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收入增长为何总比居民收入跑得快？

杨志勇 社会科学院财贸所研究员财政研究室主任

   2011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31.2%。其中，税收收入同比增长29.6%；非税收入同比增长44.5%。半年税收收入首次突破5万亿元大关。财政收入稳定增长机制已经持续发挥作用十多年。
    财政收入快速增长，是好，还是坏？历来有争论。收入增加的好处显而易见，诸如：增加政府的调控能力；积极财政政策应对游刃有余；改善民生有了充分的财力。财政收入快速增长也有负面作用，毕竟在国民收入既定的前提下，财政收入与企业和居民收入是此长彼消的。
    在通货膨胀时期，人们本来对物价和收入水平就相对比较敏感。在面对CPI高企显现出诸多无奈的同时，人们更多地将眼光放在了收入水平的增加上。常见的问题是：同是收入，为什么财政收入增速那么快，个人收入怎么也赶不上呢？
    财政收入速增，已非一日两日事。我们不得不将时光倒流到上个世纪90年代。在这之前，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可谓惨不忍睹，是任何一个担负健全职能的政府所难以想象的。
    中国经济改革放权让利，财政收入持续下滑，财政支出不断增加。初期改革基本上是赎买式的，一项改革的进行往往伴随着财政补贴的增加，结果是国家财政捉襟见肘。中央财政赤字规模不断扩大，甚至向地方借钱。地方政府日子也不见得好过，相对富裕的地方“藏富于民”或“藏富于企业”。然后，地方政府需要钱的时候，再通过不规范的政企关系，协调资金，甚至攫取资金，形成了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即“三乱”之怪现状。
    中央财政手中无钱，权威性备受挑战。故此，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财政界就有“振兴财政”的呼吁。最后，一方面因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需要，另一方面受到不改革财政体制，中国就会四分五裂之盛世危言的推动，1994年中国进行了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改革的根本目标是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财政体制；直接目标是“提高两个比重”，即提高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比重。
    十几年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是1994年财政体制改革成功的一大标志。速增的财政收入也迅速将窄口径的宏观税负推到20%左右的水平上。财政收入增长总有个头。当然，仅仅以宏观税负比重来说明，也会产生误导。
    简单的宏观税负比较意义不大。我们很容易地找出一个乃至多个宏观税负比我们高的国家，即使是大口径的宏观税负也是如此。我们也很容易地找出多个宏观税负比我们低的国家或地区。相对指标的高低，只能大致反映宏观税负的相对水平，而无法说明宏观税负的合理性。宏观税负“恐高”很正常。关键的还是财政收入应与财政支出相匹配，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与财政收入要相称。近期，中央部门“三公支出”公开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因为仅凭目前所公开的数据，我们仍然难以判断支出是否合理，即使是有人建议用人均支出来判断，因为不同部门的职责不同，简单的数据比较是说明不了问题的。最终的合理与否，必须将支出金额与责任相联系，才能道出个所以然来。当然，信息公开是沿正确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
    回到具体的财政收入增长原因分析上来。主要原因不外乎经济增长、税收征管加强和物价上涨，有时还会加上其他偶然因素。这些解释都没有错误。经济增长显然是可以解释财政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但超GDP部分就很难说明了。超GDP部分有一些可以通过物价得到解释，其他未知因素常常被归为加强税收征管。的确，在征管制度相对落后、征管手段欠缺的时候，加强征管显然也会推高税收收入。但是征管对税收收入的增加是边际递减的。当征管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征管因素就会逐渐消失。因素分析最终还要回归税制。
    有人认为，是税收计划推高了税收收入。税收计划作为管理工具，无可厚非。如果没有经济增长基础，没有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的配合，那么税收无论如何也是增长不起来的。一些国家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也出现了财政收入快速增长的情况，但随着经济转归平稳增长，税收增长速度也随之放慢。
    现在，面对财政收入稳定增长机制形成的现实，是坐等形势转变，还是主动应对，取决于社会对政府活动的要求。
    政府的钱是否够了？政府的钱永远都没有够的时候。财政支出增长理论中有一个时间形态模型，就是这么假设的：政府喜欢多花钱；老百姓不喜欢多纳税。政府如何才能做到多花钱呢？要把握机遇，把握非常时期，如瘟疫流行，那么公共卫生就会受到重视，增加这方面的支出，不会有人有意见。要增加军费开支，和平时期阻力很大，但是如果是南海和钓鱼岛争端需要航空母舰，相信大部分人民是会支持的。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迫切改善民生。矛盾也就来了。不少人一方面要享受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另一方面又不想多纳税。这种搭便车的心理，可以理解。矛盾能否化解？如何化解？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维持一定水平的公共服务，肯定是要付出代价的。
    关于宏观税负，好多人也怀着矛盾的心态。一方面抱怨宏观税负重，另一方面又建议加税。见到环境遭破坏，就说要开征环保税。看到资源被滥用，就要加重资源税的负担。
    财政收入持续快速增长实际上在呼唤着一次全方位的财税体制改革。
    最近的一次大规模财税改革发生在1994年。十几年来，也进行了重要的税制改革，特别是2008年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和2009年的增值税转型改革。但是，改革不是根本性的。迄今为止，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没有改变。只要有交易，不管赚没赚到钱，都要缴纳金额不低的间接税（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等等），结果是企业竞争力下降，国家财税竞争力不足，人民消费流到海外。
    改革已到了重新反思财政收入稳定增长机制的时候了。稳定增长机制保证了政府的调控能力，但持续增长，也是不利的。因此，中国迫切需要减税，需要减间接税，需要进行税制结构调整。个人所得税未来有很大的增长空间，这和个税漏洞较多有直接关系，个税增长同样可能建立在税率大幅度下调的基础之上。与此同时，减税还要与国有经济结构调整联系起来，部分国有经济收入可以用于一次性的历史欠账补偿；减税还要与政府预算改革联系起来，进一步提高预算透明度，有助于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全方位财税体制改革，至关重要。这关系到改革的成败。财税改革直接协调的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个人的关系。是到重新反思政府经济作用的时候了。现阶段，我们所应该追求的公平应是有效率的公平。否则，制度将难以为继。好心办坏事，好心办不成事，现实中比比皆是。负责任的政府还是要脚踏实地，不作不切合实际的承诺，更不要以改革是难以完成的任务作为增收的借口。

查看更多华夏时报文章，参与华夏时报微信互动（微信搜索「华夏时报」或「chinati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