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朱嘉明：公益需求将呈个性化发展趋势 头部公益机构应建构公益科技平台和实验室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文梅 北京报道

朱嘉明这个名字是跟莫干山会议联系在一起的。1984年9月3日至10日，第一次全国性的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召开，这次会议不仅使一批经济学家脱颖而出，也为八十年代的中国改革提供了重要思路，被称作"经济改革思想史的开创性事件"。朱嘉明是会议的发起人之一。那一年，他34岁。

如今，年逾70的朱嘉明因为他对货币经济学、数字经济、数字货币和区块链等前沿领域的研究，依然是一位受到广泛关注的经济学者。近年来，朱嘉明陆续出版了《从自由到垄断:中国货币经济两千年》、《Libra：一种金融创新实验》、《未来决定现在》等多部专著。

3月3日下午，春寒未退，《华夏时报》记者来到位于北京朝阳门内大街81号的数字资产研究院三楼，走进朱嘉明的办公室时，他正和来访的客人商谈关于区块链专业合作事宜。据记者了解，朱嘉明每天时间都安排得满满当当，工作负荷甚至超过了许多年轻人，但眼前的他身着深色休闲装且步伐轻盈，依然精神矍铄。送走了客人后，他转身微笑着跟记者打招呼。

尽管去年延续至今的新冠疫情尚未消散，但朱嘉明从未停下脚步。2021年初，他在“首届交子学术论坛暨‘交子节’发起仪式”上发表了《从交子到数字货币的文明传承》的现场演讲，试图以更为宽广的视角阐述交子历史，并从若干角度对1000年前的交子和当下数字货币加以比较；他长期奔走忙碌于珠海横琴，为横琴和澳门深度合作提供专业理论，学术和技术方案的支持；他专门腾出时间，与爱读书的朋友们一起分享他眼中的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及其思想遗产的精华所在。“身体健康很重要，不管多忙，每天我都要坚持走一万步。你看，我脚上始终是运动鞋，走路方便。”朱嘉明说。

他向《华夏时报》记者透露，目前他手头还有2000多万字的学术成果待整理，内容包括数字经济、数字货币、区块链，以及人文史和科学史，“现在时间对我来说是最宝贵的，只争朝夕啊！”朱嘉明告诉记者，现在自己大约每个月都要写几万字，唯有全情投入工作，才能不负光阴。

采访中，朱嘉明对自己当下状态的总结不失玩笑：“这个世界在不断加速，我就像开着一辆50年代的‘老爷车’，追赶着这个向前狂奔的世界。”冷峻、睿智，还有始终未曾改变的探索精神和真诚自谦——这是《华夏时报》记者结束采访时，脑海中浮现出的关于朱嘉明这位专业学者的印象词。

《华夏时报》：公益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从您的专业角度来看，您怎么给它下定义？

朱嘉明：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在进入后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之后，人们对“公益需求”正在形成全方位的扩展。但是，现行的社会制度或社会结构难以提供满足人们“公益需求”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不仅如此，人们的“公益需求”还是一个动态概念，社会越发达，“公益需求”的内涵就不断扩展，现在的公益思维，公益组织和公益模式都存在显而易见的“滞后”。

可以思考一个现代社会公益商业的需求和供给曲线。现在看来，社会经济越发达，社会公益的“需求”增长越快于社会公益的“供给”。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现象？第一，人口总量增加，人们的平均寿命增长；第二，传统的通过血缘家庭体系、邻里关系解决的公益需求体制，正在急剧削弱；第三，都市化愈加剧，人们似乎就越无暇顾及别人；第四，“公益需求”呈现显著多元化、个性化、非标准化。例如，缓解全球性的抑郁症，其实就是重要的“社会公益”，而抑郁症是相当个体性的心理疾病。还例如，针对新冠疫情疫苗的全民性注射，也是一种新型“公益需求”。

在这样的背景下，关于“公益需求”的观念需要与时俱进，改革传统公益事业的组织模式，推动公益事业的技术发展，将公益事业建立在对人无差别的尊重、对人的价值无差别肯定的基础上。所以，人人都应该成为公益的参与者和受益者，真正使得公益事业成为全民化且可持续的事业。

当下在中国，社会对公益事业的理解，还有一些明显的局限性，最大的局限性在于把公益对象认知为社会群体的问题，忽视了个体或者少数人迫切的公益需求。但显然，这是公益事业初级阶段的显性呈现，是我们必经的一个阶段，而解决公益需求的对象从绝大多数人到少部分人，从少部分人一直到针对每一个个体，才是一个社会真正进步的标志。

不过，我这里所提到的未来公益事业的理想，现在很难全面实现。因为公益事业正在复杂化、动态化，今天解决了这个公益问题，明天又会产生那个公益问题，如此周而复始。更重要的是，公益事业的社会成本不断提高。所以，人类社会建立一种全方位的、可以100%覆盖所有人群的、高度个体化的公益体系，具有乌托邦特征。尽管如此，还是需要重新设定社会公益的目标，即让每一个人在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中都不会被遗忘和抛弃。未来，在人们关注人均GDP之外，还需要设置通过货币计量的人均公益指标。

最后，再强调一下：通常的福利社会并非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它解决的是具有一定标准性的公益需求。制度都是针对大多数的标准体系，而福利是针对非制度性的和非标准化的。对于政府通过财政资源所主导的公益事业，需要更多社会资源作为补充。所以，各种类型公益组织的存在不仅非常必要，而且多多益善。

