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放水已不再灵验

作者：商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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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2-05-21 11:23:03

摘要：央行放水已不再灵验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商灏北京报道

   从过度信贷，到放贷难，企业信贷需求日趋疲弱，情况已跟过去大不相同，但货币政策似乎逆行而上，结果是流动性难以消化。现在，央行所要面对的最急迫的问题是什么？
    中央财经大学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教授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专访时说，目前银行体系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必须引起高度关注。从未来趋势看，可以取消信贷规模管制，释放出中小银行的放贷空间。他同时表示，降低M2增速，扩大发展直接投资市场，是一条很现实的途径。
金融调控模式急需完善
    《华夏时报》：央行宣布从5月18日起降准0.5个百分点的利好消息，为何并未使A股受到提振，反使其一度冲高回落？
    郭田勇：决定股票市场价格的最主要因素，从供给方面看，受上市公司的业绩、运行机制等制约，从需求方面看，受资金链情况制约。因此，降准对于资金链而言，可能会让人们觉得资金会更宽松一些。而之所以降准，是由于经济出现下滑趋势，但对于上市公司而言，经济下滑意味着其业绩预期可能会有所降低。这两方面一对冲，必然抵消利好对股市应有之影响。

    《华夏时报》：在目前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之下，降准虽能为银行提供更多的可贷资金，但这部分资金流向了哪里？是否存在贷不出去或造成坏账的可能？
    郭田勇：从理论上来说，两种可能性都存在。所谓贷不出去，意味着存在流动性陷阱问题。当经济被普遍预期不好的时候，无论央行如何增加流动性，都不被微观主体所吸收。也就是说，钱能从央行出来，但流不到企业里去。在中国，这种现象局部存在着。这并非由于企业本身需求不足，而主要是由于政策因素。比如，一段时间以来的房地产调控，限制各类资金进入的政策持续未变，无论二套房，还是开发贷，或是土地储备贷款，相关贷款的控制政策都未变，所以降准以后，钱也依然很难流入其中。
    再比如，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前期形成的风险已经比较大，政府债务缠身，已无能力再去开发新的投资项目，即使开发了，银行也不一定愿意贷款。
    所以，钱流到哪里去了？流到了一些代表经济结构调整方向的新兴产业、高科技类企业、中小企业，包括三农等。但现在流动渠道并不畅通。一些大银行以前习惯于垒大户等放贷模式，一旦以前垒的一些大户并不需要太多钱，或钱投不进去，这时降准，虽然可贷资金增多，但这些银行仍难适应这种格局，仍只会向大户扔钱，如此一来，钱仍然困在银行。
说4月份贷款创新低是因为需求萎缩，这只说对了一半，确实有大户比如房地产和地方平台需求萎缩，但也要看到金融调控模式需要进一步完善。
很多中小金融机构放贷能力很强，但现在对他们有规模月控制指标，还有存贷比控制。这些银行中小微企业客户占比较高，其中有很多想贷款者，却没有钱贷。目前银行体系存在的这种结构性问题必须引起高度关注。
因此，从未来趋势看，宏观调控要完善，必要的话，可以取消信贷规模管制，释放出中小银行的放贷空间。
应当承认总结经验教训
    《华夏时报》：降准显然已不再是灵丹妙药，如果降准扭转不了经济下滑态势，是否证明我们对货币政策的期望过高？央行的货币政策能否救得了中国经济？
    郭田勇：降准的同时如果还有规模和存贷比控制，就可能使降准的效用大打折扣。但即使货币政策救不了经济，也还得接着救，在宏观调控的方式上，还要再进行一些改变。

《华夏时报》：一段时期以来，人们对央行修修补补或明松暗紧的货币政策，颇多微词，甚至认为央行患上了人格分裂症。你怎么看？
郭田勇：央行降准是基于现实的考虑，未来货币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还可以更强一些。

《华夏时报》：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货币政策迥异于世界主要经济体。对于央行频繁的货币政策转向，我们应如何理解？
    郭田勇：我们没有必要强调国内金融政策一定要跟国际的一样。货币政策是一种因地制宜的政策，每个国家既要根据其国内的经济情况，也要结合国际层面来综合做出政策调整措施。
但我们的货币政策上的确出现过一些经验和教训，这一点我们应该承认。比如现在大家开始讨论当初货币政策转向比较急，采取宽松型的政策配合4万亿投资，导致银行前期信贷过量投放，这里面有一些经验和教训可以总结。如果没有当时的信贷投放过猛，则现在政策腾挪的空间就会更大一些。这种因果关系是存在的。
    我并不同意所谓央行患上人格分裂症的说法，但从这几年的调控来看，如何使得货币政策更加具有预见性和针对性，是值得大家思考的问题。
央行资产膨胀
伴生M2高增长
    《华夏时报》：央行的资产据称已是全球最大，但央行资产的扩张，似乎明显伴随着一些负面效应，目前国内金融市场并不能充分吸纳这些流动性，过多的货币追逐少量资产，形成了商品和资产通胀压力。因此人们对央行巨额资产的结构和质量有不少的争议。你怎么看？
    郭田勇：央行资产确实扩张比较大，但这种扩张某种程度上是被动型的扩张。前几天我在微博上就说过，M2为什么高速增长？首先是由于汇率政策的绑架所导致，既然要保证汇率稳定，就只好大量收售外汇，这就导致人民币大量投放。这必然又导致央行资产规模越来越大。但保持汇率稳定的政策，并不完全是央行所能确定。也不能说美国要人民币升值，人民币就马上升值，这就会有大量的外汇结余。央行的资产膨胀对于中国而言，无非就是这么点事情。
再加上整个银行体系是以银行间接融资所主导，所以，与央行资产膨胀相伴相生的必然是M2高速增长。

