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难题：变乖的孩子还能制造惊喜吗？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陈小瑛 深圳报道
深圳二线关不仅仅是有形的边界线、防护网、隔离带，更是人们心理上的防线，深圳长期的二元体制管理，致使关内外发展差距甚远。而这也成了深圳发展最大的枷锁。
在期待了14年后，2010年7月1日，深圳特区终于将扩充至宝安、龙岗区。特区面积从391.71平方公里，扩大到全市面积1948.69平方公里，约为香港面积1103平方公里的近两倍。
而面对特区不“特”的窘境，能否开启又一个30年的深圳奇迹，依然是摆在新一届领导班子面前的首要且注定很难实现的难题。
深圳还“特”吗？
在深圳特区30岁生日到来之际，国务院给深圳准备了一份重礼，从7月1日起，深圳经济特区范围扩大到深圳全市，将宝安、龙岗两区纳入特区范围。
“扩容最大的不同是，关外也将拥有特区立法权。”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宋丁教授对本报记者说，至此，深圳实现了经济上独立、立法权独立，这两项不再归广东省管，对于深圳来说意义重大。
深圳市法制研究所所长周成新表示，到2009年底止，深圳现行有效的法规162件。其中经济特区法规121件，较大市法规41件，特区法规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调整行政关系的法律规范，一类是调整民事关系的法律规范。
但深圳市社科院城市营运中心主任高海燕认为，特区立法权通常只是在重大改革突破探索时才用到，其他省市如海南、珠海、厦门、汕头等经济特区也拥有特区立法权。
“不是有没有用，而是敢不敢用的问题。”高海燕说，立法权有两种，一是特区立法权，用于敢闯敢试的改革，二是较大市立法权，近十年来，深圳所作的探索都是用较大市立法权就可解决的事，并没有真正用足特区立法权。
回顾深圳建立特区30年来具有历史性意义的重大事件，改革最显著的是开创初期。1982年开始，深圳在全国率先进行物价体制改革试验，第一个取消了各类票证，终结了计划经济体制下近40年的票证制度；1983年7月8日，深圳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今“中国宝安”）发行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只股票。1983年8月，市政府颁布《深圳市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办法》，这使深圳成为中国第一个实行劳动用工合同制的城市。1987年12月，率先开放土地市场，土地拍卖“第一槌”引发新中国土地使用制度的“第一场革命”，1988年4月宪法就此修改了有关条款。
这其中许多改革，是在先于当时法律的情况下做出的成功探索。但今天，这种敢闯敢试的精神似乎渐行渐远。
2003年开始，深圳开启全面城市化改造实验样本，一次性将农用地转为国有用地，后以被批复“深圳做法，缺乏法律依据，下不为例”收尾，而实现了100%城市化的深圳，后来也因此留下许多后遗症。
“今天的深圳已经是一个听话的乖孩子，不敢随便改革。”高海燕毫不讳言地对记者说。
一体化难题
“我想从下月起，关内外居民首先会感觉到心理的距离拉近了。”龙岗区区长张备在回答扩容对百姓有何实惠时说。宝安区区长李文龙则表示，水资源、广电、交通整合后，公交票价等可实现同城同价，切实降低了老百姓生活成本。
这些只是关系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但特区扩容并没有达到制度上完全的统一，尚存在较大缺陷，吸引高新企业进入宝安、龙岗投资的动力明显不足。
《华夏时报》记者了解到，根据国务院通知，经济特区内在2008年1月1日之后新设的高新技术企业，在特区内的经济所得，自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按照25%的法定税率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但此次国务院就广东省《关于延伸深圳经济特区范围的请示》批复中指出，深圳市宝安、龙岗两区新设立高新技术企业不享受上述过渡性税收优惠政策。
高海燕对本报记者表示：“关外企业享受不到税收优惠政策，扩容对投资就没吸引力了。”
深圳大学特区研究室主任钟坚告诉记者，特区扩容的象征性意义大于实质意义，深圳未来规划是想按照新加坡模式，将制造加工等附加值低的工业慢慢外移。
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主任王芃指出，特区新型经济要发展，需要土地，下一步最基础的工作就是土地确权，当务之急是尽快解决所有历史遗留问题。
但高海燕称，不要过分寄希望于土地资源，其实大部分土地已经被瓜分完毕，深圳可供出让的土地面积只剩下142平方公里，按照每年十平方公里左右的消化量来看，十年就能出让完。
宝安区松岗街道办宣传负责人告诉《华夏时报》记者，城市改造升级，一体化后村民赔偿要求也会抬高，关外城中村改造难度加大。“之前可能300万补偿金能拆一栋，关外划入特区后，没有3000万可能都拆不了。”
此外，人才北上和东去流失严重，越来越成为深圳持续发展的瓶颈，以富士康为首的制造和加工企业正在加快迁出深圳，人口红利慢慢消失，转型来得太快，让深圳市政府有点措手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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