《华夏时报》：近几年来，区块链与社会公益事业的链接愈加被业界重视，您一直在区块链领域深耕，在您看来，区块链是否能为公益事业带来全新的改变？

朱嘉明：目前公益需求的增长日益加大，解决社会问题仅仅靠公益组织是不够的。我认为，解决公益生态的有序健康发展，应该让整个公益事业进入到一种自组织状态，就是人们可以在不同的情况下，针对不同的公益需求进行各种各样的、即时即刻的组织。区块链就提供了一个社会自组织能力，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一系列技术手段，都可以和公益事业有机结合，这样就可以建立很多不同特征的公益区块链。这在技术上不仅是可行的，而且彼此之间可以互相交叉。

我建议建构一个类似分布式的“公益需求和供给”平台，吸纳区块链的成熟技术，例如，联邦学习、预言机、NFT、DeFi等。这个平台其实可以由具有权威性的公益机构参与搭建。为此，当务之急需要形成推动公益事业科技化的实验室，加速公益事业的现代化进程。通过公益事业的科技实验，实现公益事业的需求和供给的即时观察，进而实现资源的有效和合理配置，减少浪费。总之，我希望，公益事业要加强科技化建设，至少引入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强化公益事业硬科技基础。

《华夏时报》：大约37年前，您是“莫干山会议”的发起人之一，37年后，您依然关注着经济领域。如今，时代不同了，在您看来，中国经济学家的整体表现如何？

朱嘉明：现在已经是2021年，回望过去的历史轨迹，不要说和100年前的1921年相比，就是把四十年前的1981年和20年前的2001放在一起看，每一个年份的变化都非常大，经济变得越来越复杂，复杂到没有人可以对现在的经济做出完整、全视角和透彻的解读。人们对智能时代的追溯和分析判断，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吃力。

问题是，当今经济学界许多经济学家的训练和学习，都是以往形成的理论，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家的专业知识和过往经验已经无法适应现在实体经济的复杂性和高速演变。这种情况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所以，经济学家在社会经济演变中的黄金时代早已结束，经济学家被边缘化正在成为全球性现象。遗憾的是，很多经济学家还没有理解和认识到这个问题。要想改变这种情况相当困难，因为要建立一套适应现在整个经济演变的新兴理论，相当困难，至少在短时间内看不到可能性。今天不可能再产生亚当·斯密，现代经济，特别是从传统实体经济向数字经济，形成平行的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已超出当代经济学家的训练和经验。这种情况，不仅体现在经济学和社会学，政治学也是这样，所有的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都是这样。

所以，对于所有的经济学者和科学家来说，都有一个重新学习和训练的挑战。我昨天还给一个年轻人的一本新著《货币到底是什么》写了序言。作者希望在他的书中回答好“货币到底是什么” 这样的问题，但实际上，货币内涵在不断急剧演变，当试图回答“货币是什么”的那一刻，即使他回答得比较接近事实，可是当读者拿到他的书的时候，这个概念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又有了新的演进和变化。

简言之，今时今日，所有的知识都面临着一种譬如“刻舟求剑”的压力。为什么现在大学生毕业之后很难找工作，就业压力越来越大，本质的问题在于很多时候你在学校所学的知识，只要毕业一走出校门，某种程度就已经和社会脱节。因为过去校园里学到的东西在现实社会早就不够用了。

现在的世界，特别是以科技主导的世界，各个学科互为前提，不可分割。所以，现在的学习进入到学习对象的多元化和系统化，所有的学习都会陷入到ABC…互为前提的状态，这其实是联邦学习背后的哲学理念。在互为前提的学习中，仅靠人脑已绝无可能，必须依赖智能技术。

传统学习模式存在所谓“基础知识和前沿知识”之分，因此我们可以设计循序渐进的框架，现在，前沿即基础，需要逆向学习。否則，永远跟不上，难免陷入 “学习焦虑症”。

简言之，不能掌握互为前提的学习方法，就不可避免地OUT（出局）。这也是对现在教育体系的挑战。这是人类现在的困境，是人类创造的科学技术已经完全超出人类控制范围带来的一系列后果，这就是今天的大形势，所以自然就出现了经济学家也贬值的现象。

《华夏时报》：在您看来，一个合格的经济学家在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应当是什么样的站位和角色？

朱嘉明：经济学家最重要的职责是，他们要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因素和变量能够有相对全面的认识，并对其相互影响和变化趋势提出一些比较符合实际的想法，为经济决策提出各种可能性的图景。过去这一点对于经济学家而言还是大体能做到的，但现在就不那么容易了，要求你所具备的知识架构异常丰富。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学科领域可能涉及数学、统计学、概率等微观宏观领域的内容，但时代发展到今天，要求经济学专业人士不仅要对科学基础有全面的了解，还要理解和掌握，因为科学技术隶属经济，仅仅浅层次的了解已经完全不够，要求更加具体深入。

现在，我主要关注的是科技领域，特别是数字技术，甚至新材料领域，例如，石墨烯、纳米技术。为什么？因为现在经济不仅不能脱离科技，而且被科技主导。也就是说，现代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已经抽离了原来经济学的根基，颠覆了原来经济学的框架。对于这种变化，当下我们经济学的教学体系，师资群体都显示出适应性不够强的现实状况。

现在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学本身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空白区，也因此，你会发现经济学家的话语权和前10年相比，相当的衰落，因为他们无法回答一系列新挑战提出的新问题。

责任编辑：方凤娇 主编：文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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