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不担心速度却担心效率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商灏 北京报道
 
    目前许多人对于中国经济的满意度下降。而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未来趋势，北京大学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新近发布的《2012中国经济增长报告》表达了乐观的看法，认为增长的趋势并无显著改变，长期增长仍有巨大潜力。
    国内宏观经济领域著名学者、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在《2012中国经济增长报告》新闻发布会上也表示，现在无需太担心预期性增长指标问题，而约束性指标问题却令人担心。刘伟认为当前经济遇到的问题是典型的供给与需求割裂的问题，须在改善供给、提高经济增长效率特别是提高企业效率方面多下工夫。
    我们看到，这样的判断，的确存在现实的支持。由于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些内外条件暂时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微妙变化，比如中国楼市政策明里暗里的松动，央行的持续放水，以及欧盟救助成员国银行的举动加强、美国经济出现实质性复苏迹象等，中国经济一度面临的不断衰退的风险或有可能开始缓和。但长期看，风险能否从根本上加以避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还存在吗？日积月累的隐患最终会否导致中国经济衰落并跌入陷阱？
    相关问题，刘伟教授7月5日特别接受《华夏时报》记者专访，深入阐述他的观点。
内需不足
是中国经济长期顽症
    《华夏时报》：学界有观点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减速的原因，就在于生产过剩。如果欧美经济走向复苏、全球性消费能力恢复，中国扩内需初显成效，被高房价高医疗费用所压制的消费能力得以释放，以及通过推动科技进步拓宽消费领域，则问题或将得以基本解决。您怎么看？
    刘伟：内需不足是中国经济长期以来的顽症。这个顽症的形成，有经济发展的背景，也有体制的背景。所谓发展背景，在于中国社会经济到了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内需不足的出现已然是一种常规状态或普遍存在的状态。体制背景在于，中国经济发展到了目前的阶段，如果市场化不够深入，来自市场的约束力度不够强大，则投资的有效性受到伤害，实属必然和正常。
    上述内需不足的两方面成因，使得中国经济面临着很大的问题。
    我们所讨论的需求不足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投资需求疲软。然而有许多数据却显示，中国的投资需求并不疲软。比如2008年中国经济剔除价格因素之后，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增长15%以上，这是过去很少见的现象。2009年投资需求增长33.3%，而去年投资需求增长也有16.1%，但我们发现，这些投资都是政府投资。现在我们所担心的，是市场力量不够。因此政府轻易不敢退出，根源在于低效率，这可能导致较大亏损。第二，消费需求疲软。主要是国民收入分配不合理所导致的问题，也就是国民收入分配给居民少，居民内部收入差距比较大，这导致边际消费趋向降低。第三，出口需求疲软。很显然，情况不容乐观。
    但长期来看，中国经济所面临的，不是简单的需求不足问题，而是供给存在问题。比如成本高，价格高，品质低。现在，在活跃中国国内市场的条件下，除了一般的短期刺激需求之外，更根本的，是活跃供给，降低劳动力成本和企业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和劳动生产力，提供更多所谓物美价廉的产品，才是最根本的出路。
    《华夏时报》：供给不足的时候，即便开放金融行业，或者重新放松房地产市场，也不过只是预支未来消费，中国经济的减速无可避免？
    刘伟：供给上不来，刺激需求没有用。
对经济短期下行
要有明确判断
