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斌Ⅰ：掌握命运之舵

作者：尹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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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08-08-02 12:02:00

摘要：张学斌Ⅰ：掌握命运之舵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尹锋北京报道

　　孟子有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 张学斌的故事证明，对于那些出生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士来说，套用这句话来形容他们，再恰当不过了。
    “三年自然灾害”，加上“文化大革命”，终止高考，再到恢复高考，这个年代出生的人的命运伴随政治、社会的动荡而起伏不定。但也正是在这个年代吃过大苦头的这批人，对于贫穷和苦难的深刻体会，使他们更懂得争取自己的幸福，也更愿意为争取幸福而付出高强度的辛劳。
　　创维集团董事局主席张学斌，一个地地道道的山里农村娃，在上个世纪那个社会政治环境波谲云诡的时期，与同时代其他平凡的年轻人一样，张学斌在饥饿、贫穷中挣扎，直到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给了许许多多个张学斌一个出人头地的机会，很幸运的是，张学斌抓住了这一拨稍纵即逝的机会，鱼跃龙门，考上了大学。
　　从上学到工作，对于曾经苦难的恐惧感使他总是积极主动地去抓住每一次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从最年轻、最有前途的电算财会教研室副主任位置上辞职，投身到深圳、海南特区火热的经济发展中去。为了既定的目标，扛着全厂唯一的研究生名衔，他可以默默无闻、踏踏实实在最基础的工作岗位上一待就是两年，为的是将学校里的理论能够与实践结合起来，掌握管理的真谛。
　　在他事业起步的海南椰树集团（前身海南罐头厂），他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工作主动性，在国家税制改革、汇率改革的关键时期，善于抓住机会，积极为厂里谋取正当利益，在担任财务处长期间，利用公司闲余资金做起了投资，3年间，原始投入3个亿净赚1.6亿。在他工作10年之后，海南椰树集团由最初年产值3亿增长为20亿。
　　处在那个全国改革攻坚的时期内，张学斌是幸运的，作为海南和国务院确定的改革试点企业，张学斌参与了“股份制改造、股权改革”等公司改革工作，并由此成为最早一批对于现代产权制度和现代公司管理理念有深刻了解的人。在出任海南椰树集团总经理的任上，他大胆推行自己的改革思路，成效显著。
　　功成名就之际，张学斌内心再次涌动要到更高层次开阔眼界的想法，这与当年走出校园，进军海南时的想法一样，受到当时创维集团董事长黄宏生的影响，张学斌选择来到创维集团，开始了另一番征程。
　　来到创维集团后，张学斌的人生经历更加丰富多彩，在陆续经历了“陆华强离职”、“黄宏生被捕”等恶性事件之后，张学斌正式以创维集团董事局主席新掌门人的身份走向前台，开始引领创维集团走向新的时期。这个时期，创维集团已经脱离了黄宏生赋予创维的个人英雄主义烙印，而是更多的具备现代完备的公司治理机制和制度的企业，这就是张学斌赋予创维集团新时期的新企业内涵。
山村娃
     1963年，张学斌出生在四川乐山市犍为县的一个小山村，家里兄弟姐妹5个，他排行老二，上面有一个姐姐。
    上个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末期，是国家三年自然灾害和政治运动时期，那个时候，留给张学斌最深的影响是生活艰难，“能有饭吃，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
　　　再穷不能穷孩子上学，为了将来能有一个好的前程，他父母节衣缩食努力供几个小孩读书。1968年，张学斌5岁那年，开始跟着姐姐上学，“当时父母主要是为了让姐姐带我，减轻父母的负担”。
    那时候上学的学费还不是很贵，张学斌记得一个学期是一两元的样子，张学斌和姐姐两人学费加起来，一个学期大概8元钱左右，“家里小孩能够上学的都上了”。
    值得庆幸的是，虽然那时整个环境很艰苦，但张学斌家里还有一定的经济收入。“我父亲当时是大队会计，每年有一定的工资收入，不过母亲由于常年生病，整个家庭经济情况属于中等左右，父母节衣缩食供几个小孩上学还负担得起。”
