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外交官口述中捕捉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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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0-02-05 20: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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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外交官口述中捕捉历史

文/任孟山

   《听大使讲故事》是一本中国外交官的口述史。
    近几年，“口述史”在中国是一个热点。它表现在图书出版方面，有关口述历史的书籍遍及历史、经济、社会等诸多领域，以至于部分领域的学术口述史都已经开始出版了；而在新闻传播领域中，媒体生产的口述节目逐步具有了规模性，尤其是阳光卫视和凤凰卫视做得尤为突出，其口述历史的节目形成了系列，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
    《听大使讲故事》在某种程度上，是“口述史”热点在上述两个表现方面的结合。开始时，这是一个在北京交通广播台上的口述节目，但是，稍微熟悉点新闻传播规律的人们都知道，内容播出会受到节目时间的严格限制，更不用说其中还要掺杂进必须要进行的广告时间，因此，内容的删减是一定会进行的。这与报纸的内容生产受到版面制约一样。用学术性较强的话来讲，在某种意义上，广播内容的生产遵循的是时间逻辑，报纸内容的生产遵循的是版面逻辑。
    正因为如此，我们会看到许多媒体内容最终转向了图书出版，因为它可以给被删减的内容提供一个弥补机会。这本书也是如此。主持人好不容易逮到一个大使，让他说了大半天，最后只能播出一点，当然是个遗憾。现在通过出版图书，将更多的精彩内容融入其中，对于读者来说显然也是件好事。说句虽然客观但可能不太吉利的话：让这批老外交官口述历史的机会不多了，因为15位老人的平均年龄是72岁。但正是他们长期驻外，历经外交风云，是新中国成立后直面中国与其他国家关系的见证人，从记录历史细节的角度讲，只有他们才是最权威的讲述人。
    记得当年在“中国外交理论与历史”的课堂上，我问过教授一个问题：“为什么有关中国外交的口述史没有发展起来？”他回答的具体内容，我已经不能完全记清楚了。但是，其中的一点，我依然清晰，他说：“雷区太多。”在外交史的意义上讲，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外交史中被遮蔽的历史细节，不仅仅是中国特色的问题，而且是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中都存在的问题。虽然自一战之后对“秘密外交”的反思，使得外交的透明度有所提高，但时至今日，我们仍然不可能知道全部，就像我们不知道克林顿去朝鲜领回两个记者的背后，到底掺杂了多少国家间交易。如果世人想知道这段历史，只能是参与其中的人士最终亲口说出。
    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喜欢口述史，因为这个世界尤其是中国，最不缺乏的就是宏大叙事，从敌我矛盾到阶级斗争，从国家建设到中国外交，大多都是粗线条的描述，大多都是概括性的结论，唯独缺少了细节，缺少了那些真正做事的人的叙述。而《听大使讲故事》会让人知道一些其中的部分细节，正如曾经任驻伊朗代表的华黎明大使所言：“在西方媒体笔下，伊朗精神领袖霍梅尼被描写成很凶恶的形象，实际上霍梅尼是一个慈祥的老人，说话很温和，也很缓慢，一句一句地说，说得很清楚，还带有一点乡土口音。”虽然人的音容笑貌和谈吐与人的行为之间没有必然的善恶联系，但至少可以让我等草根之人知晓高高在上的领袖，即使是精神领袖，还有这样一副容貌和特点，从而丰富我们的认识世界。
    从“口述史”发展的历程来讲，稍微熟悉点唐德刚先生的人们都知道，它已经不是一个新鲜手法。不过，手法不新鲜没关系，关键是能够出新内容，这才是最重要的。把历史还给个人，是“口述史”的核心理念。让见证历史的人来口述历史，并相互印证，这可能是最能还原历史原貌的做法。尽管这种“还原”局限于人的偏好、记忆水平、口述时的社会背景，但终究算得上是一种可行的方法。对此，被称为“中国口述历史第一人”的唐德刚，曾有长文专述。
    而“口述史”之所以引起重视和普遍关注，唐德刚关于中国方面的口述史著作之所以那么受欢迎，正因为是活着的人给曾经活过的历史作证，从而告诉后人这个世界曾经发生的事情，以及那些事情里渗透其中的人情世故、戏剧性偶然、阴差阳错的小事等。外交无小事，是从最终的意义上来说的，是教科书中书写的历史；其实，外交中有非常多的小事，只是我们不知道，现在，这本书至少可以让我们知道其中的一部分，而在我看来，这可能就是其价值所在：借助微观叙事，捕捉现场细节，寻求历史大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