不记打——光记着对的时候，不记得看错的时候，如果没有付诸行动的话，就会产生不出昏招就天下第一的良好自我感觉，而一做实盘，就会如实地反映出每一次的正确与错误。”
    这里说的只是投资，后见之明的后果不过是个人自负盈亏，如果后见之明放在社会决策上，影响力就不会这么简单了。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现今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心理学家，他对后见之明的社会成本有过专门的论述，在他的《思考——快与慢》中有一段如下：
    后见之明对那些决策制定者而言尤其无情，这些人包括医生、金融顾问、三垒教练、执行总裁、社工、外交家以及政治家。好的决策如果产生了坏的结果，我们就会责备那些决策制定者；而对那些只是在事后才能明确看出是正确的决策而言，其制定者也不会因此得到什么赞扬。这便是典型的“结果偏见”。
    卡尼曼认为这种评价者对决策者后见之明的存在，会导致决策的制定者偏好采用更加官僚的做派——极不情愿冒险。
    提到奚川和卡尼曼两人的经验和研究，是因为看到了温家宝总理在天津达沃斯年会上的一段讲话。在谈到2009年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时，总理说：“对于我们应对危机的一揽子计划，有人不顾事实地歪曲和指责，甚至说是不必要的代价。我想郑重地说明，正是因为当时的果断决策和科学应对，我们才避免了企业倒闭、工人失业、农民返乡，继续保持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好势头，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防止了现代化进程出现大的波折。”
    后见之明者，通常也自认为是“先知先觉”者，好像他们可以预测一切，但是4万亿之前他们都说了些什么，自己也不一定记得住，就像分析股票和买卖股票一样，这是两种工作。
    2009年的经济刺激计划，的确产生了副作用，但它的初衷和主要目标都实现了，在最近半年来的《地平线》专栏中，我总是在不断地强调和重复这一点。为什么要反复说，就是希望可以纠正这种后见之明，在充分认识到4万亿刺激计划的必要性和实现效果以及出现的问题的情况下，再进一步讨论目前稳增长的合理性。
    这一次当然不会有4万亿了，因为情况远没有当年那么糟糕；这一次也不会有9万亿天量信贷了，因为大家已经知道无节制的信贷造成了楼市泡沫的反复和地方融资平台问题。但是，4万亿的本质却没有变，那就是在市场总需求不足时由政府来补充。怎么补充？不是没事挖个坑再填个坑，而是补充对长期经济增长来说还存在的短板——中国和发达国家相比还相差太远的基础设施建设。
    “铁公基”并没有那么糟糕，有问题也出在融资模式上。上一期《地平线》刚分析过中国铁路投资短贷长投的问题，“2011年中期，铁道部发行的5855亿元债券余额的平均剩余期限不到两年半。”必要的办法是建立一定规模的长期债券市场，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政府直接为这些公共产品提供财政补贴。有意思的是，在天津达沃斯上我们清楚地听到了这一轮稳增长更多需要依赖财政支出而非多发货币的声音。
    北大的林毅夫在回答提问时表示，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政府4万亿的大规模投资帮助中国摆脱了危机，房地产可能是这一计划的副作用；对于近期政府审批的1万亿的新投资项目，林毅夫强调资金来源要依赖财政支出而非信贷宽松，以避免计划可能的副作用。
    而温总理在与出席年会的企业家代表交流时表达得也非常明确：“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我们都还有充足的空间。即使近两个月财政增速下降，7月底，我们收支相抵，还有一万亿元的余额。历年结余的还有一千多亿元的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我们将适时把这些作为预调微调的措施，以推动经济稳定增长。”
    中国经济有稳增长的问题，但问题远没有2008年那么大，稳增长的办法，还只能是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但依靠的应该是财政支出而非货币信贷。所以，我们自然可以理解为什么央行到现在还是不紧不慢了，我们也可以对一种情况更加放心——房地产泡沫难以再现。
    但愿，我这不是先知先觉，也不会事后有什么后见之明！
（作者为本报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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