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立家：换届经济学对冲效应极度危险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商灏 北京报道

   在十二五的开局之年,正是各级地方政府换届之年,各地方大干快上的劲头会否继续产生我们所熟悉的“换届效应”？
    我们看到，多数省市制定的2011年经济增长目标,均超过10%，有的甚至在12%到13%以上。历史地看,在政府换届的第一年和第二年,投资会出现比较快的增长。许多人担心由此与宏观调控形成对冲的效应。
    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已明确表示，“十二五”的GDP增速目标设定为7%。然而从当前的经济格局和社会环境来看，让GDP增速回到7%区间附近，是否难度较大？众所周知，虽然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实施一系列紧缩货币政策，但至今并未取得太多实质性效果。高房价、高通胀与高投资等三高现象依然让人们心存恐惧。
    所以，产生的疑问是，政治周期的再度转变,如何避免再度出现“铺摊子、上项目”的投资模式？如何真正改变官员考核机制，从而切实有效地调整经济结构，去除资产泡沫，让更多的资本回归实业，以保证GDP减速的同时，不带来失业率上升和经济萧条，保证实现以民生福祉为第一要务的经济增长？
    这恐怕是中国经济正在面临的一个很大难题。
    另一方面，尽管高层领导人多年来已经认识到当前经济模式的危险之处，并认为应从当前模式转变为长期看来更可持续的模式，实现更为均衡的增长以及国内消费的强有力提升。但对于各种利益群体的利益平衡问题的争论，使得有些政策往往进一步退两步。
    现在，在准备2012年各地方领导权力过渡的时候，这种争论会否更为明显？
    中国经济经历30年高速增长之后，正受到社会压力抬升的不确定性以及经济结构的不稳定性的深切困扰，而世界各国历史证明，政治的核心动力是百姓的好恶起伏。那么，如果切实遵循这条最基本的经济规律，我们是否就不难找到突破困境的正确路径？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教授3月9日接受《华夏时报》记者专访，就相关话题作了十分深入的分析解读。
推动平衡发展
有多大制度和利益动力？
    《华夏时报》:据报道，日本经济财政相与谢野馨最近就“2010年日本名义GDP被中国赶超”回应称：“日本将不会与中国竞争GDP排名，我们搞经济不是为了争排名，而是为了使日本国民过上幸福的生活。”现在，中国十二五规划中衡量发展成果的指标也顺时而变，为“规划”定调的中共中央有关建议明显淡化了GDP指标，但面临换届的中国各地方很多省市政府仍然抛出了雄心勃勃的GDP增长计划。您对此怎样看？您如何解读中国的“换届经济学”？
    竹立家：改革开放30年来，每次政府换届前后，新领导班子的GDP冲动，已是一种必然现象。这次政府换届，我认为同样逃不过这个规律。两方面的因素可以证明这一点。
    首先，在制订十二五规划的时候，中央曾反复强调要发展转型，要从单纯追求GDP数量，转变为追求GDP质量；要从追求经济发展，转变为追求社会全面发展。尽管如此，从各省出台的十二五规划来看，除了北京等少数几个地方确定未来五年GDP增长在10%以下之外，多数省份未来五年经济增长目标均超过两位数，有的省份甚至宣称要在2015年实现经济总量翻番。甚至还有个别省份宣称要在未来五年实现人均GDP翻番。这显然难度更大。
    由此可以看出，虽然本次两会报告中，温总理强调了经济增长保持两个7%，但各省份的十二五规划已经全面颠覆了中央规定的经济增长总量的指标。所以，中国未来经济增长7%，这基本上可以说只是中央政府在控制的目标。在十二五开局之年和各地方政府换届之年，各地方政府的GDP冲动，肯定比往年来得还要更猛烈一些。
    其次，从2011年来看，今年各省市的GDP增长指标，也高得离谱，与中央有关2011年GDP增长7%的要求，也差之甚远。
    各省市的GDP增长指标与中央未来五年增长7%、开局之年增长7%的要求都相悖得如此离谱，正说明未来五年，按照中央指示，要把重点放在改善民生，改善社会管理、社会发展，以及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各地方省份思想准备不足，政策准备也不足。
    中央规定未来五年要实现的“双七”目标，即GDP增长7%，居民收入增长7%，其中居民收入增长7%，是保证社会公平发展，缩小贫富差距的一个重要举措。但前一个7%，给的是刚性指标，各地方利益动力很足；后一个7%，却是软指标，能否实现并无制度性约束，也无相关监督措施。可以预见，各地方GDP增长7%的目标不仅能实现，而且将会大幅度超额实现，但居民收入增长能否达到7%？如果达不到，岂不将延续过去30年间居民平均收入增长徘徊于7%的局面？
