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敏洪Ⅰ：一个中国人的“美国梦”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李紫兰 北京报道

    1998年8月21日。
　　  新东方学校的校长俞敏洪与同事杜子华饱餐了一顿甲鱼后，回到位于北京上地小区的家中。从创办新东方开始，俞敏洪就经历无数次内外交困的绝境，每走一步他都觉得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虽然他每天振臂高呼、灌输给学生的是“从绝望中寻找希望”的新东方精神，但是他自己也时常绝望到极点。好不容易把新东方这家民营的教育机构经营得红火起来，此时距离他离开北大整整7年。
　　  北京盛夏人行道上的热气让他有点心烦气躁，锁好了车，转身进了楼。这栋单元二层与三层的转弯处没有灯，他爬到那个位置时遇到上面下来的两个小伙子。这两个人一前一后跟着他，往他胳膊上就是一针。昏厥、苏醒、求生、得救，这是俞敏洪第一次遭遇劫匪，也仅仅是他人生中面临的并非是戏剧、但充满戏剧意味的诸多关键时刻之一。
　　  据后来抢救他的医生证实，劫匪给他注射的麻醉剂是动物园用来麻醉大型动物的，剂量极大，一般人被注射后获救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劫后余生的他笑称是“可以喝一斤半白酒”的抗麻醉体质救了他，练就这抗麻醉的体质的历程却不那么轻松，甚至带点辛酸。
　  　俞敏洪的故事是一个典型的“美国梦”的故事，用他自己的话形容是一个“Amazing　Story（令人惊喜的故事）”，只是故事发生的地点不在纽约而是在北京。这是一个具有美国开拓精神的“纽约人”在北京生存下来的故事，是一个一文不名的穷小子靠个人的奋斗成就为一位亿万富翁的传奇。他帮助无数怀揣着“美国梦”的中国学生实现了他们出国留学的梦想，而那些想改变自身命运、对外面的世界充满渴望的学子们也帮他发了大财。
　　  他是一个不安分的人。如果在当年高考落榜、留学失败、被北大处罚后他能接受大家的劝说而安静地过日子，那么今天的俞敏洪可能就会仅仅是一个县城师专的普通教师，是北大外语系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副教授，可能就会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过着单位、社会为他设定好的安逸、被动又一眼望得到头的生活。
　　  今天的俞敏洪更像一个自信的“纽约客”。接受我们专访的这天他穿了一件并不土鳖的蓝白小格子“Nautica”衬衫，深蓝色的裤子与质感很好的黑鞋子颜色搭配得很舒服，窄框眼镜与现在爽利的短发造型都恰到好处地修饰了他的脸形。
　　  当然，并不仅仅是外表的改变，他内心的“土味”也越来越淡。他能够自由地发表演讲、点评事情的态度轻松又幽默、不掩饰、不做作、尽量地做到诚实地面对自己和他人。虽然还是会有很多时候，他会面临狼狈和无奈的局面，但是在迄今为止的新东方的众多危机时刻他总能化险为夷。
　  　稳稳地站在新东方这艘大船上掌舵的俞敏洪很自信，那是一种拥有了财富、名声、地位和内心强大自我之后的自信，它让他看起来除了拥有以前就具备的亲和力以外，还平添了些许他独有的、男性的个人魅力。今天，谁还能记得清二十多年前那个从江苏江阴农村第三次高考才成功闯到北大，那个脚穿回力鞋、身穿破军装的毛头小伙子的青涩模样呢？
青春期：与霉运相处的日子
　　  估计在中国企业家中，俞敏洪对阿里巴巴的马云会有特殊的感情：两人都是高考连考三年才中。不知道马云坚持到第三年的理由是什么，俞敏洪的理由是“为了不在农村喂猪种地，干农活太苦了”。三年的坚持是俞敏洪在人生漫长的旅途中第一次从绝望中寻找到希望。
　  　1977年，文革后第一次恢复的高考在冬季举行。全国共有570万人走进考场，而仅有27万人考入大学。1978年，俞敏洪第一次参加了高考，直到1980年才考中，他和同时代的严介和、李东生、黄宏生等人，都是当时在21:1严酷的录取比率下的幸运者。镶着金色光环、令人神往的大学时代，给他们铺就了一条最有历史价值的人生之路，靠知识改变命运是那个时代的一条最诱人的选择。
　  　“反正我第一、第二年高考连个狗屁大专都不要我，我考了三年。第一、第二年的志愿全是江苏省常熟地区师范学院，是一个大专学校。毕业了，想回到家乡农村去当老师，户口转为城市户口，这个是我当时的最高理想。我同学当时有两个考上了最好的学校。其中有一个现在是我家乡的中学和小学联合校长，每年都跑到这儿来让我给他捐款，他就说那才是我真正的母校。”
　  　俞敏洪说成功充满了太多的偶然性，历史给予了无数人机会，真正抓住机会的人却少之又少，成就伟大梦想不仅仅需要勇气，可能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理由、一份执拗的坚持。
