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文人的时代印记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陈相乐 北京报道
“家里书太多，也太乱了。知道你要来采访，我才把沙发上的书收拾了起来。”刚一进门，止庵这样说。确实如此，偌大的客厅，除了沙发和茶几之外，其余的地方都摆满了各类书籍，很多书的纸张看上去都有些发黄了，客厅里充满书香的味道。
作为当代著名作家，除了编过《周作人自编文集》、《张爱玲全集》，写过《周作人传》、《樗下读庄》、《老子演义》等经典作品之外，止庵身上还有几个标签不得不提：“周作人”和“沙鸥”。他对周作人的研究颇为深入，以至于很多人研究周作人的时候必定会想到他，而已故著名诗人沙鸥，则是止庵的父亲。
采访就在书香和茶香的包裹中顺利进行。
周作人：
他和鲁迅气质不同
《华夏时报》：从什么时候开始研究周作人？
止庵：第一次知道周作人这个人，是在中学政治课上，老师讲到鲁迅，顺便说他有个弟弟，是汉奸，解放以后用周遐寿的名字写文章，她就在黑板上写了“周遐寿”三个字。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周作人这个人，至于既然是汉奸，怎么解放以后还继续写文章呢，当时就不明白了。1986年我才开始读周作人——不是“开始研究”，是“开始读”——说来已经很晚了。
《华夏时报》：真正读了周作人的文章后，是怎么样的？
止庵：开始的时候我还有点不接受，因为我不知道文章怎么会是这么个写法呢？跟以前我看惯的文章都不一样。后来我才明白，周作人这种文风很具排他性：一上来你不容易接受。等接受之后，跟他相反的那个方向你又不能接受了。我们读别的书好像不是这样。比如说你爱读《红楼梦》，不一定不爱读《水浒》，虽然这两本书对立的地方很多，比如男女观念就是相反的，《水浒》里女性大多不是丑的就是坏的，只有扈三娘长得漂亮，还被配给矮脚虎王英。《红楼梦》却说女人是水做的。可是我们读这两本书，并不觉得互相排斥。
但是周作人就不同，他这种文章你喜欢之后，跟着就会喜欢文学史上的一批文章，同时你就会反感另一批文章。举个例子，你如果喜欢周作人的文章，你就不可能喜欢余秋雨等人的所谓“文化大散文”，再往前追溯，就不会喜欢唐宋八大家的大部分作品。所以它属于一个谱系，反对另外一个谱系。
《华夏时报》：也就是说周作人的文章的排他性比较明显吗？
止庵：对，很明显。你接受这个，你就接受不了那个。这个说起来可能不太好把握，关键在于存在着两路写文章的方法。
第一路写文章如谈话，朋友之间聊天，一方不用突然发大声，也不用突然作明显的手势，好像振臂一呼似的。不然另一方即便不觉得这人有毛病，至少这话是谈不下去了。朋友谈话，有什么就说什么，我有话要说，正好有个对象，你想听就听，你不想听，我也就不说了。
第二路写文章像演说，演讲者站在台上，底下有一帮观众，你得让他们保持兴趣，还得把他们的情绪调动起来，受到鼓舞，有所共鸣，否则有人就要走了，所以上边说的发大声，作手势都是难免的。这两路写法是互相排斥的。
《华夏时报》：周作人属于第一种？
止庵：对，他属于第一种。之前的唐宋八大家的不少文章，之后的杨朔、秦牧、刘白羽到现在的余秋雨等，都属于第二种。前一种是自主的；后一种看似主动，其实是被听众控制，反倒是被动的。当然，我只是指出两路文章不同，未必一口咬定哪路文章一定好。这里举个例子，就是鲁迅，其实鲁迅写的很多都是第二路文章。但是鲁迅又写得特别好，与上边提到的从八大家到余秋雨简直是天壤之别。
《华夏时报》：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二人是相反的？
止庵：周作人写文章很自然、很放松，鲁迅却一直是处于紧张状态。但是，鲁迅才华特别出众，也许正因为他紧张，才冒出思想火花，说到底还是真有色，不像从八大家到余秋雨，完全是做出来的样子。
周氏兄弟气质不同。鲁迅从本质上来说是诗人，周作人从本质上来说是哲人。当年胡适最早见到周氏兄弟，就在日记里说：“周氏兄弟最可爱，他们的天才都很高。豫才兼有鉴赏力与创造力，而启明的鉴赏力虽佳，创作较少。”在我看来，鲁迅有几本书，周作人是肯定写不出来的：《野草》、《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编》。
《华夏时报》：他们之间是否有相同的地方？
止庵：周氏兄弟共通点很多，他们的兴趣基本上是一致的，另外他们对于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现实也好，历史也好，总的认识是一致的。
《华夏时报》：据你的了解，周作人后代的命运现在怎么样？
止庵：我最早与周作人的儿子周丰一先生、儿媳张菼芳女士联系是在1993年。周丰一先生1997年去世。周作人的孙子、孙女我都认识，都各有事业，我觉得他们生活得很好。
《华夏时报》：周作人也好，鲁迅也好，还有你整理过作品集的张爱玲也好，他们都是民国时期的，你对那一时期的作品是不是特别偏爱？
止庵：我对于中国文学史的兴趣，从先秦开始，下限大概在1949年。从1949年到1978年这30年，其实谈不上有多少文学成就，总的来说水平很低，没有多少能够传世的东西。也许因为它离现在很近，牵涉到很多作者和研究者的利益，所以有人津津乐道“红色经典”之类，要给这段时期的文学找出一些价值。从中国文学史看，先秦、两汉都有很高的文学成就，但是讲到秦朝就忽略过去了，这一段时间文学成就不高，或者根本没有文学，这个情况很正常。至于最近二三十年的文学，我没有下过工夫，没有资格谈论。
