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的公益慈善观:不要以为事小,就不做;事小,做出来了,就是成功

作者:文梅

来源:华夏时报

发布时间:2022-12-03 12:59:38

摘要:许倬云先生用两句话对“公益”和“慈善”做了区划。他说:公益不是慈善,慈善是临时做的事情,公益是应当做的事情。

许倬云的公益慈善观:不要以为事小,就不做;事小,做出来了,就是成功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文梅 北京报道

许倬云先生身着白色圆领的棉质家居服,坐在美国匹兹堡的家中,以视频的方式讲述着他和公益慈善有关的故事。虽然有些故事发生在70多年前,但是这位92岁的历史学家娓娓道来,仿佛在说昨天的经历。

这是2022年7月末的一天。新冠肺炎疫情已经蔓延了三年。作为公益行业的记者,我一直希望能够采访到许倬云先生。因为读了他的书,也看了一些媒体对他的采访,发现他很少谈到公益慈善的话题。或许是因为面对这位历史学大家,人们更愿意追问大变局中的家国天下,以及身处其中的我们何以立身。

许倬云先生的《万古江河》《说中国》《中国文化的精神》等著述在海内外有众多的读者。人们从他的作品中了解中国人的来处,也探寻我们去往何方。2020年接受《十三邀》采访时,许倬云先生觉得“现在世界全球性的问题是人找不着目的,找不到人生的意义在哪里”,他建议人们“从最基本的阅读开始、在思考训练上摸索、不败、不馁、不争、不抢、往里走、安顿好自己、看意义、想彻底、输送知识、刺激知识、发动讨论、交换意见、形成一种呼应和强大的社会力量”“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寻找内心安宁平和的力量。”

2022年夏天,他以口述的方式推出了新作《往里走,安顿自己》,与年轻人分享自己的人生经验——往里走;再安顿自己;再安世界。

……

许倬云先生以这样的方式和未来对话。即使如此,我仍然怀着一份执拗和好奇,想知道面对公益慈善的追问,这位从东方走到西方,阅尽沧桑的智者会怎么说。或者还因为,许先生本人就是一位伤残人士——许倬云先生出生于1930年,因先天性肌肉萎缩,从小就承载了太多超于同龄孩子的负荷。好在父母亲人对他一视同仁的关爱和包容,让他可以打开心门,克服了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走上了求学之路。他13岁学会拄棍走路,19岁随父亲从中国大陆到台湾省,后又到美国留学。退休至今,他依然以美国匹兹堡大学荣休教授的身份活跃在学界。

几经辗转,我联系到了许倬云先生。许先生告诉记者,近年来自己的身体健康每况愈下,本不打算再接受媒体访问,听闻主题关乎公益慈善,不由生出几分亲切——因其自幼身体残疾之故,几十年来便与公益慈善机构有过许多交集;回望流金岁月的点滴过往,还是颇有些与此关联的故事可讲,最终决定接受这一次采访。

许倬云先生用两句话对“公益”和“慈善”做了区划。他说:公益不是慈善,慈善是临时做的事情,公益是应当做的事情。

在公益慈善方面,他始终是以身践行的人。如他所说,“好管闲事。”这也许是生性使然。

大约20岁的时候,在台湾省,看到当地交通信号灯的设置未能设身处地地站在残疾人角度考虑,交通信号的设计不科学不人道,残障人士出行多有不便,他为此多次向当地交通主管部门反映。因为他的坚持不懈,这个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

多年以后,在美国匹兹堡大学任教时,他又遇到类似问题。他以当年在台湾省的解决路径为样本,帮助当地一些残障孩子的家长和政府进行沟通,并按流程予以特别申报,事情同样得到了圆满解决。

看似些许小事,或许可以体察许倬云先生的公益慈善观。如他本人所说:“不要以为事小,就不做;事小,做出来了,就是成功。”

许先生说,当年他家里每个人都是公务员,所以他都拿了零零散散赚的小钱、稿费等捐给基金会。他的母亲97岁时故去,留下一些品质不错且未来得及穿的衣物,他全部捐给了当地的公益机构并进行义卖,所得收入均用于慈善事业。

多年来,许先生与公益慈善机构有不少合作,也直接推动了一些项目的落地。许倬云先生尤觉安慰的是,“平心而论,我在台湾几十年,我经办的这些(慈善公益)案例里面,我没有一个(私人)要求,没有(为自己)花一文钱。”

以下是许倬云先生的讲述。

我是一个残疾人,所以今天就谈谈过去我在台湾省生活的时候,当地政府是如何安排和处理像我这样的残疾人事宜。

台湾省各市、县政府的社会科,都有若干救济事务的职能。这些救济并非是简单的给钱或帮忙,而是要从法律角度实施。举例来讲:我是1949年到台湾省生活的,那时候当地各交通路口的红绿灯设置,并没有考虑到残疾人士的实际需求,也没有其他的设施。1950年开始,有人提议应该增加这方面的安排,于是各十字路口陆续开始有红绿灯。当时我也曾经介入过这件事,为此说过一些话。

