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张艺谋之滑铁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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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0-02-26 21:29:57

摘要：柏林：张艺谋之滑铁卢

文/王嘉然

“命运女神不仅自己盲目,而且还使自己所偏爱的人也变得盲目。”——西塞罗
　　 1988年2月23日，由张艺谋导演的中国电影《红高粱》在柏林电影节获得最佳影片“金熊奖”的消息传到了中国，从那届柏林电影节起，中国电影人大举进军国际影坛，足迹踏遍大大小小的国际艺术电影节，斩获奖项无数。用张艺谋自己的话说，柏林是“福地”。
　　 2010年2月20日，第60届柏林电影节获奖名单揭晓，中国导演王全安凭借《团圆》，与金娜共获最佳编剧“银熊奖”，巧的是，王全安三年前凭借《图雅的婚事》摘得金熊。而同样受邀参赛的张艺谋的影片《三枪拍案惊奇》获得了1.8分的竞赛片评分，在倒数之列。而在中国，张艺谋的“三枪”赢得了过亿的票房，口碑虽差，经营却是成功的。王全安的《团圆》能否在中国赢得观众？有《图雅的婚事》为前车之鉴，我们不敢做乐观的猜想。
　　中国电影市场化以来，一部影片的票房和口碑似乎很难兼得，这情境迥异于其他任何一个电影大国。艺术性和娱乐性在中国电影中水火不容。张艺谋和王全安在柏林这块福地的两种际遇充分揭示了这一尴尬的事实。除了柏林，无论是戛纳，抑或是威尼斯，这几大艺术电影节对风格化的影片创作方式非常青睐，因为风格化是独立思考的结果，而独立思考是艺术创作的根本前提。在笔者看来，张艺谋再次受邀进入竞赛单元，并非是他说的“老朋友聚会”那么简单、那么温馨，而王全安再次得奖也并非因为柏林是中国的“福地”，他们虽境遇不同，但在浮华背后，都或多或少地拥有一份阑珊，一是在国外，一是在国内，一是在艺术上，一是在票房上。
　　蓬皮杜说过：“命运就是对一个人的才能考验的偶然。”本期专题以第60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为切入点，梳理张艺谋和王全安的影响创作风格，审视国际电影节与国内电影创作者之间的复杂关系，为读者提供一个视角，希望能创造出思维碰撞的机会……
柏林苍穹下
　　德国电影大师维姆·文德斯的名作《柏林苍穹下》讲述了两个天使守护着西柏林，穿梭城中每一角落，倾听人们的梦想和忧虑。其中一个天使爱上了凡人姑娘，于是毅然下凡来追求可触可感的真正爱情。影片的剧情也许可以和张艺谋的变化与王全安的坚守联系起来。
　　与其说柏林电影节有着深厚的“东方口味”，倒不如说柏林电影节对“第三世界”的政治、文化有着独特的关注兴趣。柏林电影节曾经多次以“意识形态”作为评判尺度，关注边缘和弱势，关注大背景下的两难困境。电影是叙事艺术，虽以直接的视听手段呈现，但折射社会现实方是能品味的艺术品。三大艺术电影节，不管他们的倾向为何，毕竟是有共性的，那就是作品对现实社会的人文关照，还有对视听语言的不断探索。
　　张艺谋是中国第一位在柏林擒获“金熊”的导演，随后是李安、谢飞，2007年，有王全安。命运女神把巧合慷慨地送给了张艺谋和王全安，让他们在2010年柏林苍穹下相遇。“命运女神不仅自己盲目,而且还使自己所偏爱的人也变得盲目。”古罗马圣贤的话昭示了此次王全安的辉煌和张艺谋的阑珊。
　　王全安，1991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后分配至西安电影制片厂任导演，其间进行了大量的剧本写作。他关注当前中国社会现实，擅于以小见大，以强烈的戏剧性折射人世，营造悖论式的两难情境，抓住观众的心，同时不懈探索拓展视听表现的可能性，以独立思考的创作姿态书写着他对现实的人文关照。2006年，电影《图雅的婚事》，以蒙古族女子嫁夫养夫的两难困境和对女性内心世界的细腻刻画，入围2007年柏林国际电影节竞赛单元，王全安对现实社会的人文关怀赢得了评委的一致赞誉，最终抱得“金熊”归。
　　张艺谋的电影风格往往张扬激烈，躁动不安，更像是一种发泄与呐喊，是生命的本能冲动。无论是《红高梁》中的我爷爷我奶奶，还是《菊豆》中的菊豆、杨天青以及《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颂莲，都有着张艺谋自传的影子，张艺谋未能躁动的青春在他们身上张扬，张艺谋通过电影发泄了自己青春期过剩的荷尔蒙。直到《有话好好说》，这种躁动仍在继续，与当年《红高粱》中姜文的“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遥相呼应。此后，他拍出了《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向主导文化靠拢，虽然这两部电影分别捧回了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与柏林电影节银熊奖，但激扬不再的张艺谋很难始终保持这种在艺术个性与主导意识形态之间的微妙平衡。
　　《一个都不能少》的最后，“魏敏芝”成功感化了电视台台长，找回了张惠科，甚至带回了满卡车的捐赠品，张艺谋成功地在结尾把影片由一部带有现实主义色彩的电影转换成了希望工程的献礼片，而且影片再一次捧回了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同样的，《我的父亲母亲》的两个时空均以大团圆结尾。两部影片均制造了强烈的煽情效果，张艺谋成功地借用了好莱坞的叙事策略，以大团圆结局在观众想象中弥合了现实的裂痕。
