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投资并进的治理之道 迎接环保进步主义时代

    一部关于雾霾的纪录片一石激起千层浪。笔者认为，对于新能源和环保行业研究员而言，该片介绍的内容并无多少深入之处，但这些所谓的普通常识所形成的共鸣值得深思。同时，泛环保产业可成长为中国经济的重要增长点，有许多可投资标的值得挖掘。

历史和事实

    大气污染物组成主要包括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烟（粉）尘。按照环保部《2011年环境统计年报》的数据，二氧化硫和烟（粉）尘污染主要由工业生产所致，氮氧化物则是工业生产和机动车辆。单就工业污染源来看，电力和热力生产、玻璃和水泥制造、黑色金属冶炼加工是三大主要工业污染源，因此大气污染的来源正是基于化石燃料的高强度人类经济活动。实际上1990年代才被发现的亚洲棕色云团（abc），正是这个区域大规模、高速的城市化1.0（以洛杉矶为代表的汽车油）、工业化2.0 （以雾都伦敦为代表的工业煤）以及全球化3.0（发达国家转移制造高污染和能耗的产能）的多重叠加所致。对于中国而言，这是低价格要素驱动的大追赶战略的必然副产品之一，大气只不过是其中最显见的。

    更加麻烦的是水和土壤，废水中的污染物主要包括化学需氧量、氨氮、石油类和重金属，其中前二者占绝大部分比例。化学需氧量和氨氮的主要污染源是农业和城镇生活，石油类和重金属污染物则几乎全部来自工业生产。土壤中的固体废弃物主要包括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城市生活垃圾和危险废弃物，其中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占绝大多数。

    所以废水、废气和固废来自于工农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负外部性。在工农业生产和社会生活水平较低的时代，这种负外部性对环境安全的影响较小；但随着工农业生产能力的提高，国民更加富裕，社会生活对物质的索取更多，这种负外部性就开始打破能源、资源的供给平衡，环境、经济和社会成本逐渐凸显，环境安全质量受到破坏，经济和社会发展受到威胁，甚至可能遭受毁灭性打击。这在一些先行的发达经济体的历史经验中不断被重复。

    笔者认为，环境问题本质上是能源和资源利用效率问题，所以应该从能源、资源供给与需求的角度，审视狭义的环保概念（即废气、废水和固废的处理及对已遭三废破坏环境的修复），推演得到泛环保图景。泛环保主义才是解决环境问题的完整蓝图。基于此，我们将环保产业链扩张为泛环保产业链，并按照前端、中端和后端对其进行了划分。在环境问题上，仅就污染进行治理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仅仅是环境问题的显性部分，应该将狭义的环保范畴扩大，从更深层次和更广泛的范围去寻找解决之道。环境问题的根本解决应当并且一定会是通过生产和生活方式的科学化来实现，即能源、资源供给和使用的科学化。这种科学化是指高效利用、减少排放、降低不洁资源的使用。

环保成为新常态

“泛环保”的本质既是一个产生新的工农业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过程，也是一个消除旧工农业生产和社会生活负外部性的过程，体系庞大，涉及众多利益攸关方。我国在发展泛环保产业方面有诸多优势，当然也有诸多障碍，这之中的博弈将决定泛环保产业的发展路径。

优势之一是政府有强大的行动力。泛环保产业有一定的公共产品属性，其发展的最基本支撑就是政府的支持。相比其他大多数国家，中国政府自上到下的体系更加统一、一致，相应的行动力也更加强大。最为关键的是，中国政府也已经意识到环境安全对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重要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法规，也在多种场合表达过实现绿色发展的决心。一旦这种决心得到中国政府一贯行动力的充分支持，中国环保产业的发展将超乎寻常的迅猛。

优势之二是发展中期的机遇。近几年中国全社会的资本形成率逐渐下降，我们认为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速在下降，另一方面是早先沉淀的大量投资行业（典型是钢铁、水泥等）的产能过剩日趋严重。但这并不是说中国的资本化过程行将结束，实际上尚处中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首先，我国居民占用的资本量水平仍较低，突出的就是中国人均能源消费量、每千人汽车保有量等与发达国家尚有很大距离。中国的城市化率水平也一直在提升，新一届政府的新型城镇化计划估计将会带动几十万亿的投资。未来的资本化过程，完全可以通过绿色技术的运用实现环境友好。

    优势之三是可观的可开发清洁能源禀赋。中国有极其丰富的可再生能源可供开发利用，无论是天然气（主要是煤层气和页岩气）、水电还是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和地热等新兴洁净能源，其可开发量都非常可观，为泛环保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资源禀赋。此外，我国在核能上的高研究水平和丰富经验，为未来大规模利用核能提供了必要的技术基础。

泛环保产业的发展是对旧有生产和生活体系的革命，是政府、国有企业、私营及外资企业、社会民众多方利益方合作和博弈的动态过程，其中政府是关键力量，民众是核心因素，企业是行动的根本落脚点。障碍与挑战也来自于这四方力量的纠缠。

挑战之一是政府部门缺乏统一协调，或过度建设，或动力不足。环保产业大多属于新兴产业，与旧有产业的管理不同，涉及部门众多，而且产业发展的相关法律法规往往不完备，这就容易导致各部门权责不清，很容易为了部门利益而彼此不配合，行业监管出现管得多而乱的局面。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协调也可能由于地方政府过于考虑自身利益而陷入混乱。一方面，各地官员有极强的GDP冲动，对环保产业中容易出“政绩”的项目热情饱满。另一方面，环保政策对不同地方的冲击迥异。东部及东南沿海地区重工业比例相对较低，而经过产业转移后，中西部地区正处于重化工业发展阶段，受环境政策的冲击会更显著，发展环保产业的动力自然不足。