    父亲一个人的工资，不但要负担全家的生活开销，还有孩子的学费，负担显然过于沉重。到张学斌和姐姐面临上高中时，父母开始犯难。“后来父亲决定让我上高中，就没让姐姐上，她回家做了小学老师，对于这个安排她并没有怪我，对我们这些弟弟妹妹她一直都很关心。”
    1977年，张学斌高中毕业，“毕业之后，发现其实什么都没有学到。当时高中课程学的都是农业基础知识，像什么水稻杂交技术、玉米杂交、拖拉机维修等课程，都是与农业相关的。这些课程的安排与现在各类职业技校的课程设计目的类似，希望农村的这些高中生，学成之后，回到农村学以致用”。
    除了课堂里学的都是农业知识，那时还有农业社会实践。“每个学期我们还有一个农忙假期，放半个月以上，要回家帮家里干农活。每个星期都有一天是劳动课，要学习开荒，学习怎么才能把庄稼种的更好。”
    张学斌回忆起这段岁月时坦言：“高中稀里糊涂就过去了，除了农业知识和农业实践，对于数理化知识基本上没有任何学习，基础非常差。”
    毕业后，张学斌因为年纪小，加上在学校里也没有学到什么知识，“所以只有回家务农，后来又到工地修水库，人年龄小、个头又小，扛不动石头，只能在工地伙房做饭。”
　　如果不是1977年国家恢复了高考的政策，可能张学斌一辈子就在农村务农，无所作为了。在知道了国家要恢复高考之后，张学斌开始从头学习知识，“白天在工地上干活，晚上就埋头看书，基本上每天都要看到凌晨二三点钟，因为早晨五六点还要起床给工地做饭，所以一天也就只能睡三四个小时觉。”
　　由于文化课基础实在太薄弱，为了能够跟上课程，张学斌当时跑到区中学跟高一年级学生一起学习。在所有的课程中，张学斌对理科很感兴趣，但后来高考的时候还是选择了文科。做出这样的抉择是出于现实的考虑，“毕竟理科要靠基础，而我在这方面因为原有教育基础薄弱，没有积累，一时难以跟上，而文科只要死记硬背就可以，加上我的数学成绩很好，觉得选择文科考上的把握更大些”。
    选择文科之后，又面临一个问题，自己手头没有一本可以看的书，因为都是农业方面的书籍，所以只有去找老三届的书来看，张学斌记得很清楚，到高考的时候，历史课本自己还没有看完。
    1980年，张学斌参加高考，最终的结果与张学斌之前料想的差不多，数学几乎考了满分，不过语文不及格。“当年为了参加高考，过程也是很艰辛的，考点在县城，离我家有50里地，而且全县只有这么一个考点，我需要赶50里山路去参加考试。当时要先进行预先考试，淘汰掉2/3的人，剩下来的人参加考试，再淘汰掉1/3。”
    与现在小孩参加高考时父母紧张不同，当时父母对他没有抱太高期望，所以也没有很紧张。“父亲对我说考不上就回家务农。”
    不过张学斌自己还是很紧张的，他不想一辈子在农村务农，心里有强烈想改变自己命运的冲动，因此他深知高考是能够改变自己一生命运的机会，一定要抓住。
    谈起多年前这场改变命运的高考时，张学斌仍难以掩饰一股兴奋劲（不但是对于张学斌，对于其它同时代的幸运儿来说，这场关乎国家命运和个人命运的英明决策，改变了国家和整个时代一批人的命运，张学斌搭上政策的便利之车）。
    拿到通知书的那一刻，张学斌感觉到自己的人生从此就会不一样了，不过唯一遗憾的是专业不是他喜欢的。“但不管怎么说，毕竟上了大学了，整个人沉浸在兴奋中。”即便如此，张学斌家里也没有为张学斌上大学的事大肆操办一下，张学斌自己喊了几个要好的朋友，“简单吃了一个顿饭，玩了玩就当庆祝了”。
教研室主任
     1980年—1986年，张学斌在中南财经大学相继读完了本科和研究生课程。研究生毕业之后，他被分配留校工作，一年后，张学斌就坐上了中南财经大学电算会计教研室副主任的位置，这年他23岁。在常人眼里，年纪轻轻已成为教研室副主任，在高校和科研的道路上，张学斌前途无量，不过他自己并没有志得意满，反而觉得学校生活并不适合自己，他开始思索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样的未来和生活。
    1987年，学校有一个派驻香港学习的机会，当时决定派张学斌去，但是要签5年的长期合约，这段时间的经历对他的触动很大。“从武汉到深圳，当时深圳给人日新月异的感觉，特区与内地的差别非常大，从香港学习回来后，我就想能留在深圳工作。加上那时候盛行‘下海潮’，大学老师、公务员都下海经商了，大家都有一种创造财富的希望存在，那种心理的向往难以抑制。”
    由于和学校的合约在身，身不由己，张学斌虽然非常向往特区生活，但还是选择留校履行完自己的合约。做出这个选择后，张学斌越发不喜欢学校生活，“大学讲师讲来讲去总是那些内容，我的导师教授了那么多年的课，同一本教材都已发黄了，只能教授陈旧的知识有什么意思”。
　　　另外，当时高校的体制也让张学斌感到非常压抑，“每周一都要学习政治，读报纸、念文件，人在这种环境里会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