    《华夏时报》：即将陆续发布的一系列跟中国经济有关的数据，其可能的疲弱程度，会不会让人们对中国经济目前陷入增速不断放缓困境，有更悲观的认识？或是您认为情况很快会有好转？
    刘伟：中国经济现在的确面临两个问题：一个是通胀压力，一个是经济增速放缓。目前来看，经济下行的趋势正在加剧。这与去年情形有所不同。去年通胀压力相对较大，主要由于2008年7月以后所采取的扩张性措施积留下来的需求滞后拉动通胀。现在主要是经济下行的问题，这通过国际和国内的各方面的微观和宏观的数据表现出来，需要我们有明确的判断。
    我认为有两个判断依据值得关注。
    第一，中国出口放缓首先造成失业问题，但真实的失业率究竟有多少？社会对于失业率的承受力是多少？目前，相关的判断依据不是很清晰，主要在于并没有反映出全社会的失业率，只反映城镇失业率，没有反映乡村失业率。城镇失业率只反映登记失业率，没有反映调查失业率。
    我们看到，中国经济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虽然大家普遍感觉经济不景气，但失业压力似乎并不大，存在很多自愿失业现象。中国被迫失业率或非自愿失业率究竟有多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反通胀和反失业，需要依据真实的失业率，因此，真实的失业率不是很清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第二，拉动经济增长究竟是靠市场还是靠政府？如果靠政府，那根本不行，那样可能形成大量投资垃圾。因此，还须靠市场，还需深入研究如何推动市场投资。
    在消费需求问题上，短期内消费需求疲软的问题解决不了。比如出口衰退，这是国际因素造成的被动衰退，中国难以掌控。
 《华夏时报》：如果政府主导型投资的规模继续扩大，情况并不会变得更糟糕？
    刘伟：中国经济的特点就在于政府集中比较大的配置资源的能力，短期内依靠政府投资是可以的，但问题在于这样做的长期代价比较大，因为它牺牲的是效率，可持续性较弱。我们曾做过一个研究，即当全球经济危机势头很强劲的时候，财政政策短期内对于推动经济增长非常有效，而货币政策根本无效。货币政策只能影响物价水平，不影响经济增长。但财政政策对于推动经济长期增长无效，甚至是负效应。因此，短期可以依靠政府财政政策推动的经济危机背景下的经济增长，长期则绝对不可持续。
 《华夏时报》：从外部因素看，欧债危机未来会否更充分地暴露并对世界和中国经济造成重大风险？
 刘伟：欧债危机本身问题不大，其涉及违约问题总共约三万多亿欧元。财政和货币分割的体制因素影响了欧债危机的解决。欧洲对于统一财政感到没有希望或缺乏信心，分立货币政策意味着欧元区解体，短期内这对于欧元区经济秩序的影响非常大。
    由此来看欧债危机的演化对中国经济的可能影响有两个方面：
    第一，金融秩序一旦混乱（一个积极参与国际分工或国际经济的大国，最不希望经济秩序混乱），欧美都承受不起，中国受损失会更大。所以我们不希望欧元区改变秩序。
    第二个影响是直接的，即欧元区一旦出现混乱，世界经济市场肯定萎缩，贸易保护主义肯定抬头。如果中国内需扩大没有及时到位，中国经济增长虽然未必过度依赖外需，但却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外需。按过去的经验，中国出口每增长10个百分点，至少拉动GDP1个百分点。因此出口若突然下降甚至出现负增长，内需又受挫，中国经济增长必然面临较大问题。世界现在之所以普遍关注中国经济增长问题，原因也在这里。
对央行短期放水
持保留看法
    《华夏时报》：各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刺激计划，未来会否使货币泡沫更快增长？中国央行持续的放水行为意味着什么？
    刘伟：这在短期内肯定意味着一种扩张的行为，以刺激需求，改变货币市场供求矛盾状况，国际国内都试图如此。
    但我特别想强调的是，在国际货币市场上，可能是需求大，供给不足，因为其实体经济部门货币短缺，而金融部门破产倒闭，没有货币供给能力。中国却不一样，中国实体经济部门对货币的需求不足，然而金融部门对货币的供给能力很强，这体现在目前存贷差很高等方面。因此，短期是否需要放水？我持保留看法。
    中国的问题是努力培育货币需求，而不是努力刺激货币供给，这在2009年反金融危机时已有过教训，我们不应再重蹈旧辙。
我历来主张更多的经济自由
    《华夏时报》：您是我们非常尊敬的经济学家，学界过去曾对您有“京城四少”之一的誉词，近年来您的学术研究更不断有新的成果，继续呈现很独立的判断，并依然保持着当年的锐气。我们看到，中国经济现在每天都发生着许多令人不可思议的现象，似乎正在让我们所熟知的经济规律或理论瞠目结舌。从学术角度，您对此怎么看？