　  　“如果不是他，我的一个同学，我不会考第三年的。那个家伙当时成了我的榜样呢，因为他考上了，我觉得怎么我就考不上呢？所以就有了一个可比性，他并不比我聪明到哪里去，他考上了，我再考一年，可能就会考上。没想到再考一年，考到北大来了。完全是出乎意料之外。”
　　  没有人知道，那三年漫长的等待究竟对年轻的俞敏洪未来的人生产生怎样的影响，他只是拼尽全力、以一连串的漂亮数字为自己找到了出路。多年后他创办新东方，始终能在“黑暗时刻”中保持一份难得的清醒，始终未曾宣布放弃，在经历了种种磨难后为新东方找到一条光明的出路。
　  　俞敏洪接受我们的专访时能够清晰地记起这几个数字：“我的总分从300分都不到，一下子就突然蹿到快400分。当年高考比较难，高考录取分好像200分就可以了，我当时考387分呢，北大录取分数是380分，我多出了7分。”他的英语成绩是百分制的93分，而第一年只考了33分，第二年是55分。
    江苏江阴农村的公社拖拉机手、生产队插秧高手俞敏洪考上了北大，来到了首都北京。
    不会说普通话，不会吹拉弹唱，江阴第一中学的学生领袖到了北大什么都不是了。“我在北大当学生的时候最不顺利。普通话不会说，英语口语听说能力一塌糊涂。分到A班，一个多月就给我调到C班，C班属于落后的班。我也没有能力参加班上的各种各样的学生活动。尽管我学习很努力，但就是上不去，所以我在大学的时候，是最痛苦的时候，我人生最痛苦就是在北大的5年。”
　  　不难想象，俞敏洪在当时北大西语系这个洋味十足的地方会显得多么格格不入，什么年代选择英语专业的学生都不会是一群“土鳖”。新东方另一位创始人徐小平开玩笑地说：“我，北大团委文化部长；王强，北大艺术团团长；俞敏洪？观众！而且是大礼堂某个角落里的站票观众。”
　   　比起后来留校后由于在外教书而被北大开除，俞敏洪一再强调5年充斥着挫败感、迷惘、失意和无奈的灰色大学生活更让他刻骨铭心。
　　 “被开除不过是一瞬间的事情，当学生的5年过程是最痛苦的。5年里，我谈过一次恋爱，得了一场肺病，在医院被关了一年。我已经很失落了，对自己基本失去了信心。我交的朋友也只有中学的几个同学。大学的朋友，有很多现在在新东方工作，他们都是与我在北大一起出发的人。那时，我在追随他们，而他们并没有严肃地把我当成他们的朋友看。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我觉得他们不仅是我的朋友，还有点老师的色彩。”
　  　北大的5年大学生活是俞敏洪人生中最压抑的日子，事事不如人、样样不得意，那时的他沉默寡言、住进医院无聊时就数石头、看红叶，或者一个人静静地写诗。
　  　很多年之后，俞敏洪的朋友、和君咨询的王明夫在一次新东方所有高管都参加的讲座上，第一次听俞敏洪朗诵了一首他大学时代、北大燕园未名湖边上写的小诗《一只小蚂蚁》，被感动得“我眼泪差点流出来”。多年之后，俞敏洪钟爱的台湾歌手周杰伦有一首脍炙人口的歌——《蜗牛》与它有异曲同工之妙。这首小诗似乎就是写给当年失意的自己，它非常简单、却充满了温情，像一个童话中的小孩子在怯生生地喃喃自语。
    一只小蚂蚁
　　  在地上爬，在地上爬
　　  太阳升起来了
　　  太阳下山了
　　
　　  一只小蚂蚁
　　  在地上爬，在地上爬
　　  老人远看，望着啥
　　  看夕阳西下了
　　
　　  看一只小蚂蚁在地上爬
　　  眼泪静静地流，静静地流
　　  一只小蚂蚁
　　  在地上爬，在地上爬
　　　　王明夫认定：“这首用大白话写的诗容易令人感慨，我取了个名字非常沉重，叫大地苍生。它总是让人怀念一个时代和那个时代的知识青年的精神苦难与成长。我觉得俞敏洪在北大的时候，就能写出这种诗来，就注定了若干年后会比他在北大时候很风光的同学要成功得多得多。”
　　  在患肺结核养病的日子里，俞敏洪从容地读了600本名著，也许，这是他在北大除了学英语以外的最大收获。
“超级英文词典”的江湖生活
　　  在中国的年轻人中，俞敏洪有着神话般的魔力。
　  　曾有这样一个评价：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在哈佛与耶鲁的影响力和号召力超过了中国任何一位大学校长。《时代》周刊对他的描述是：这个一手打造了新东方品牌的中国人是“偶像级的，像米奇或者小熊维尼之于迪士尼”。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有张海迪、李燕杰、曲啸一呼百应，而90年代以来，俞敏洪几乎是拥有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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