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市场经济兴起的逻辑

来源：华夏时报

发布时间：2012-08-22 19:31:08

摘要：民国市场经济兴起的逻辑

财经作家、独立书评人苏小和

   关于民国初期中国市场经济兴起的逻辑，一直见仁见智。
    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区域性的农耕经济发展到19世纪下半叶，已经失去可持续发展的动力。著名的马克斯·韦伯在1912年就这样说过，中国是一个君主专制、闭关自守和停滞不前的社会；更加著名的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也直言，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已经抵达“最高限额”，如果没有制度性的变革，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将变得不再可能。这样的观点，得到了西方大多数学者的认可，在西方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学界占据主导地位。
    在经济史的角度看，亚当斯密所说的最高限额时代，应该是在1400-1850年之间。这大约400年的时间，中国人口的总数从6000多万增加到了4.3亿，生产的总值当然也是正比例的增长，人口大面积向南方地区迁徙，而耕地面积从3.7亿亩增加到了9.5亿亩。当传统农业的发展积累到一个变量之后，手工业的出现就是必然的结果。区域性市场的交换随之出现，并且勃兴，这又反过来推动农业、金属加工业、纺织业、造纸业和陶瓷业等制造行业的发展。中国人耳熟能详的集市现象在这个时候蔚为大观，这成为区域性商业经济高速发展最主要的表征。学者施坚雅（W.skinner）认为，到晚清末年，中国经济结构中地方的集市现象达到了6.3万个，集市的增长率甚至超过了人口的增长率，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终于发展成为一个区域性的商业社会。
    有些经济学的常识需要在这个时候提出。当商业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市场的交换成为常态，人们对货币的需要就变得非常迫切。一直以来，清政府在货币政策方面都是严重滞后于商业交换，通行的做法是通过增加白银进口，或者提高本国的铜产量来生产货币，这显然已经不能满足市场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开始求助于一种准私人银行，也就是钱庄。也就是说，钱庄的出现，是市场化自由交换背景下民间力量自发的秩序，在山西、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尤其是宁波一带，一种民间的信贷制度变得十分火热，由于得到家族和同乡的支持，钱庄在几乎没有政府干预的制度背景下迅速发展，肩负起了一个时代市场交换的主要职能。
    事实上，按照市场自发秩序的逻辑，政府在这个时候应该顺应市场的发展，共同将市场的容量做大。比如主动向外部世界开放，进入国际贸易秩序。但众所周知，在接下来的大约几十年之内，晚清政府采取的主要经济政策，是抵制西方经济秩序，拒绝更大范围的开放。这一段历史图景，国内的主流历史观解读为西方列强通过鸦片战争，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将中国拖入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时代。国外的历史学界则认为，正是由于一系列条约口岸的产生，中国进入了一个被动开放的时代。从19世纪前期开始，中国虽然极不情愿，但不得不被更大范围的工业化和国际贸易秩序推着走，这种被动地开放和发展的历史态势，才是历史的主流，任何一种力量都不可能阻止，即使一些历史时期出现了明显的倒退，但从大势来看，中国市场的开放，融进世界经济秩序，才是真正的大势。
    另外一种历史观点，与第一种观点几乎是尖锐对立。这就是中国国内一大批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作为学术基础的历史观，他们认为，中国更加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之所以流产，主要是19世纪帝国主义的侵略阻断了市场的发展。这是占据国内所有历史教科书的观点，它的影响力在于，由于强化了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利益冲突，使得大多数中国人转向一种更加决绝的自力更生精神，即中国人可以在不接受世界经济秩序的前提下，实现自我范围之内的发展。
    事实上，这种分析框架的漏洞很明显。第一，整个世界市场经济的大幅度演进，取决于工业革命意义上的新技术的支持，如果假定19世纪前期条约口岸经济产生之前的中国经济可以衍生出足够丰富的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则必须证明，中国在此之前已经走上了工业革命的道路，技术的发生和发展已经足以支撑中国人大踏步进入资本主义时代。第二，事实上，整个晚清时代、民国时代，以及更加丰富的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时代，中国社会和中国市场最大的主题，是对西方技术的引进、学习和模仿。也就是说，正是19世纪前期以来条约口岸经济的展开，才带来了工业技术的革新，而技术的革新，才真正推动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因此，任何一种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解释路径，都不能回避技术因素，因为无论在哪个国家、哪个地区，如果没有新技术的展开，几乎就不会有市场的拓展，尤其不会产生近现代工业秩序，不能产生具有产权意义、技术创新和自由竞争意义的现代企业家。
    第三种对中国市场经济的解释框架，来自于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秩序。事实上，沿着儒家伦理维度分析中国市场经济的发生和发展，争议更大。所谓矫枉过正，当儒家伦理支撑中国经济的发展长达千年却没有将中国经济导入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秩序，人们有理由也有情绪将所有的错误归咎于儒家精神，并大声指出，正是儒家的内在价值观才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障碍。比如儒家伦理观念尊重等级制度，所谓士农工商，这里既有对官僚士绅的抬高，也有对从事商业市场人士的歧视。官僚阶层由此构成了一种无可非议的、绝对专制的政权，这种政权体制不仅在思想的层面主导社会，而且在市场的层面主导经济的秩序，正是后者，使得中国社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没有给各种形式的私人企业提供自由竞争的空间，大量的商人和生意都依附于官僚体制，一个古老帝国的政府框架从根本上束缚了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