    刘伟：这正是经济学现在所热衷讨论的问题。特别由于本次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冲击比1973年前后和1929年到1933年的大危机来得可能更深刻，因为其带来2009年的全球负增长。但相关的讨论，目前集中在宏观经济学层面，即经历了上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的凯恩斯主义之后，新货币主义、经济自由主义、合理预期等理论盛行，但经过二三十年，我们却发现经济又出现问题，因此开始思考经济学要不要发生一场深刻的变革。这种变革不是指一般的政策变革，而是指经济哲学的变革。无论新货币主义或是新凯恩斯主义所倡导的新的变革，说到底，都意味着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二者之间的争论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这要求所有经济学家都做出选择，我们现在都面临这种选择。
    《华夏时报》：您主张采取何种理论来影响国内经济发展？
    刘伟：我历来主张更多的经济自由，尤其在中国经济自由度远远不够，国家干预太多的时期。中国经济和西方经济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政府干预太多，而西方发达国家现在却是经济自由度过分，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尚未进展到这一步。我们现在每当讨论宏观政策，很多时候会发现微观基础不配合，因为市场化水平不够，特别是要素市场化水平不够。所以，中国宏观经济政策选择最要紧的还是必须强调公平自由竞争，强调市场化和市场化的秩序，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必须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
    《华夏时报》：记得去年年初采访您的时候，您曾反复强调的，就是这个问题。
    刘伟：是的，现在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如果依然没有坚实的市场化基础，中国经济就没有出路。
核心问题是
技术和制度创新
    《华夏时报》：现在很多人认为中国正在步入重工业化后期，资本由短缺变为过剩，从而出现资本报酬率下降的普遍趋势。您同意这个判断吗？
    刘伟：我们不敢说全中国都资本报酬率下降，但在一些地区却可以说，目前固定资本投资形成增长速度和资本报酬率呈现阶梯式趋势。东部沿海地区投资增长速度普遍放缓，最近几年，全国固定资本投资形成增长速度最慢的是上海，说明这类地区城市化、工业化已比较成熟，固定资本投资进入稳健时期。和落后地区比如中西部地区固定资本高速增长相比，处于不同阶段。
    但从投资回报率来看，目前尚难做出准确判断，需要有进一步分析。比如上海、北京等地虽然投资速度放慢，但回报率却不一定低。中西部投资增长可能速度很快，但可能牺牲的是环境和效率。
    《华夏时报》：未来CPI涨幅是否将超PPI，就业人口比例下降，必然导致消费成本上升、企业盈余减少？并且地区差异，似乎也同样存在？
    刘伟：这主要反映的是市场问题，即市场不均衡。如果市场竞争均衡了，这个问题大部分就可以解释，比如劳动力成本、CPI、PPI等等大概可以有理智的选择。现在因为存在地区差异，形成市场分割，竞争不很充分，所以表现为局部与整体的经济状况不相符，但我相信总体情况肯定如此。
    《华夏时报》：总体经济上，学界有分析认为可能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若由此观察，持续三十多年的经济增长模式会否走到尽头？
    刘伟：能否穿越“中等收入陷阱”最核心的问题是两个。
 一个是重视创新。比如日本、德国，也包括中国香港地区和韩国，其二战之后能穿越，最主要的推动因素是技术创新。必须有自主创新的能力，否则即使有钱也投不出去。为什么内需不足？主要在于投资需求不足。如果有钱，却没有投资机会，求解之道就取决于能否有关键技术的创新，归根到底取决于人力资本的投入。所以你看世界上那么多国家，能穿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共同点，就是重视人力资本投入，重视教育，重视研发。