回忆父亲：时代局限性让他们迷失自我
《华夏时报》：“我一个人回想他的一生，我想他像远方的一条河。”回忆你的父亲沙鸥先生时你这样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止庵：我父亲去世的时候，我才35岁，我就想他35岁在干什么？我感觉他活得并不长，只有72岁，但是在我那个岁数（我觉得他）已经有过太多经历了。我觉得前面的一辈人，比我这一辈人经历丰富得多。我现在50岁都过了，我想父亲50岁的时候在干什么？我这话就是这个意思。
《华夏时报》：和父亲在一起的哪些经历让你印象深刻？
止庵：1969年左右，父亲从东北回到北京，以后每年他都回来，一住就是好长时间。那时候大家几乎没有娱乐活动，报纸、广播，都没什么意思，也没有电视。父亲看见商店里卖一种算术棋，每副两种颜色，各有一到九个数字，再就是加减乘除和等号，他买了两副，将一种数字涂成别种颜色，当做条饼万，加减乘除当做东西南北，等号当做中发白，就凑成一副麻将，我们常常以此消遣。怕被邻居发现，窗户都用床单挡上，桌上铺着毛毯，可以不出声响。牌很小，字就更小，屋里只点一盏八瓦管灯，昏暗得很，父亲想出一个办法，在每人的牌前放一条白纸，借助反光就勉强看得清了。那段消磨时光的日子，我记得最清楚了。
《华夏时报》：父亲是著名的诗人，对你有什么影响吗？
止庵：父亲对于我影响很大。首先是使我对文学感兴趣。“文革”时我们家里的书都被抄走了，我苦于没书可读，他给我讲故事，为我找书看，培养我对文学的兴趣。他也确确实实教过我写作。这个可能是别的人难得有的经历。我父亲那时在家赋闲，教我们兄弟姐妹写作，一门一门地教，连续讲了好多时候，我哥哥姐姐都记过笔记。他鼓励我们写东西，写完了他给修改。后来我学写诗，最早写的一千来首，每首都经过他的修改。
《华夏时报》：现在来看的话，父亲那一代和你有什么不一样吗？
止庵：父亲是1922年出生的，四十年代走上文坛。他那一代人毫无疑问受到很大的时代局限性，很长时间你都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或者不会，或者不敢，或者不想，或者根本不知道还有自己的声音这种东西。有的没等明白过来人已经不在了，有的明白过来大半辈子都过去了，有的怎么也明白不过来了。过去有个词叫“思想改造”，是专门针对他们这代，还有再上一代，以及他们下面的半代人的，归纳成一句话，就是把“我”变成“我们”，把本来是个体的人，变成群体的人。我这年龄幸好没赶上这个事儿，而且我大概算是明白了。
《华夏时报》：父亲那一代，是不是特别痛苦？
止庵：将心比心，我觉得真是很可悲。论起那一代人的文学成就，肯定受到很多限制。我父亲也是如此。作为一位诗人，父亲写过一些好诗，但是他当时也写了很多不应该写的东西。只是到了晚年，他才终于完成了自己的毕生杰作《寻人记》。
我们这一代：环境不再纯粹，要读合适的书
《华夏时报》：在成为作家之前，你是学口腔医学的？
止庵：我上大学学的是口腔医学，毕业后当过两年医生，之后当过5年记者，之后我在外企干过11年。到了2000年，我辞职回家，过了5年，新星出版社聘我当副总编辑，两年后我就又辞去这个职务，改为顾问，到2009年底连顾问也辞了。
《华夏时报》：转了一圈怎么又回到和父亲一样从事文学，是兴趣？
止庵：其实我学医、当医生的时候，对文学的兴趣也还在，这种兴趣一直没有丧失。我在北京医学院上学，晚上经常回家，早上再去，路上来回各花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我就在公共汽车上看书。我读了好多书，其中包括多部长篇小说。车上有的时候特别挤，我就把书举到头顶上看。
《华夏时报》：现在的读书环境，与你年轻时有什么不同吗？
止庵：当时读书比较纯粹，接受信息的方式就这一种。现在读书作为接受信息的方式来讲，已经退到很次要的位置了。上网、收短信，比读书容易多了。人性总是舍难从易，上网、收短信容易，他就不看书了。当时我们读书不存在这种竞争。现在第一个问题是人们太多的精力被分到别的地方去了，留给读书的时间很少或者没有了。对此我觉得无计可施，虽然我自己还是喜欢读书的。
第二个问题是当时我们读书，主要是读名著，没有外面这些排行榜之类的影响。现在人们留给自己读书的时间本来不多，又都用来追风读畅销书了。我觉得读书是一己之事，大家都在读什么跟你没有关系。一个人精力有限，读了这本书，就意味着同时不能读那本书，也可能你这一辈子就读不了那本书了，所以选择特别要紧。
《华夏时报》：你觉得读者该选什么样的书来读？
止庵：人在不同年龄，有不同适合他的书。有的书是上中学时应该读的，有的是上大学应该读的，有的是更晚应该读的。我上小学时读鲁迅，当时不懂什么意思，以后再读才明白，这就是读的时间不对。读书是一个阶梯状的、渐进的过程。在每一个阶段，都有他应该读的书，如果觉得无从着手，那么就读名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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