　　《英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是张艺谋转型后的商业片创作序列，融入了红透中国半壁江山的东北二人转文化，抛弃了科恩兄弟荒诞的反思和孤独的高贵，把乡土俗文化拍了个淋漓尽致。《三枪拍案惊奇》又一次震撼了观众。四部商业大片，都不是正常商业电影应有的叙事，观众看的只是噱头和奇观，没人在意中国特色商业大片中的故事。在张艺谋的大片时代，历史是刻意填补的，故事叙述本身太没有力量，交代历史背景的目的则是拉近电影和我们现实的关系，让我们感到电影中的故事不是那么虚无缥缈，可惜作用甚微。电影与现实的脱节，远不是添加一个历史背景所能填补的。《三枪拍案惊奇》的原剧本是科恩兄弟的处女作《血迷宫》直接改编自成熟的经典剧本，避免了剧作上出现漏洞的可能，在视听上延续了张艺谋的形式主义风格，以形式的夸张为首要表现手段，继《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团体操之后，又借了“二人转”的形，然而，抛弃的是原剧本的神韵，抛弃的是对现实的人文关照，空剩一出闹剧，用张艺谋自己的话说就是“大家都高兴”。
玉笛谁家听落梅
　　通过对比王全安和张艺谋的创作风格和作品特征，我们不难看出，柏林电影节青睐王全安，或者说青睐早期张艺谋作品的原因——关注现实、探索视听。国际各大艺术电影节所关注或者说给予肯定的电影，正在于视听语言方面的创新，以及对现实的关注和反思。从《英雄》至今，张艺谋的作品序列创收规模呈几何级增长，质疑也接踵而至。王全安坚守自己的现实主义路线，始终得到艺术成就上的肯定。原因为何？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我们可以比较受国际电影节青睐的创作者们的创作特点。
　　侯孝贤，以长镜头和场面调度见长，强调空间的纵深拓展，加之其对中国台湾地区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注，给予观众无限的乡愁。《悲情城市》率先敲开了威尼斯的大门，比《红高粱》更早地斩获大奖。《戏梦人生》、《海上花》、《最好的时光》都获得了电影节的肯定，甚至先后应日本、法国邀请，创作以异域文化为对象的电影《咖啡时光》和《红气球》，都得到了外国观众的肯定。
　　贾樟柯，《站台》、《世界》、《三峡好人》屡屡斩获国际大奖，贾樟柯的长镜头不同于侯孝贤，他更关注镜头内现时发生的状态。他对底层民众的人文关怀，以及独特的视听表现形式，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际关注。在国际上扬名后，贾樟柯在国内的融资开始便利，制作也开始倾向于商业电影，可以说，他的风格使他成功走上国际路线，而国际路线又把他推到了一个制高点，从而在国内有了更多的创作可能。
去魅电影节：
主办方和创作者的共谋
　　在国外频繁获奖的影片因其独特的影像风格和叙事方式为电影节增添了神秘色彩，国人如坠雾中。对于国人来说，由于张艺谋等一大批电影创作者成为国际导演，最耳熟能详的莫过于欧洲三大艺术电影节和奥斯卡了，而除了好莱坞的奥斯卡外，三大电影节其实各有特色，柏林电影节关注社会问题和意识形态；戛纳电影节侧重于扶持多股力量，对独立电影有些偏爱；威尼斯电影节则正在成长，风格未成定势。其实，在外人眼中艺术至上的电影节也是要先考虑生存问题的，组委会一样重视营销、发行，除了文化交流，选片更多的是为了提供一个交易平台，涉及了从计划选定、筹资投资、制片后期、版权销售等不同环节的交易。
　　电影节本身就是一个良好稳健的全球化市场，A类电影节竞赛单元作品有着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那就是许多影片都是把国际首映甚至是全球首映放在电影节上。这种情况延续到后来，甚至出现一类专门走国际路线的影片，只考虑国际市场，为电影节而生。无论是张艺谋还是贾樟柯，抑或是王全安，他们都是从国际市场获得认可后才得到其所在国家的认可，在本国融资也变得比成名前容易多了。
　　读者们所熟知的评委会，或者说“评审团”是电影节竞赛单元的核心，但是，每一届电影节评委会主席的审美情趣、电影追求甚至是交际能力都可能会影响到具体的评奖结果。有些不被国际重视的导演甚至质疑国际电影节“就是拉关系”。当然，这话言重了。但从选片到评片，确实并非都是以完全客观的尺度来评价的，没有得奖的影片未必在艺术性上就比得奖的影片差很多。比如，上一届由张艺谋担任评委会主席的威尼斯电影节，我们很难判定《太阳照常升起》不如获金狮奖的《色，戒》。不过，毋庸置疑，选片和评片毕竟代表了一种态度或一类标准，而且风格化的创作和影片都比较容易受到电影节的垂青，比如杜琪峰的电影因其视觉上的风格多次入围三大电影节，而王家卫的作品也因其独特风格备受国际关注。
为艺术谋还是为稻粱谋？
　　把商业片和艺术片对立起来似乎是舆论的必然，可是好莱坞电影的存在恰恰打破了这种必然，为艺术谋还是为稻粱谋并非一组对立的命题，经得住观众检验的才是真正成功的电影。票房高只代表一种现象，而不是成功。贾樟柯的《三峡好人》荣获威尼斯金狮奖，然而国内票房惨不忍睹，这并非是在追求黄金的时代没人关注好人，原因还是艺术性和娱乐性无法兼顾。艺术性强的影片能否得到观众的认可，这实在是电影创作面临的一个复杂问题。张艺谋此次柏林受挫也是这个问题的一个方面。然而，复杂之处还在于，以“三枪”为代表的中国式商业大片并非是迎合观众审美情趣的，观众去看这类电影其实是怀着复杂的心态买票的。好在2009年的中国电影创作出现了新的可能，《建国大业》和《十月围城》在商业性和艺术性上都有建树，票房和口碑均达到双赢，这类成功的创作模式应该引起创作者的关注。