    挑战之二是资源性要素价格不合理，不能反映其稀缺性。长期以来，我国资源性要素价格偏低，既未反映其真实的稀缺性，又没有将其使用对环境安全造成的损失计入成本。这种低估相当于对生产者进行补贴，客观上鼓励了生产者低效使用能源和资源，进而导致对环境的破坏。而可能的解决办法或需重点关注的催化因素是：推行市场化的资源性要素价格体系，形成排污权交易市场和征收碳税。

    挑战之三是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长期以来，国有企业安于现状、效率低下备受诟病，显然不适合需要较高冒险精神和创新精神的新兴产业。同时，国有企业又有“跑马圈地”的倾向，这极不利于环保相关产业的成长。更加致命的是，国有企业更容易被地方政府绑架或与其同谋，成为提振地方GDP的手段，导致投资过度，引致行业产能过剩。可能的解决方法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一方面提高其效率，另一方面打破其垄断；清除民间资本的准入障碍，允许民间资本真正进入污水治理、垃圾处理等城市基础设施和服务业，允许民间资本进入充电站建设、页岩气开发、光伏发电、风力发电和潮汐发电等能源领域并保证其合理的并网权利。

投资策略

我们把泛环保所涉及的产业链划分为前端、中端和后端三个部分。前端包括能源结构优化、节能减排和产业升级三个方面，主要目的在于从污染产生的源头上进行控制。这包括开发使用清洁能源，降低能源结构中煤炭、石油比例；节能减排，提高能源、资源的利用效率，降低生产过程中废物产生量；产业升级、降低高耗能、高污染产业比例。中端即废物再利用，将废物资源化，既避免了工业生产副产品和生活垃圾对环境的破坏，又减轻了能源、资源供给端的压力。后端即污染治理，将无法再利用、真正的“污染”进行完全处理，确保资源对环境最低限度的影响。

在前端的三部分中，“能源结构优化”包括几个方面：煤炭、石油的清洁化使用，包括发展煤化工将煤炭气化和液化，通过油品升级降低油品中污染物含量；提高天然气的使用比例，天然气的燃烧产物是二氧化碳和水，污染程度非常低。“节能减排”方面，我国石油、天然气和煤炭可采资源量总共相当于1483亿吨原油，2011年我国一次能源消费大概有26亿吨原油，如此现有石化能源大约还可使用57年。如果不开发利用新能源，不进口石油、煤炭和天然气，能源的可持续利用几乎不可能，所以当务之急是节流，大力推行节能。产业升级方面则包括两部分：一方面是大力发展新兴产业，比如信息技术、生物等，这些产业科技含量高、耗能低，符合我国向高端、低耗制造转型的方向；另一方面是淘汰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的落后产能，包括非金属矿物加工制造、黑色金属冶炼与加工等。

    在中端主要是废弃物处理。废弃物并不是“废物”，仅仅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工农业生产的副产品以及居民生活垃圾的本质是“资源”的一种，发展循环经济加以再开发利用，既减少了环境污染，又可显著降低对原生资源的依赖。

    前端和中端主要是解决环境安全问题的长效方法，而最后在后端则是解当下燃眉之急。

穿越镀金时代

不管你是否喜欢，相信我们会长久地生活在这样的环境和与这样的环境斗争的“新常态”下，除非你移民，留下来的人其实都无处可逃。笔者认为，所谓新常态包括新需求、新供给和新宏调，环保既是新需求也是新供给。

一些重大的变化正在发生，近期全球最大的两个碳排放国中国和美国达成协议。美国计划于2025年实现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26%-28%的全经济范围减排目标并将努力减排28%。中国计划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到。这不仅会重塑中国增长的能源路径，也会为整个人类的未来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合作同时，竞争也如火如荼：以TPP、TTIP为代表的新一代贸易和全球制造标准正在袭来，它们均要求严格的劳工、环境、知识产权保护，这可以说是阳谋，也可以说是倒逼。

外部的压力，内在的动力，民众的诉求，资本的利益，上下结合，公民权威互动，可能最终会汇集成为新的增长模式和新的主旋律，中国才有可能尽快从扒粪时代过渡到进步时代。要知道，即便从现在开始努力，我们这代人可能也都无法享受到足够美好的成果。相比历史上的镀金时代，我们的规模更大，难度也更大，但我们的技术也更为先进、传播更为迅速、决策者更加强而有力。媒体人在做他们最擅长的传播、形式等环节上的努力，而更多的环境保护努力需要整个社会齐心协力才能完成：经济学家的功能就是提醒做成本收益（发展VS污染）分析，科学家给出具体的算法，各个利益团体根据净损益赋予权重，民主机制由此进行表决，政府根据表决结果给出规制和律令，企业按新标准和游戏规则进行生产，分析师由此给出收益的标的，投资人奖励这些环保先锋，司法部门负责严格执法，媒体全程监督把整个事件完整透明地告诉全国民众。现在大家都在跨界，媒体提供技术方案，科学家赋予权重，利益团体指责动机不纯，政府说你们不许吵。如果都拿自己的专业说别人的专业不是很专业，那只会更加混乱。问题解决真正需要的是各司其职和提供建设性。

抓住每个穿越镀金时代的机会窗口，安全并自由地呼吸吧。

（作者为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陆家嘴沙龙理事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