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多发区的全球经验

    地震是一种破坏性很大的自然灾害，但迄今为止，进行严格意义上的地震预报仍然不可能。每次地震发生，无论中外，许多人津津乐道的是震前动物的种种异常反应，并惋惜当时人们的忽视。地震前各种异常现象的出现，逼迫地震科学家和政府官员必须做出抉择：向公众披露还是不披露？
    这确实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报，发生了地震，损失会很严重，但另一方面，报了，如果地震不发生，损失也很大。1972年2月，两个侨居在美国的墨西哥人致电墨西哥政府，预报墨西哥皮诺特巴纳尔市4月23日将发生地震，并引起特大水灾，结果，这一预报导致了当地严重的社会混乱，造成的经济损失比1968年8月发生的7.5级地震还要严重。此外，一旦地震警报拖得太长，会不可避免地引起社会的疲软，人们会产生“狼来了”的心理。但无论如何，不能以预报不实会造成损失、维护社会稳定等做借口，推卸相关部门的责任，把责任全部推向大自然，更不能瞒报。    
    在地震预测还没有实现根本突破的情况下，现实的态度是注意预防，改变重救轻防的传统观念。尤其在是板块边缘地区和地震多发地区，要多对公众进行灾害教育，让大家心里有一根“这里是地震活跃带”的弦，知道万一发生了地震该怎么办。
    智利是世界上地震多发的国家，1960年5月22日发生在智利的9.5级地震，是人类有史以来监测到的最大震级的地震。也因此，日常生活中，智利人非常重视培养避险意识，公司、政府、学校等每年按规定至少进行3次地震逃生演习。楼房的抗震设计，也都在里氏8级以上。2010年智利里氏8.8级地震是同年海地里氏7.3级地震威力的120倍，但智利死亡750人，而海地却死亡20多万人，这跟楼房的设计考不考虑防震有莫大的关系。显然，地震本身并不会造成死伤，地震震级再大，如果楼房的设计具有较大的抗震能力，就只可能损坏而不至于倒塌，因而也就不会死人。
    日本也是地震频发国家。日本地震应对政策的基石是不断强化的建筑安全标准。1981年制定的一项法律规定，建筑物必须能够抵抗日本标准7级地震。但日本许多建筑物是在这项法律颁布前修建的，在1995年阪神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死亡的5500人中，几乎90%是在自己家中被砸死的。阪神地震之后，这项法律作了修订，新规定建议老建筑的所有权人对其进行防震加固。同时，政府2006年新颁布的一项法律加大了对修建不安全建筑的处罚力度，2007年一位建筑师因被发现编造了几十栋公寓楼的抗震数据而被判处5年监禁。
    地震发生后，民间力量在救灾中的作用也得到了世界各国和地区的重视。
    以中国台湾为例。1999年9月21日，在台湾南投县发生了里氏7.3级的强烈地震，震源距地表不过一公里，释出能量超过1995年日本阪神大地震的一倍，死亡人数超过2000人，房屋倒塌不计其数。台湾成立了以萧万长为召集人的“九·二一震灾灾后重建推动委员会”。这个委员会虽然是一个官方机构，但也容纳了很多民间的力量。《“九·二一”震灾暂行条例》就规定，委员会和它在各地的分支机构中，灾民代表不得少于5人。
    尽管不少政府官员与救援团体一样废寝忘食，为灾民奔忙，但是因为缺乏有效率的指挥体系，丧失了不少救灾的先机，引发了不少民怨。不仅如此，许多民间机构比官方行动得更迅速。1999年台湾南投地震发生后3分钟，慈济功德会的义工便已经赶到灾区。而最先送到灾区的救灾物资，也是民间提供的。此后灾区的重建、灾民的心理复健和文物的抢救等等，走在最前头的，无不是民间团体。台湾还有媒体报道说，由政府兴建的简易屋原本只有8坪(1坪约等于3.3平方米)，后来看到慈济计划兴建的是12坪，因此也赶忙将设计修改，扩大到同样面积。由于慈济做得太好了，为了击败慈济抢回一点面子，负责为灾民兴建部分临时住屋的台湾军方，还下令要士兵们日夜赶工，赶在慈济人的前头，将简易屋建好。台湾民间组织的强大力量，在“九·二一”大地震中显露无遗。这与台湾“解严”之后放松了对民间组织的管控有直接的关系。民间团体通常反应很快，往往能在最短时间到达现场。
    另外，地震造成的损失由谁来承担，也是震后重建的重要一环。
    日本在1966年建立了地震保险体制，并颁布了地震保险相关法律和地震再保险特别会计法案。依照该制度，日本各保险公司共同成立了日本地震再保险株式会社，专门负责地震再保险业务。目前，企业财产地震损失完全由商业保险承保，作为企业财产保险的附加险出售，采取限额保险的承保方式。保险公司拥有费率的定价权，一般是参考公司的设定模式和地震保险风险再保险的费率水平设定。不同企业的财产由于地区、建筑结构等不同，实行差别费率。家庭财产地震保险损失则由商业保险公司、再保险公司、政府共同承担，以“不盈利不强制”为原则，同样作为家庭财产保险的附加险出售，不能单独投保，费率由中立性的财险费率厘定机构确定。　　
    在美国，1994年洛杉矶地震中，保险业理赔了大约125亿美元的损失，占经济损失总量的一半以上，美国的保险业因此几乎一蹶不振，并在1994年后停止或缩减了地震险的业务，这促成加州州议会于1996年成立了加州地震局。其名称虽类似政府机构，但实为地震保险商业机构，既直接销售地震险给普通消费者，也给保险企业提供了再保险业务。
    显然，抗震减灾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只有将各环节统一考虑才能形成合力，实现减灾效益的最优。在这一过程中，信息的及时透明、“预防重于救灾”意识的确立、各种救灾力量的有效统合，都是必不可少的。值得强调的是，在减灾抗灾时，要把人的生命价值放在第一位，这是一个根本的价值判断。很多地震发生后的纪念活动并不缺少，但其感恩和宣传教育的目的大于提醒全社会警醒预防的实效，这种情况应该有所改变。

（作者为资深媒体人、新加坡国立大学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