《华夏时报》：从凯恩斯到哈耶克，伴随中国经济政策的解释变量，我们应如何认识传统货币理论的缺陷？
郭田勇：现在我看要推倒凯恩斯的人比较多，而哈耶克当时与凯恩斯之间发生的很大争论，其核心也无非是围绕政府刺激经济或经济的外部政策的刺激效果的争议。
哈耶克认为刺激经济长时间来看是无效的，凯恩斯曾回应说长时间来看，我们都是要死的，言外之意要的就是短期效果。但是从各国政府作为一种实用主义的政策来看（特别是谁都不能担任政府领袖一辈子），从面临5年一换届的短期政府角度来看，其要与短期行为相适应，所以凯恩斯主义一直占据较大市场。
所以我们看到金融危机以后，很多西方国家纷纷提出凯恩斯那套东西来，大家对凯恩斯政策的后遗症，看的也非常清楚，所以我们只是希望能够把握好二者之间的平衡。客观来讲，我们应当承认，一定程度的货币增发，的确对经济、对产出有刺激作用，但是也要看到，如果过量运用，对于经济的后患将非常大。

《华夏时报》：与单纯的独立模式相比，央行与其他经济决策部门之间的紧密合作能够更强有力地抵御经济的压力？这样做的必要条件是什么？
郭田勇：我觉得各国央行之间都应该有统一的政策出发点，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囚徒困境的问题。当全球爆发金融危机的时候，可能谁先救，谁沾光了。美国人知道，其Q1、Q2的漏水效应比产出效应要大，多发的美元，可能流到新兴经济体，造成资产泡沫和通胀，真正对美国国内经济有帮助的资金量并不多。但有人说，美联储为了追求短期效应，哪怕100块钱里有10块钱能达到目的，也要猛烈地刺激。同时也使得新兴经济体国家的货币政策不得不随之而动。中国去年的紧缩政策也是出于无奈。
所以，货币政策的全球联动，必须要有统一规则才行，否则各国各自为政，谁先动谁主动。全球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其本身是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内生性调整，但大家谁也不愿意调，因为调整要以人民勒紧腰带过紧日子为代价，而政府又需要人民的选票。奥朗德最近也表示要保持法国的经济增长，而不顾他曾声称的政策保证，因为他显然担忧若经济不能增长，法国人会把他选下去。
全球经济的错综复杂，决定了最好有全球统一的货币规则。那些有内在动力的国家，可以继续保持增长；没有内在动力的，就应加以调整，虽然这样是最好的，看起来也比较难，如果明知道达不到目标，各国央行只有明哲保身，只能刺激自己国内一片天。
降低M2增速
有现实途径
《华夏时报》：展望未来，中国央行需要面对的最重要问题是什么？
郭田勇：在调整结构方面，在保增长和防止经济过快下滑方面，央行并不会发挥什么主导性作用。央行的货币政策，主要还是一个总量政策，就是保持一种适度的，既不能少又不能过多的货币供给，这是最为主要的。
同时，面临一定的结构性政策问题，比如监管政策如何结合引导更多商业银行把资金投向代表经济结构调整的行业中去？但这方面财政政策也非常重要，比如为中小微企业减税，比如通过收入分配改革缩小贫富差距，提高中低收入者生活水平，这些都是财政政策的运行空间，也需要与货币政策密切协调。

《华夏时报》：降低巨额的人民币广义货币存量的有效途径是什么？
郭田勇：在中国的金融体系中，如果降低M2增速，扩大发展直接投资市场，是一条很现实的途径。

《华夏时报》：你预测继续降准和非对称降息等方面政策未来一段时间会有怎样的变化？
郭田勇：非对称降息是可以考虑的一项政策。由于存款利率在负利率的边缘，已不适合再降，贷款利率适度降低一些是可以考虑的方案。因为银行业目前的盈利能力决定其具有相应的承受力，既然现在大家普遍认为贷款增量减少是由于需求不足，那么价格下来了，肯定会增加需求。我认为，二季度内，央行在权衡之后，应可以考虑在一定程度上非对称降息。降准可能还是会有，但年内具体还有多少次，一般不好判断，还要与经济的实际情况相关联来加以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