    一个是重视反腐败。权钱交易的问题，从市场角度来看，如果市场化滞后，不按照市场效率原则配置资源，就只有按照寻租指数腐败指数去配置，就会造成高腐败和低效率。所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基本都是权钱交易、权力寻租非常普遍的国家。
    因此中国现在第一必须重视技术创新，以提高效率；第二必须重视制度创新，以反对腐败。这是中国能否避免落实“中等收入陷阱”所面临的最根本问题，其他都是枝节问题。
    《华夏时报》：如果在就业人口、资本投入和生产率三个独立变量中，生产率的提高是最根本的，则未来五年中，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取决于哪些因素？
    刘伟：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有一条规律，即制度重于技术。相应的制度创新可以带来相应的效率解放。
宏调政策
不应短期内变化太多
    《华夏时报》：政策框架会否很快将从总需求方面调整到总供给方面，所谓促进企业要素跨行业流动和生产率持续增长的“供应学派”的政策思路正在受到关注并加以实行吗？
    刘伟： 中国的强项始终在于调控供给，对于调控总需求，我们没经验。长期的计划经济条件使我们习惯于供给调节。西方经济学，包括里根当年在美国为什么搞供给革命会中途夭折，因为他发现供给革命搞到最后弄不好要搞成计划经济，即政府管理将要深入到企业。但现代供给管理不是计划经济问题，而是政府部门给定规则，市场部门通过一些参数的调整，影响厂商和劳动者的积极性，比如减税等等，而不是直接干预。因此，供给管理将来肯定是个方向，但供给管理的方式需要发生改变，不是直接干预生产者行为，而是干预生产者的行为规则。
    《华夏时报》：反向组合政策在现实的映照下还继续可行吗？
    刘伟：现在的宏调政策依然是反向组合，所应担心的是政策的效果会否受到一定影响，担心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紧缩的货币政策二者会否相互抵消。政策的积极性只有满足一定的条件才能发挥，我个人的研究发现，现在似乎满足不了相应的条件。
    《华夏时报》：调控的艰难性日趋明显，政策变化会否可能呈现出我们现在所很难预料的某种特征？
    刘伟：我主张宏观调控需要稳定，不要短期内突变，否则接下来的结果将不可预期。我们现在要检讨的问题是，这几年宏观政策变化得是不是太快？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疑问。宏观政策应尽量稳定，不要短期内变化太多。
    《华夏时报》：您判断很快会出台新的刺激政策吗？
    刘伟：我估计方向性的政策不会变，但力度可能有所放松。
经济增长不担心速度
却担心效率
    《华夏时报》：短期看，结构的或体制的大的调整改革迫切需要有哪些实质性推进？
    刘伟：体制性的改革迫切需要关注要素市场改革的推进，因为中国的商品市场化经过三十年已基本完成，现在微观上真正的问题或有相当难度的问题就是要素市场化。宏观上我觉得宏观决策的方式，地方和企业的利益如何反映到政府宏观决策的程序中来，需要解决通道的问题。
    《华夏时报》：哪些因素将有助于中国在未来几十年保持较快增长？
    刘伟： 从需求来看，中国的需求在扩张。作为一个工业化加速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投资需求不可能疲软。消费需求方面，除非不改变收入分配不合理的格局，正常情况下，高速增长的国家，消费需求应该是相应扩张。出口需求方面，从目前中国已经是世界贸易第一大国的竞争力来看，短期内无论什么原因，中国的出口需求迅速没落不太可能。未来五年到十年，甚至十五年左右时间内，中国经济保持比世界平均速度高的增长，应该没有问题。
    我担心的是，中国经济的约束性指标，比如节能减排，居民收入提高水平等指标是否可能出现问题，我们现在没有把握。如何在机制上加以落实和保证，是个严重的问题。
    总之一句话，中国经济增长不担心速度，却担心效率。
    如果效率不高，则增长再快可能多是泡沫。关键在于企业的效率、竞争性，在于市场化、法治化，在于增长的微观基础是否效率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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