赌输了别怪庄家

   据报道，国资委副主任李伟日前指出，截至去年年底，中国68家央企从事衍生工具投资浮动净亏损达114亿元人民币。其中中国国航、东航、中远、中国中铁、中国铁建以及中信泰富，都在因购买复杂衍生产品而遭受最大亏损的企业之列。截至去年9月底，中远在包括油料套期保值等金融衍生品上的亏损高达41.7亿元人民币。
    中国企业在衍生工具上暴露的风险到底有多大？这恐怕只是冰山的一角。仅亏损金额最大的中信泰富一家，去年澳元兑美元达到最低点时，该公司投资的外汇金融衍生品市值亏损就达155亿元人民币。当时中信集团接管其债务，对衍生工具头寸进行了止损操作，相当于实现了此亏损。因此，当澳元从去年10月份的低点0.61回升到目前的0.90以上时，又失去了挽回损失的机会。
    再往前，2004年中航油新加坡分公司，从事燃油期货投机亏损5.3亿美元；2005年国家发改委下属国家物资储备调节中心在伦敦从事铜期货交易，最大市值亏损6.06亿美元，后通过用储备铜低价实物交割分摊损失，交易账户净亏损9.2亿元人民币。
    当然，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我们也不乏赢的记录！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输，而且输常常大于赢，还要不要输输赢赢地玩下去？
    有观点认为，西方投行恶意兜售复杂衍生品，是导致中国企业遭受巨额亏损的原因之一。其实，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与其谴责别人，不如剖析一下自己，找出原因，从而改善公司治理，完善风险管理机制，亡羊补牢，避免下一次又成了可怜巴巴的“受害人”。
    首先，从政府监管看，我们传统的“法不责众”和“不知者无罪”文化，造成对企业违规的监管和处罚不力。请注意上述几个例子的结果：中航油陈久霖案发新加坡，最终被判刑4年零三个月，罚款33.5万新元；国储局期铜亏损案发伦敦金属交易所，两位主要涉案人员——国储物资储备调节中心原法定代表人吕嘉范、交易员刘其兵分别被判刑6年和7年；中信泰富虽为国企背景，但属于香港上市公司，其董事长荣智健引咎辞职，还要受到香港证交所和香港警方的刑事调查。而在国内，虽然国资委三令五申禁止金融衍生品投机，但央企因投机损失上亿的比比皆是，鲜见有领导或主要责任人受到严厉处理，更不用说刑事处罚了。如果违规成本过低，赌赢了是业绩，赌输了不担责，谁不想玩一把？这应了一句网络语，如果道歉管用，还要警察干吗？
    从企业内部治理看，多数央企有着浓厚的“一把手”文化，制度约束弱化，而且不少企业注重短期目标，业务流程不严密，财务处理不规范。在高层领导明示或暗示面前，基层管理人员和规章制度均显得软弱无力，加之各种潜规则和灰色利益大行其道，这都给国外投行留下了操作空间。近几年，华尔街出现了一句新名言：如果你发明了一个复杂产品不能在美国销售，卖到中国去！实际上，近几年中国国企所使用的金融衍生产品，其复杂程度已经远远超过欧美企业。
    当出现亏损时如何善后，同样是对我国企业智慧的考验。上面提到的国储期铜案例中，国储中心为减少损失，将十几万吨国家储备铜在市场上拍卖，试图打压铜价，减少损失。中信泰富案则是不管市场状况断然止损。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操作手法，而且从结果看，似乎都不理想。2008年的中信泰富案，中信公司部分接管其澳元头寸并在0.61到0.65区间止损后，澳元汇率即缓慢回升，目前已回到0.90以上，相当于我们多付出了大约2/3的亏损。显然，我国企业在此类问题上完全没有处理预案，操作手法、交易方向又全暴露在对手面前，几乎没有胜算。
    鲜有人注意到，自2007年发生于美国，后波及世界的金融危机，源于美国投行对金融衍生产品不加控制的使用以及把有毒产品传播到全世界。但几乎没有美国制造业企业直接中招，美国企业只是被世界经济危机造成的需求萎缩所拖累。这恰恰证明了美国监管机构对国内市场的有效监管。我们与其嘲笑西方投行的偶尔失算，谴责他们的贪婪卑鄙，不如做好自己的功课，提高我国企业的风险控制水平，健全管理机制，加强法制建设和从业人员的道德水准，才能在市场中成长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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