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保尔森
■程凯
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有朋自远方来是不亦乐乎的事情。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向客人提出一些尖锐的问题。捧一个场也好，讨一个说法也好，或者只是想通过提出问题来表达自己的想法也好。
4月14日，“@华夏时报”新浪官方微博参与了“@亨利-保尔森微访谈”，对这位前高盛董事长、前美国财长进行了一次“微采访”。
这位客人亨利·保尔森，一个“高盛帮”的杰出代表，他的经历几乎和罗伯特·鲁宾一样。鲁宾是“高盛帮”的第一个超级明星，作为资本市场上套利领域的天才，当上高盛的联合董事长，而后进入克林顿政府，成为美国财政部部长；保尔森的路径一模一样，先是高盛的董事长，还带领高盛从合伙人投行成功上市变成公众公司，而后在2006年进入小布什政府成为财政部长。
尽管保尔森一开始走的路和鲁宾一样，但是仍然缺乏鲁宾的明星气质。就在2008年之前，眼看着进入卸任倒计时，我们还根本看不出他有什么在历史上留下一笔的可能。鲁宾不同，在任美国财长前后，他先后经历了墨西哥货币危机、亚洲金融风暴和俄罗斯债务违约，他以拯救全球金融系统为己任，这些拯救世界的故事被他写进了自传——《在不确定的世界》里。
保尔森呢？终于也等来了他的机会。如果他想要超过鲁宾，必须要有一场比亚洲金融风暴更大的危机，历史给了他这样的机会，2008年一场金融危机在美国自己家里燃烧了起来。
这场离我们太近的危机，为大部分人所熟悉，保尔森也在2010年的自传《峭壁边缘》里描述了他的处境：金融危机期间那一个个难忘的日夜里，在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的时候，他差点要服用安眠药入睡；在与议员商讨救市计划的时候，他几次躲在柱子后面干呕；为了挽救整个金融体系，他甚至当众在国会对女议长下跪……
就是这样一个被美国媒体称作“华尔街权力之王”的人，在退出公职之后把生活重心放在了环保和新能源领域。也就在4月14日晚，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三亚会见了已是博鳌亚洲论坛理事会理事的保尔森。
就是这样一位客人，我们都问了什么样的问题？备好的问题一共三个。提出问题时，我们就做好了保尔森可能不回答的准备。只要提出问题就足够，有的时候“问题就是答案本身”。
我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保尔森如何看待中国汇率两难，如果出售美元，那么外汇储备和出口将受到巨大损失，如果继续持有美元，虽然可以推迟损失，但是该来的还是会来。这个两难问题有多大，是通过渐进路径来解决，还是该一步到位？
对这样一个问题，我们隐含的答案是，人民币升值是必须的，但是道路应该是渐进的。
我们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对金融部门来说，美国民主共和两大党都是“拿人手短、吃人嘴软”，如果银行继续开展巨额政治捐款，就不能指望政府会通过法律去打击那些大到不能倒、大到不能被处理，或者大到不能被管理的银行。曾经是银行家和政治家的保尔森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对这样一个问题，我们隐含其中想要表达的意思是，如果银行继续“政治献金”，自然继续“大而不倒”，那么危机之后，导致危机的肿瘤仍然没有割除，假以时日危机还会回来，不能不防。
我们提出的第三个问题最尖锐：英国经济学家斯基德尔斯基在其作品《重新发现凯恩斯》中提出：2006年保尔森从高盛CEO变成美国财长，后来他对AIG的援助将纳税人129亿美元放进了高盛腰包。请问对此保尔森先生有何评论？
这样一个问题针对保尔森本人，我们没有预想任何答案。令人惊喜的是，当14日15点微访谈正式开始时，保尔森恰恰就选择了回答这样一个最“尴尬”的问题作为开场。保尔森的回答简单到朴素：“因为当时AIG面临崩溃，一旦崩溃，就导致美国乃至全球金融体系的崩溃，因此美国财政部进行注资，防止AIG破产。”
针对这样的回答，“@华夏时报”官方微博马上跟进提出了下一个质疑：“如果因为AIG破产危及美国乃至全球金融体系就注资，那么为什么看着雷曼兄弟关门呢？是因为雷曼影响小吗？实际情况恰好相反。”
很可惜，对于这样一个问题，保尔森没有做出解释，而是在下面一个小时的微访谈时间里，把重点放在了节能环保上，回归了他目前的身份和角色。
没有在微访谈上给出答案，并不代表保尔森心中没有答案，也不意味着保尔森故意回避尖锐的问题，如果一个问题问到了他的痛处，他一定会想着法子做出解释的。
于是我们可以在博鳌论坛上找到答案，就在博鳌秘书长周文重主持的对话中。
周文重问保尔森的第一个问题是“您怎么样评估您三年担任财长的生涯？”保尔森说着说着就主动绕到了雷曼身上：“回顾金融危机，盖特纳、伯南克和我，我们都会被问到为什么没有拯救雷曼兄弟。当时我们没有得到任何国会授权，没有权力去拯救雷曼，我们也在说服美国公众，其实拯救这些银行最终对经济有好处。我们半夜向国会紧急提出一项议案来开始立法的程序，因为这是我们希望能够看到的情况，在当时紧急的情况下我们提出这样的议案……”
可怜的保尔森先生，这是不是最后的答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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