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耕地红线无用论”遭批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夏华旺 北京报道
因为一份由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的《耕地保护与粮食安全》报告，天则经济研究所（以下简称天则所）一夜之间成为“全民公敌”。
2008年12月24日，天则所理事长茅于轼教授在《耕地保护与粮食安全》报告会上发言称：“18亿亩耕地红线与粮食安全捆绑没有必要。”这一观点随即受到不少农业专家和广大网民的激烈反驳。
2009年1月8日，本报记者找到《耕地保护与粮食安全》的项目执行负责人赵农，他表示：“课题组花了一年的时间收集数据，做调查，发现18亿亩耕地红线的实质不是保障粮食安全，而是保护耕地所承载的农民就业权，以及土地被占用引发的社会问题。”
赵农告诉本报记者：“粮食安全其实是一个幌子，掩盖了不合理的土地产权制度，只要地方政府可以廉价征用农民的土地，18亿亩红线就无法有效保护耕地。我们不在意人们的骂声，在意的是有多少人去关心红线背后是什么？”
红线的背后
记者被告知，耕地保有政策提出以来，被地方一次次突破。以1996年为基期的第二轮全国土地利用总规划曾确定，2000年的耕地保有量为19.4亿亩，2010年要控制在19.2亿亩。等到2000年，全国耕地保有量减少到19.2356亿亩。在此情形下，2010年保有19.2亿亩耕地的目标被迫提前到2005年，结果到2005年，全国耕地只剩下18.31亿亩，到2006年，再减少到18.27亿亩，直逼18亿亩这一红线。
赵农指出：“2000年前后，建设占用耕地的比重加大，耕地大幅度减少，这一时期正是土地资本化的开始、商品房建设兴起阶段。地方政府以农业用途的价格从农民手中征用耕地，再以建设用地的价格出售给开发商。”
在收益剪刀差的推动下，地方政府违法圈地屡禁不绝。1999年至2005年，全国共发现土地违法行为100多万件，涉及土地面积近500万亩，比2004年全国新增的建设用地总量402万亩还多出近100万亩。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研究所所长张晓山告诉本报记者：“一些城市需要加快工业化进程，周边区位较好的土地，往往是基本农田，地方政府只好在原有土地利用指标上打擦边球。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需要看GDP的增长，对建设用地的需求居高不下，这涉及一个发展模式的大问题。”
中央更多考虑的是耕地的保护问题和农民的处境，因为土地纠纷直接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地方政府考虑的是地方经济增长率和财政收入，土地就是地方政府的钱袋子。
赵农说：“中央提出18亿亩耕地红线，暗含了两个意图，中央政府事实上对造成耕地急剧减少的土地产权机制是认可的，以为一条红线就能起到限制建设占用耕地的效果，不需要改变现有机制。”不过，除了建设占用，灾毁耕地、生态退耕、农业结构调整都造成了耕地大量减少，如果没有严格的保护制度，耕地流失会更加严重。
粮食缺口有多大
赵农说：“18亿亩红线已经和粮食安全捆绑在一起，谁批驳红线，就是跟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过不去，这是天则所被骂得狗血淋头的原因，但粮食安全并不存在问题。”
茅于轼也说：“改革三十年，我国人口增加了45%，粮食产量增加了60%，耕地面积减少并没有直接造成粮食产量下滑。”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马永良则告诉本报记者：“短期看，不存在粮食问题。从长期来看，我国农业生产进入了一个衰落周期。比较日本、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我国粮食自给率出现逐渐下降的趋势。”
中国科学院院士李振声也曾公开表示：“全球粮食生产已经从生产过剩进入紧缺阶段。”根据美国农业部和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统计，从1999年至今，全球粮食产量仅在2004年超过了消费量。到2007年，全球粮食库存已经从1986年的130天急剧下降到了54天。
1996年至1999年，我国粮食的产量基本都在5亿吨以上，2000年以来粮食产量持续下滑，2003年达到最低点4.3亿吨，直到2007年，产量重新回到5亿吨以上，2008年预计达到5.285亿吨。2000年以来，由于粮食需求保持稳步增长，我国连续8年发生粮食缺口现象，其中2003年粮食缺口数量达到最高值为5555万吨。
但赵农表示：“粮食生产与需求出现缺口，并不意味着安全问题。中国现有1.5亿吨到2亿吨的储备粮，库存水平比世界平均水平多一倍，粮食安全边际相当大，通过进口也可以解决问题。”
有专家提出，全球每年粮食交易量才2亿多吨，而中国粮食需求为5亿吨，中国如果缺粮，谁供应得起？赵农回应说：“粮食交易量是由进口需求决定的，并不是固定为2亿吨，而且中国粮食需求至多在5000万吨。几十年来全球粮食的播种面积在7亿公顷左右，仅占耕地面积50%，产粮的空间很大。”
天则所的这一课题由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有人指责天则所是拿着外国财团的钱，鼓吹中国进口美国粮食。赵农回应说：“基金会提供了资助，但并不过问我们的研究内容。福特基金会对于中国的学术机构并不陌生，其资助最多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
天则所的课题组还测算出，遇到最极端的情况，耕地面积减少10%，并发生百年一遇的粮食减产，在化肥、设备等其他要素上增加投入15.5%，可弥补粮食产量缺口。
挡不住的城市化
赵农告诉本报记者：“我们质疑18亿亩红线，并不是反对保护耕地，而是认为红线不能改变现有的土地产权机制，不能抑制地方政府蚕食农民土地的冲突，也就不能有效保护耕地，这才是我们揭开这个盖子的目的。”
据这份报告分析，现行的耕地保护制度下，占补平衡可以控制耕地数量平衡，但是难以保证耕地质量和粮食生产力。地方土地违法采取化整为零、征少占多等方式，让有关部门防不胜防。
赵农在西部某城市调查，发现由于土地出让相对低价，无效率利用现象较严重，“高速公路车流量不大，但是修了8车道，在人烟稀少的贺兰山下，也建有大片的城市广场”。
通过一年的研究，天则所要向政府呼吁，死守耕地红线只是权宜性措施，目前的土地产权制度还应有更好的替代方案，让农民分享工业化的利益，从根本上改变耕地保护的被动趋势，更有效率地使用土地。
茅于轼认为：“18亿亩红线不许突破，一个长远的后果是延缓了我国城镇化的进程，几亿农村人口要进城，不可能不占用农地。”
赵农做了一个测算，即使5亿农村人口进城，按照每平方公里容纳5000人计算，需要占用土地1.5亿亩，即使用最极端的算法，全部占用耕地，也不到18亿亩的10%。“城市化进程并不像人们想象中的那样，将耕地吃得一干二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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