    从1978年到2007年的30年间，中国居民人均收入增长就是7%，如果未来五年仍是7%，将等于没有什么增长。而30年间中国GDP的增长是9.8%，明显高于居民人均收入增长两个百分点。如果对于实现居民收入增长7%的目标没有刚性约束，而且增长速度也不很明显，于缩小贫富差距亦并无明显影响；如果未来五年GDP的增长仍然超过9.8%，居民人均收入增长仍然是7%，这与前30年的状况岂不是一样，而并没有什么改善？那么，我们将何以实现我们的民生计划，何以实现我们的民生目标？
    本次两会上，很多代表就相关话题发表的意见都说得非常好，也很振奋人心，但仔细分析，我们究竟有多大的制度动力和利益动力来推动两个7%，保持平衡发展？
    这确实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非常大的问题。
人均收入增长7%
为何不是刚性指标？
    《华夏时报》:目前很多地方政府仍在追求高增长，仍然把大规模投资推动高增长作为一种不可避免的模式，这除了造成产能过剩，还可能引发债务危机，而“十二五”开局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地方融资平台模式高度负债。并且，这对于对冲宏观调控效果，会否也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倾向？
    竹立家：这不但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倾向，而且是一种极度危险的倾向。
    为什么这样说？
    首先，从国际环境来看，一个最基本的事实你可能也看到了；第二，资源要素价格增长速度非常快，特别是食品类产品价格增长非常快，这对整个世界经济的稳定性与未来经济发展的预期，都会造成极大影响，在中国，就更是如此。去年下半年以来，通胀增长的速度与居民收入下降的速度，形成极大反差，许多民众已经深切感受到物价上涨与收入下降所造成的生活困境。那么，十二五第一年，我们首先面临的问题之一，就是维护社会稳定。而维护社会稳定的一个关键平衡点，就是维护物价稳定，不应让民众感到生活质量在下降。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考虑尽量增加民众收入，增加二次分配的公平率，提高经济发展质量，而不仅仅是经济增速。
    目前来看，中央也是这种思路。但从一些地方政府现在的倾向来看，从他们提出的当地十二五规划所表现的总倾向来看，从新上任领导干部的政绩需求或要求来看，GDP冲动，仍然要大于改善百姓生活质量的冲动。一些地方政府可能会按照自己的发展意图，不顾中央三令五申，不顾百姓生活的具体状况，盲目扩大投资，和增加债务，这种倾向确实非常可怕。其不仅是一个对冲宏观调控问题，而且很有可能是形成新的社会问题的根源。
    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中央非常高明，反复强调相关要求。我希望中央的政策，能在地方政府一些领导的耳旁经常响起，能真正得到落实。
    现在我最担心的，就是中央的政策落实不了。你可以看到，2011年，中国的经济增速肯定不止7%，也肯定不止8%，而是肯定要超过9%甚至10%。未来五年，经济增速也基本是在8%到10%之间。而未来五年居民收入增长7%这个柔性指标，如果没有刚性的政策和制度约束，一些地方政府为什么要给百姓增加收入？这对地方政府领导个人政绩并没有什么好处。所以，我们应建议和呼吁，对第二个7%，尽量形成刚性的政策和制度约束。特别是在监督和惩处方面，要有严密、严厉的政策措施。否则，未来五年，这个7%，即使是前三十年的平均数，也很有可能泡汤。
未来五年
不能没有三项制度改革
    《华夏时报》:受“唯GDP论”影响，很多地方政府把过多的资源用于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既影响其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也制造了财政饥渴，还迫使地方政府想方设法拉高财政收入，从而直接影响居民收入。当下中国绝大多数居民收入赶不上GDP，更赶不上财政收入迅猛的增长。改变这种“失衡”的增长，除了强调“人性化的GDP”、强调“包容性增长”，您认为还应在体制变革上做怎样的努力？
    竹立家：第一，最根本的，还是要推进公共政策制订过程中的民主参与力度。
    收入分配政策、财税政策等等各种各样的涉及国计民生的公共政策的制订，必须要有民众参与。如果公共政策制订过程仍然不公开透明，仍然是少数人参与，这个公共政策肯定是不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公共政策。这已经为世界各国发展经验所证明。