我上大学之后,发现校园外的一些路口也有红绿灯,但时间(对残疾人来说)不够,于是我就把这件事向有关部门提出来。大概半年左右,全省各路口普及安装红绿灯,而且还装了一个电铃,可以(专为残疾人)延长通行时间。这个事情慢慢进化到一定地步之后,大概是交通局等机构,又专门在红绿灯旁边设计了一个小绿人,这个小绿人的特点是,它的走路速度是由慢走到快走。对健全人来说,当小绿人开始快步走的时候,基本上你已经走了道路的一半;当它纵身一跳的时候,你已经到达道路的另一边了。如果你是残疾人,按了这个电铃之后,小绿人就会走得很慢很慢,甚至可以是踱方步的速度。电铃和小绿人这些设计,无论对视障还是听障都各自有帮助——看不见的可以听见,听不见的可以看见,都能安全通过红绿灯了。

后来交通部门经济更宽裕些的时候,在每个距离红绿灯路口大约十尺距离的地面上都镶嵌了一个铁条。盲人出行的时候,手持导盲棍走到此地,导盲棍顶部就会有个磁铁把这个铁条吸住,他就知道快到红绿灯了。得知此事之后,我又开始管“闲事”了。对于盲人来说,如果是涉及到跨越台阶,地面只贴一条铁片是不行的,应该在跨街的这段路都贴上铁片才行。当时跟我合作的对象是一个公益协会,(当我提出这个问题)他们就在所有红绿灯的小斜坡道都铺了铁片。我举这个例子的意思就是,老百姓提出意见,政府(不妨尝试)慢慢施行。

有一桩事情很晚才施行。我们的人行道骑楼,骑楼就是过街楼,后面的店铺常常会将人行道占用,它的(商品)陈列架都推到人行道边上来了,这个很不好。再有,有些人骑着脚踏车,一到这边就靠边一放,你一个人靠边一放可以,三个人也靠边一放就不行了,道路都被占满了。如果有些人再不小心,直接把脚踏车横着就一放,别人进出怎么办?于是我又开始管“闲事”,找到政府的社会司,告诉其中的一位陆委员,“你们需要关注这些事情,并且从紧要的事开始做,首先在大城市推行”。陆委员后来和我结成了朋友。

讲的交通信号问题,我到了美国匹兹堡以后(又碰到了)。当时有一批人找我,因为他们看到我在大学里是伤残人士。因为其中一个学生的家长的小孩也是伤残,他就问我,是否愿意以教授的身份,领一批人跟市政府交涉(交通信号的事情),我愿意。所以这里(匹兹堡)呢,除了没有(台湾省设置的那种)小绿人以外,当地红绿灯的延长时间、以及用地面铺铁片给盲人导盲,安装电铃等等,都是我那时候和七八个伤残孩子的家长一起,跟公家说明了,跟市政府说明了(才解决的)。我们没人委托,只是自己或者家人去谈,我是亲自出席,当然要让你看得见我,晓得我(伤残)是真的,(最后得以推广应用)。所以这种事情,不要以为事小,就不做;事小,做出来了,就是成功。

在我读大学硕士的时候,有一位患了被我们叫做作“肢体萎缩症”的女士,大概有20岁,她双手和双脚都无法使用,所以长期坐在轮椅里。那个时候也没有电动轮椅,是手推轮椅。她的两只手不能推,所以她的妈妈或者爸爸推她;她吃饭不能自己吃,妈妈喂;她拿嘴咬着毛笔写文章投稿。因为这些缘故,大家知道了她的故事,都很同情她,愿意帮助她。她以这样的生活方式一直到50岁去世。

刘侠(台湾省公益人士)掌握的这个case(案例)向社会披露出来之后,陆委员就来帮忙了。他前去访问了刘侠之后便来找我,说:“许倬云,我知道你很关心这件事。伤残人像你这样关心他人的不多。”

我说:“这是天生的毛病,爱管闲事。我们应成立伤残福利协会。你调查一下全省一共多少残疾人?”

他说:“这个我知道,我有数字。”

我说:“怎么来的?”

