轨道上的中国

程凯

    一股全球救市的洪流正在形成之中，只不过来得晚了点。
    欧洲人在经历了漫长的纠结后，“超级马里奥”终于一锤定音。作为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正式宣布：央行决策者们同意无限制购买国债方案，以缓解受到债务困扰的欧元区国家借贷成本不断攀升的压力。
    美国人也没有什么好迟疑的。在杰克逊霍尔的会议上，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把自己的意思表述得足够清晰，具体的动作很可能在两周之内公布。市场甚至开始考虑一个QE3不够，有人已经在为伯南克想“后招”，比如美联储可以动用自己的权力宣布提高它愿意承受的通胀水平，给市场一个更加积极的信号。
    现在的问题是，美国和欧洲如果都启动了如此宽松的货币政策，中国央行是不是应该立即跟进？有意思的是，如果美国和欧洲都按兵不动，中国或许应该更快地降息或者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但是，当欧洲人和美国人都开始向市场灌水的时候，我们倒可以淡定一点了。一是对可能逐步升高的全球通胀水平做出防范，二是期待欧美市场需求的改善将有利于中国需求的改善。
    外围环境的改善，将为中国经济的稳增长和结构转型赢得更多的时间，也为中国央行谋划中的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赢得更多的空间，但这并不代表中国经济不需要一些短期刺激措施来救火，8月份的PMI数据在那里摆着呢——低于50的数值说明中国制造在收缩。
    所以就在美国央行和欧洲央行都忙着的时候，中国的国家发改委也在忙。发改委在9月5日一口气批准了18个地方政府总投资7000多亿元的25个轨道交通建设项目，而发改委上一次如此操作还在2009年初，当时一下批准了23个城轨建设项目。9月6日，发改委又批复了13个公路项目、10个市政项目和7个港口航道项目。
    这就是轨道上的中国。
    在《地平线》专栏中，我对政府审批“铁公基”项目的预测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并且一直保持中立的态度，认为如果操作的好，这是保增长最有效最直接最实用的手段，还因为这些项目将为更长时间里的经济增长打下基础。
    但是反对“铁公基”的人更多，因为这些项目短期内难有回报，因此融资难，容易把银行和地方债务平台拖下水，造成一大摊子的不良贷款，甚至，还有贪污腐败的空间。在高铁去年出现重大事故之后，财务问题一夜之间都出现了，但问题的核心在于高铁该不该建呢？还是这些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方式有问题呢？更合理的回答可能是后者。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最近接受了我的一个邮件采访，谈到了他在《中国经济增长，靠什么》一书中对于“4万亿”计划的一些分析和观点。对于中国的铁路建设，他在该书中持有基本肯定的观点，但他相信融资方法上是有一些问题。
    拉迪认为，长期来看中国需要执行不同政策为基础设施建设融资，现有的用短期银行贷款和债券为长期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的体系肯定不是最优化的。他的观点换一个说法就很容易理解了，那就是“短债长投”。
    这种“短债长投”，我们在分析大多数曾经无限风光却一朝土崩瓦解的企业时经常遇到，明明你的投资回报是长期而缓慢的，但你的债务却要在短期内兑现，不得不一次次用一个新的短期贷款取代旧的短期贷款，滚动成一个虚拟的“长期贷款”。风险就在于这种融资结构上，一旦有一点风吹草动，新的短期贷款续不上，资金链立马断裂，一个企业就死掉了。
    根据拉迪收集的数据，中国的地方政府在2010年年末的10.7万亿元债务余额有一半在2011-2013年到期，只有30%在2016年之后偿还；而2011年中期，铁道部发行的5855亿元债券余额的平均剩余期限不到两年半。因此拉迪建议，有必要建立一定规模的长期债券市场，为那些很多年内甚至数十年内带来经济回报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来源。
    拉迪的建议和北大的林毅夫教授的观点一致。林毅夫在世界银行任职期间，对全球性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做过深入的分析研究，在回国之后即将出版的《从西潮到东风》一书中，林毅夫专门提到了基础设施的需求和供给之间的缺口在发展中国家如此巨大的原因——长期融资的困难性。
    钱可以从哪里来呢？林毅夫的答案是资金可以来自储备货币发行国和外汇储备丰富的国家，其中一个选项是主权财富基金和养老基金投资者。他认为，如果这些基础设施项目能得到妥善遴选和管理，就可以带来可观的长期回报。“虽然这些机构的资金极其庞大，投入基础设施项目的部分却很少。亚洲的大量储蓄目前主要投资于发达国家的低收益证券，特别是美国国债。”
    少买点美债，少买点蓝筹，买点轨道上的中国，可以吗？（作者为本报编委）

查看更多华夏时报文章，参与华夏时报微信互动（微信搜索「华夏时报」或「chinati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