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读与被误读

程凯

拉加德女士肯定不是第一次来中国了，因此当有记者在北京“国际金融论坛”上问她是不是第一次来时，她心里可能在想，“这是IMF新总裁第一次来。”其实，最近她就来过，那还是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的候选人，这一次是作为新总裁来的，说话的分量自然不一样。

拉加德自然知道这一点，因此在不长的时间里，她从全球经济的现状，讲到恢复全球增长所需政策，再讲到中国还能做些什么，最后讲到改革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意义。

内容如此宽泛，但涉及中国宏观政策选择的只有两个要点，而且这两点还都是针对亚洲国家整体而言提出的，并没有专门指出是中国问题。但是，有的媒体报道各取所需，标题就做成了“中国应放缓过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促发展”等。

我觉得，要是简单从字面上来理解拉加德的讲话，就可能会出现误读。什么是误读？就是听话人把自己心里想的当成了讲话人嘴里说的。

那么，拉加德到底说了些什么呢？还是要看她的演讲原文。在演讲中，拉加德对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建议是：“当通胀压力居高不下、货币政策宽松时，收紧货币是合理的。但当通胀得到控制、面临很大外部风险时，各国应推迟货币紧缩。”

另外，针对已经停止了货币紧缩，甚至放松了货币，但财政赤字和债务有些高的国家来说，她建议应该继续削减赤字。

如果仅仅因为是在北京演讲，就简单不加分析地把拉加德针对亚洲国家的政策建议加在中国身上，我们就会得出这样奇怪的结论：中国应该放松货币同时紧缩财政支出了。

这样的建议是很难满足各种“代表”们的。代表货币主义的人会觉得通胀没有那么容易制服，因此货币政策目前还不至于放得太松；代表凯恩斯主义的人会觉得经济形势还没有那么好，好到可以让积极的财政政策退场。

其实，无论是“中国应放缓过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促发展”，还是“中国应该放松货币同时紧缩财政支出了”，都会有误读的成分。所有理论和政策建议都是有局限、有使用条件的，作为经济学家的拉加德自然知道这一点，所以在她的讲话中，不仅有前提条件，还有不少“如果”——如果怎么样了，那可能就不一样了。

比如货币政策放松，前提条件就是通胀得到控制，即使通胀得到了控制，货币政策如何松法也是有讲究的，是逐步调整，还是一口气松到底；再比如财政紧缩，拉加德说得清清楚楚是针对那些有财政赤字和债务过高的国家，对于中国而言，这两点都不成问题。中国目前的问题倒是财政收入增长有点太快了，同时中小企业的税收负担过重，财政政策急需的不是紧缩而是调结构。

不仅有如此多的前提条件，拉加德在讲完针对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这些政策建议之后，接下来还有“如果”——“如果全球经济环境进一步恶化，就应当迅速改变政策方向，采取一系列措施为经济活动提供缓冲。”

具体而言，政策制定者可以推迟财政整顿，或者动用自身储备或地区储备集合安排，以及重新启动中央银行互换额度等等。拉加德甚至表示IMF将随时做好准备，为亚洲的地区金融安排提供补充支持。

我们应该了解这种苦心，拉加德小心翼翼地为亚洲设想了各种局面，针对目前通胀有所缓解而有的国家债务过高，应该怎么样；如果世界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比如欧美经济内需颓废拖累了亚洲国家的出口经济，又应该怎么样。

假如是后者，拉加德的建议很明确，即使是一个国家的财政赤字过高，在经济出现下滑的情况之下，政策制定者还是应该继续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哪怕这种政策会使得赤字继续堆高。这样的建议才是我们理解拉加德演讲的关键所在。

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不能仅根据本国本地区的情况下判断，还要积极应对可能出现恶化的外部环境，因此每一步政策调整都应该是小心翼翼，走一步算一步的，以免一个步子迈大了，出了问题再走回头路，“折腾”！

按照这样的思路，拉加德关于货币或财政政策的建议，甚至是人民币应继续升值的要求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在演讲一开始说的话，“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如果我们不联合采取行动，我们可能进入不确定性增加、金融动荡、全球需求崩溃的恶性循环。最终，我们可能面临低增长、高失业的失去的十年。”

“失去的十年”这个概念是日本经济制造的，拉加德所说的却是整个世界经济可能出现的“失去的十年”，假如有可能失去十年，我们的经济应该怎么办？我们的经济政策应该怎么办？这恐怕才是真正值得思考的现实问题。

这决不是杞人忧天。就在欧洲经济一片低迷的时候，包括IMF在内所有利益相关方优先考虑的居然还是削减赤字，让老百姓不要消费了勒紧裤腰带过日子，这是想搞好经济呢还是搞死经济呢？如果欧洲还是一意孤行要减赤字，中国就必须为此做好准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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