他说:“自从你来访问过我们部门之后,我就向上级提出,户口调查要把伤残人士作为其中的一项。什么样的伤残、几级伤残,请内政部门的医药部门、卫生院确定级别,做好手册。我们编好手册之后交给伤残人士,里面很清楚的写着,你可以去何地、找什么人帮忙,列举了教会、寺庙和公益机构等。”

所以,我给你讲,公益不是慈善,慈善是临时做的事情,公益是应当做的事情。所以,这一点希望你(分享给大家)。我这两句话就对“公益”和“慈善”做了区划。

我们民间办公益的事情,去诉诸于愿意办慈善事业的人士,请他们捐钱。很快,我们就募捐到了不算小的数字。因为一调查,全省有各种需要的伤残人士很多。所以这种情况下,陆委员就有事可干了。他就各县市的跑,督导此类事情。有整体的调查,有全盘的策划。如果登记有伤残人士的,当地卫生院就要留存案例;如果属于重伤残的,就要定时去看他、照顾他;如果他必须住院,不用问,住院公家出钱。这本来没法律,后来他们就定了法。

这个我可以提供你参考,我觉得国内必须要这么做。我回这些故地的时候经常会跑去看看,看他们做的怎样,确实做的很好。后来陆委员一直做到他退休。

平心而论,我在台湾几十年,我经办的这些(慈善公益)案例里面,我没有一个(私人)要求,没有(为自己)花一文钱。

现在我们一直聘刘侠女士做这个基金会的董事,请她为基金会取名字,她起名叫“伊甸园”基金会。定期捐助款项的人很多,有些人发了愿,每个人捐了钱。有若干寺庙和若干教堂认捐,所以伊甸园在台湾是相当“阔”的基金会,他们已经“阔”到可以送得起每一个伤残人士需要的轮椅,而且如果手不能用的话,送伤残电轮椅,这就不是小数目了,而且5年10年换一家,坏得早就换得早,这就不是小事情了。

(当年)我家里每个人都是公务员,所以我都拿了零零散散赚的小钱、稿费等捐给基金会,无所谓。最后捐的一笔,是97岁的先母故去那年。老太太是出身世家的小姐,喜欢服饰衣着,这个无可厚非。刚开始我们都很穷,后来慢慢薪水都可以了,一起供这一位老太太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她一柜子的衣服大概有三分之一都没穿过,于是就捐给伊甸园基金会,基金会交给拍卖行,按照品质去卖,那一柜子东西算下来大概也不少钱。

还有一个case(案例):一个高中毕业的16岁女学生,忽然被车撞了,脑坏死。当时因为家里太穷,没办法医治。后来以她的亲友为主,召集了一批有同情心的人共同商量,就想到一个很聪明的办法:

台湾省有一种每个月抽奖的奖券,5块钱一份。奖券可以买,你也可以拿发票去换奖券。目的是什么呢?鼓励大家用发票。发票是什么呢,就是你购买物品的税(证),是国家给你的收据,收据你可以去换奖券。每月都会抽一次奖。那么我手里带着发票有什么用处呢?捐发票。

记得当时每家店铺的柜子上都有一个玻璃盒子,上面有一个洞,每次买完东西拿着发票往里一塞——好家伙,全省的发票数目(汇集在一起)是不是很不错啊?奖券设置是从一等奖到十等奖。十等奖是5块钱,一等奖有10万,二等奖是1万。如此一来,常常是大奖全部抽到,这一抽奖,这个基金会的(募捐)钱就真不少了。

我还记得这个基金会名叫“创世纪”,他们就办得很好。工作人员都是义工,1个房间6个人,6个床中间1个服务柜,(包含)医药急救等等。房间有空调,门和纱窗,一个护士坐在里面,一个大厅有十几间房,每间房1个护士6个病人,就靠这些支持。

这个你说是“公益”是公益,你说“慈善”是慈善,但是慈善没有人损失钱,损失钱的是这个抽奖机构。所以这个“创世纪”(基金会)和那个“伊甸园”基金会两个单位是我最熟悉的单位。我倒希望大陆可以仿照这个样子做,“惠而不费”。这个你说它不是慈善事业?(其实)是,帮人忙。这两个基金会的员工都是义工,有些义工礼拜天来做,他自己排(时间),几个礼拜值一次班,礼拜天大家可以出来做事情。诸如此类。

如果一个社区有2万、3万人,就可以办这类公益慈善机构,推广此事。10个社区就都可以照顾到其中的伤残老病。我现在每天要有人帮忙拿吊车,从床上吊到车上,车上吊到床上,因为我不能动,我不是“渐冻人”,但我不能动,手脚都没力气。

我雇佣了人。按照政府的办法,雇佣之后,他领一部分薪水,另外一部分派他的单位收取,这价目不便宜。早上一个人,晚上一个人。但照料的事无法早晚都派人,因为单位说“我们人手不够。”所以一半的时间我太太在做,七天当中,三天早上由他们来做,四天晚上太太做。

所以这个呢,大陆(方面)想想,能不能够以公益的办法,让那些在家里需要照顾的伤残人士,可以派人来帮助。如果说我在台湾省由哪个单位来管的话,我很可能就由伊甸园基金会找个人来帮忙,但这里(美国)没有。所以,我建议就拿我讲的话,给大家报告一下这一点,我盼望两岸之间互相借鉴,台湾省这个榜样是确实值得学的。

(感谢许倬云先生助理、美国匹兹堡大学亚洲中心研究员冯俊文先生,对此次采访提供的帮助。)

责任编辑:周南 主编:文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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