中国电影人历届柏林电影节获奖记录

■ 1982年阿达《三个和尚》获第32届西柏林电影节银熊奖短片竞赛最佳编剧
■ 1983年许雷《陌生的朋友》获第33届西柏林国际电影节特别奖
■ 1988年张艺谋《红高粱》获第38届西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
■ 1989年吴子牛《晚钟》获第39届西柏林国际电影节特别奖银熊奖
■ 1990年谢飞《本命年》获第40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杰出个人成就奖
■ 1992年张曼玉凭借《阮玲玉》荣获第42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银熊奖
■ 1993年谢飞《香魂女》和李安《喜宴》于第43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同获金熊奖。
■ 1994年吴子牛《火狐》获第44届柏林国际电影节“特别推荐奖”摄影
■ 1995年李少红《红粉》获第45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优秀单项奖视觉效果银熊奖
■ 1996年严浩《太阳有耳》获第46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国际电影评论协会奖”和最佳导演银熊奖
■ 2000年张艺谋《我的父亲母亲》获第50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
■ 2001年王小帅《十七岁的单车》获第51届柏林国际电影节评审团大奖银熊奖
■ 2003年影片《盲井》获第53届柏林国际电影节艺术贡献银熊奖
■ 2005年顾长卫凭借《孔雀》获评委会大奖银熊奖；蔡明亮《天边一朵云》争得了费比西国际影评人奖、阿尔弗雷德·鲍尔奖及最佳艺术贡献奖剧本；鄢雨和李一凡凭借《淹没》获得沃尔夫冈·斯陶特大奖青年论坛；刘佳茵凭借《牛皮》一片获得卡里加利奖青年论坛及费比西国际影评人奖青年论坛。
■ 2006年，《伊莎贝拉》获第56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最佳作曲奖
■ 2007年，《图雅的婚事》荣获第57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最佳影片
■ 2007年，《落叶归根》荣获第57届柏林国际电影节独立影评人全景单元最佳电影
■ 2008年，王小帅凭借《左右》获第5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编剧银熊奖
■ 2010年，王全安凭借《团圆》获第60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编剧银熊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