    第二，必须对干部人事制度进行有效的改革。
    什么叫有效的改革？就是必须通过民主的方式，来选用干部，而不能把干部的任命制，特别是一把手的任命制，再继续下去了。否则，就要出大事情。
    现在各个单位基本上是一把手独裁的现象，而且很严重，一把手自己一个人说了算。各单位形成小圈子，用自己的人，任人唯亲现象很普遍。老百姓对此都看得很清楚。我们再怎么说要改变，但光说而不改变，这种现象将一定导致中国共产党的性质逐渐褪色，也将使人民利益和国家利益受损。
    所以，干部人事制度一定要改革。还是那句老话，要靠民主制度推荐来选好一把手，来选好人，用好人。
    第三，最关键的改革在于未来五年要推进的公共财政预算改革。
    公共财政预算是政府工作的发动机，是社会公正合理的稳定器，通过民主的公共财政预算的公开透明和细化，使我们的公共资金分配得更合理、更公正，而不会被贪腐的黑洞所吞没，使公共资金花得让老百姓心里明白，只有这样，我们的公共财政预算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才能为党和政府添光增彩。否则的话，公共财政预算说了多少年，其盘子还是政府部门来编制和申报，而无有效的民主预算方法，人大常委会参与力度也非常小，审计部门参与力度也非常小，那么，公共财政预算被贪腐黑洞所吸啜的悲惨命运将不会改变。　
中国未来改革
不能没有价值高度
    《华夏时报》: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实质上就是调整政府、企业（尤其是垄断国企）和居民之间的利益分配，也是政府自我削权、自我让利的改革，阻力必然很大。由此来看，政府的自我改革能否启动，又将如何启动？
    竹立家：这又是一个很根本性的问题。中央党校《学习时报》最近约我写了一篇讨论改革动力的文章，其中谈道，当前改革的方向、目标都很好，比如民主、民生、公正、和谐，等等，但问题是改革的动力是什么？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改革？因此我提出，中国未来的改革要有价值高度。这个问题很尖锐，也很难回答。但我试图有所回答。
    我认为，改革的基本动力首先应该源于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要求，改革的目的，就是按照宪法和党章的要求，在着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善人民物质生活的同时，逐步从制度上落实人民当家做主的基本权利。
    中国改革的另一动力是源于人民的需求与期盼，这是我们深入推进改革的基本现实要求。既然是现实要求，就要有问题意识，就要以自我批判的精神审视现实，找准改革的突破口和关键环节，不能文过饰非、抓小放大，错失改革良机。“改革顶层设计”，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对影响社会全局的关键制度环节进行改革，如“贫富差距”、“权力腐败”等。不改革或拖延改革时机，社会矛盾和问题就会不断积累，最终影响社会主义发展的全局，影响社会的稳定和谐。把“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作为改革的基本动力，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性质决定的，也是我们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基本性质所决定的。
    还有，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威信和形象确立，不是看我们说了什么，而是看我们做了什么。这就是说，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是我们推进改革的基本动力之一，对历史负责是改革赋予我们的历史重任。只有抱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我们才能下决心对那些以权谋私、特权腐败、司法腐败的人，对那些唱着高调、弄虚作假、以组织名义干坏事的人“零容忍”，才能切实通过制度改革有效地约束权力，提高党和政府的威信，让人民满意，使社会团结和谐。
    《华夏时报》:《学习时报》邀约您写“改革要有价值高度”这篇文章，是否有什么微妙的背景？
    竹立家：他们曾有过小范围的研讨，主题就是，改革的动力在什么地方？我们为什么要朝着民主、民生、公正、和谐的方向去改革？如果没有动力，改革将何以继续？这些都是让许多人感到困惑的问题。所以，后来我就提出了几点自己的看法。
