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抗战》 听他们讲那过去的故事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王晓薇 北京报道

   布满双颊的老年斑，佝偻但仍显高大的身影，有岁月痕迹却无岁月浑浊的眼神，颤抖的双手正在敬着标准的军礼。两位身份相同却又曾经不同的老人为了同样的一件事情出现在了同一场合，一位是89岁的张晋，他曾经的身份是八路军抗大干部3团学员，另一位年长他2岁的老人是尤广才，他过去是中国驻印军新一军第50师特务连连长。他们要做的同样的一件事情，是讲述“他们的抗战”，他们出现的相同场合是一本由300位抗战亲历者口述的《我的抗战》一书。在这本书中他们也有了同一个身份——中国抗战老兵。一切正如本书主要策划人崔永元所说的那样，“无论他们当时是国军还是共军，在日本鬼子面前，他们都是中国军队，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他们都是维护国家尊严的一员。”在《我的抗战》中，崔永元带领读者听他们讲起了过去的“故事”。
“我的”选择
    作为一本讲述历史的书，《我的抗战》放弃了过去历史叙述中惯用的大历史叙事方式，在这本书中，抗战不再被归结为简单的“全民抗战”，而是由每一个不同的个体，每一双不一样的眼睛，每一个不同的角色所构成的属于他们各自的抗战回忆。在《我的抗战》中，这些记忆的主人有可能是士兵、军官、普通市民，也有可能是汉奸、伪军，更有可能是妓女或者嫖客。《我的抗战》并不属意将他们的抗战记忆分出高下，只是希望让这种记忆可以得到一次真实的记录，可以为现有的抗战记忆骨架下添加一些细节的血肉。
    在《我的抗战》的编者眼中，与其说是那个时代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不如说是他们的选择成就了那个时代。“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摆在我们每个人面前的每一天，就是两个字：选择，你选择做什么，像那些老兵，他们的选择就是奔赴沙场。”崔永元在谈及书名中的“我的”给出了如此解释。“在这个时代，我们尽量少用大叙述，关注每一个人的个人感受，要让每一个人有尊严。每一个人都体面，这个国家也一定会体面。所以我建议多用‘我的’，少用‘我们的’。”
    正是在这种“我的”视角下，“九一八”不再是一段用来标明历史事件的数字，在亲历者李玉清的记忆中，“九一八”就是一段在梦里都会出现刺刀、狼狗、太阳旗的童年，是一段谨慎、寡言，整日被母亲锁在屋子里的日子；正是在这种“我的”口中，日军对晋察冀的扫荡不再是一帧惨烈的炮火纷飞的画面，在山东纵队后方医院二所所长刘御的叙述中，更多的扫荡记忆是那个为了保护躲藏在山洞中的战友挺身而出的，甚至连姓名都不曾被知晓的女护士长；正是在这种“我的”回忆中，深夜，死寂的战场不再充满着莫测的恐怖，在一位叫李基忠的老人脑海中，那时那刻正是他思念初恋的姑娘，写下滚烫的情书的美妙时间。
    在《我的抗战》中，对于那个时代的解读几乎都化为了细小而真挚的只言片语，虽然在讲述时它只属于“我的”个体的抗战记忆，但在被记录之后，它却成为那个时代在此刻的重现。
先是要知道
    虽然起名为《我的抗战》，然而并不能将这本书简单地归入历史书的范畴，在“我的”主观叙述和历史的客观存在之间，《我的抗战》更愿意扮演的是一本提供“常识”的科普读物的角色。在《我的抗战》中更多是侧重当事人对某一事件的回忆，这种回忆更大程度上只是为对那个时代的历史甄别提供一些真实的细节参考，为对那个时代的历史研究提供另外一种思考脉络。
    在崔永元看来，口述历史和历史的客观性是两件事。“一个是可信不可信，一个是知道不知道。知道不知道是第一步，我们现在做的是这个事，你知道不知道中国有抗日战争这个事？你知道不知道抗日战争的时候，国民党也参战了。我们做的是第一步，知道不知道，这是一个普及性的东西，准确不准确是第二步的。更有可能是学术范围内的事。”崔永元说。
    为了可以从一个更接近平视的角度反映抗战，《我的抗战》在口述历史的对象选择上也更倾向于选择老兵。“将军我们也采访了很多，但是用在书里的并不多，将领是说了算的，老兵是往上冲的，他们更接近历史当事人的角色。”崔永元说。
    记录、还原和科普的定位让这本描写抗战的书不再那么沉重，不再那么容易让人产生某种情绪。在老人们的回忆中，并没有特别激烈的形容词叙述日军的残暴，出现最多次的仅仅是一句“亡国奴不好受，战争不好”。然而就是这一句简单的话却成为我们对那段历史首先要知道的事情。
口述历史
    《我的抗战》在耗费了与抗战同样长的8年时间，募资1.3亿元，采访了3500人，集成了200万分钟的影像，搜集了300万张历史老照片之后，最终以一种“口述”的形式将这段历史呈现给世人。然而这并不是《我的抗战》带给我们的全部。“书和记录片我更多是为了那些老兵而做的，我要对他们给我讲述的事情有一个交代。而口述历史这件事本身却是我今后的理想。”崔永元说。
    口述历史，这种被美国人乔·古尔德在1942年提出的记录历史的独特方式，曾在1948年被历史学家唐德刚在哥伦比亚大学多次实践。而这次在《我的抗战》中，崔永元和他的团队也正在试图通过这次实践打磨一种适合中国的口述历史模本。在崔永元的口述历史模本中，第一步也是通过传统的笔录、录音、录影等方式记录历史事件当事人或目击者的回忆。在采访时，他要求记者每次采访要控制在一个半小时之内，每次采访不得超过4个小时。采访内容必须经过多次反复的采访核对。在《我的抗战》中，对每一个采访者所花费的精力几乎都达到了20次，40个小时左右。第二步，就是在文字校对阶段做成两个版本，一个是字字对应版，即就算被采访人哼一声或者咳嗽一声，在文字上都会有所反映；另一个版本是阅读版，通过编辑、注释等达到通畅阅读。所有的口述都将进行四次校对，最终进入搜索库。“我的想法是，在3到5年内，以这种模式建立一个中国口述历史博物馆的雏形。我们免费提供所有资料，这件事不是一桩买卖，给民族留一个口述历史的记忆，是一项慈善工程。”崔永元说。
    虽然崔永元在被问及对于此书出版后有何期望时说出了“爱看不看”，但是在面对这样一段我们在大多数时间里只能触及背影的历史，这些亲历者的故事还是为那些不愿忘却历史的人们提供了一次正面审视它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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