社会改革不能没有
广大民众参与
    《华夏时报》:为什么历经“九五”到“十一五”，经济增长方式一直没有转型成功？吴敬琏说：“最根本的就是体制问题。”其中经济体制改革至少包括财税体制、垄断国企和金融体制改革。这种观点，眼下已然是共识。剩下的只是政府改革的决心和时间表。对此，您怎样看？此外，有人担心与改革开放30年第一次转型相比，这次转型“遇到的不是意识形态的阻力，而是更强有力的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由于改革的阻力更大，一些人担心中央政府换届前的今年，大的改革“绝无可能”。您同意这样的看法吗？
    竹立家：我首先提出并一直在强调的一个基本概念就是“三个三十年”，即第一个30年，在1947年到1978年，第二个30年在1978年到2008年，第三个30年在2008年到2038年。第一和第二个30年主要解决的是中国人的贫穷问题，而第三个30年，就是解决当前社会主要矛盾，也就是解决社会公正问题。这是未来30年的一个中心任务。
    说一千道一万，像吴敬琏说“最根本的就是体制问题”。体制问题所说的是什么体制？并非纯粹的经济体制改革，主要还是社会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只有进行社会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才能保证实现社会公平的目标。否则，社会公正就很难实现。我曾讲过，特权导致腐败，只有民主，才有民生。没有民主，就没有民生，这是一句名言。只有百姓参与了，才能按照百姓的意愿，分配社会财富，分配社会的机会和价值。如果让那些仅仅有所谓崇高理想的人来分配，则分配的结果肯定是倾向于这些人自身。
    所以，进行社会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首要价值或首要目标，就是实现社会公正，其基本推动力，就是动员广泛的民众参与。中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用毛泽东的一句话来说，就是广泛地动员了民众的参与。要很好地完成现阶段中国社会的转型，也要有这种信念，只有动员民众广泛参与，扩大群众民主，群众才有积极性，我们才能有效推进中国社会的改革，有效推进社会公正的实现。
    《华夏时报》:“十二五”规划要求实现“两个同步”，即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实现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步，但实际上地方政府目前无法实现“两个同步”，只能放缓经济发展速度、提升居民收入和劳动报酬，以期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所以像广东省便提出“十二五”发展主要目标之一是“民生福祉显著改善”，具体包含促进城乡居民增收、降低失业率、完善社会保障、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畅通诉求表达渠道等若干要求。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说：“今后，每年省里都要做几件改善民生的实事，形成制度长期坚持，实事做好了，人民群众就很温暖，幸福感很强。”这显然是地方大员执政理念上的大转变，但我们能否保证每一届政府高官都有这样的意识？
    竹立家：广东省的改革措施，是符合中央要求的。事实上，中央关于民生改善，关于社会体制的改善，关于社会公正的实现，关于人民群众私权等等，未来都有很多艰巨的改革任务要执行，而这些任务的完成，是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最根本保障。
    社会体制或行政体制改革方面若没有实质性的举措，没有朝着社会民主、社会民生、社会公平方面进行一些有效的改革，则经济发展将难以为继。
    现在看来，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正，以及特权腐败，已经成为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障碍。而各地方将未来经济发展目标定得很高，能否真正实现，这是一个确实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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