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正中：新型城镇化不能再向过去低头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商灏 北京报道

    由于受“发改委主导编制完成城镇化规划细则初稿，土地与户籍或成城镇化突破口”的消息影响，近日沪深股市地产股板块数十只个股飘红领涨，并曾三度涨停。名为《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2011-2020年)》的文件称“城镇化将在未来十年拉动40万亿投资”，而各地城镇化体系建设规划方案亦已纷纷出炉。但也有舆论公然泼冷水,认为若打工者买不起房，城镇化就是空话。
    其实快速城镇化已经造成了很多问题和弊端，不仅是住房，交通、就业、教育、医疗等方面的矛盾以及空气质量差、环境污染重、社会治安乱等问题的困扰，让许多人感到生活在城镇尤其是生活在大城市并不幸福。但毫无疑问，城镇化的成绩应该充分肯定，城镇化进程中的问题，则考验着执政者的执政能力。
    著名区域规划专家、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正中最近接受《华夏时报》记者专访时说，城市化的过程，就是把所有生产要素纳入现代产业体系的过程。在这种同一的过程中，我们不可能再指望乡村与城市两种文明的共存，而只能是城市文明替代乡村文明。
    许正中认为，中国的城镇化不能再向过去低头，而应立足未来解决自身的文化升级问题，要把传统的农业文明升级为工业和知识文明，同时彰显我们过去传统的优秀的文化。而高质量的城市，一定是生态城市，那是高技术装备、现代生活文明、文化创意引领的动感之都。
城镇化是中国社会转型升级
    《华夏时报》：快速推进城镇化过程中，面对人口众多、耕地短缺国情，如何科学规划城市群规模和布局，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许正中：这是一个有关城镇化的出路的重要问题。从国际来看，城镇化过程中，城市建得越大，其承载率越高，无论是产业还是人口的承载率都很高，也就是越节约农耕地，城市越小，越占用农耕地。在当前中国的城镇化过程中，大城市的承载率严重不足。日本东京承载着3500万人口，中国北京只承载着1800万人口。而东京每平方公里产生的国民生产总值是北京的12倍。人口越聚集，产业越集中，发展就越可持续。整个世界的未来竞争，将是城市群的竞争。目前我们看到，比如湖北已形成武汉城市群，河南形成了中原城市群，这些城市群连绵人口2300万。但中国有望形成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城市群，即连绵人口4500万的城市群。
    根据我的调查，河南农村人均占用耕地的数量，是城市的28倍，河北农村人均占用耕地的数量是城市的33倍，黑龙江农村人均占用耕地的数量是城市的50多倍。随着人口向城市集中，产业向城市聚集，传统的提法是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但其实大中小城市没办法协调发展，大城市里却可以有小城市的组团，比如北京的望京地区。如果试图通过大城市进行全覆盖，这种想法是不正确的。正确的路径应该是基于交通枢纽建立城市集群，然后向外铺开。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美丽城市的图景。
    城市人口最小的单元组成应是40万人的规模，低于40万人口的城市，将来都会面临大问题，那就是永远由政府财政买单，因为这样规模的人口消费需求，难以产生产业，而是需求被耗散和浪费了。
    2006年1月1日的《纽约时报》曾发表社论说，城市越大，环境越好，空气越新鲜，因为技术可以集约解决这些问题。
    搞大中小城市的城镇化，是不科学和不可持续的城镇化，大城市的经济才是可持续的经济，农村经济则是不可持续的经济，因为农村经济受到季节或天气气候的影响。要想节约耕地，就必须发展大城市或特大城市，否则，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解决不了。
    《华夏时报》：在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进程中，如何构建新型城乡关系，既解决城市的无序膨胀，又克服农村空心化，促进农村繁荣？
    许正中：邓小平对此问题曾有过很精辟的论述：中国第一大问题是管理问题，第二大问题就是农业问题。农业问题出在哪儿？出在以粮为纲上。亚行有位专家曾尖锐指出，中国以粮为纲，全国饥荒，工业泡汤。所以邓小平说，农业的出路在于规模化经营，这个问题现在不解决，一二百年之后回过头来还得解决。以世界上现有的农业技术，可在8小时内耕种上万亩农田。那些大型农业机械，若没有2万亩以上广大连片的耕地，就无法使用。因此很显然，在农业方面，当前中国是生产关系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那么，若不搞大农业怎么行？若搞高端农业，那就需要种子，但中国农业的种子成本已占整个农业成本的40%，剩下的成本被美国、以色列等国家拿走了。
    所以，推动城乡一体化，就应推动生产要素向更有利于其发展的水平集聚。所谓一体化，就是单极化。中央提得很对，农业的现代化，就是规模化、城市化、工业化和信息化四化连动和互动。
    通过信息化，中国农民可以知道外国农民如何生活。为了研究农业现代化的信息化问题，我曾去过51个国家。为了研究中国社会的转型问题，我曾去过20个国家。经过大量的比对，我后来发现：那些成功的国家，有惊人的不一样。那些失败的国家，有惊人的一样，那就是被农业锁定了发展路径。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从工业社会走向知识社会。今天，知识经济的时代正在到来。知识经济和工业经济的主要载体就是城市，生态文明的主要载体更是城市。农业经济和农村都是非生态文明，所以，农村的消亡，农村自然村的消亡，农民这一职业的消亡，本在可预料之中。
    《华夏时报》：如何有序有效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及与此相关的体制、机制、政策障碍，使那些在城里打工的人，那些大量的“无根市民”尽快融入城市，共享城市发展成果？
    许正中：中国在城镇化过程中出现了双二元和双陷阱。所谓双二元，就是城乡的二元、城市里那些新来者和原住民的二元。要解决的问题是，城市里的外来流动人口究竟如何融入城市？所谓双陷阱，就是中等收入陷阱，比如中西部地区刚跨入中等收入时期，而东部地区却又存在着高等收入陷阱。并非收入高了社会就发达了，比如日本连续20年经济低迷。现在看来，日本若继续在钓鱼岛问题上与中国纠缠，它将被拖入下一个经济低迷的十年，那就是其居民依然保持的高收入状态，但经济社会的发展却几乎停滞，因其社会结构板结化而缺乏流动性，大企业吸附了几乎全部社会资源，中小企业没活力，大企业对社会的扰动频繁。
    以此视角观察中国的未来，最重要的问题是，那些央企将来能否解散，因为这直接关系到执政者的执政基础是否还能继续稳固的问题，因为包括央企在内，企业规模越大就越会阻碍社会的创新进程。
    面对城镇化进程中的双二元现象，一个是提供普遍服务，一个是增加人口流动性，这样问题就解决了。
城镇化不能再向过去低头
    《华夏时报》：如何在史无前例的城镇化变革中，注重传统建筑文化的保护和弘扬，避免千城一面，增强城市的个性和文化内涵，提升城市开放包容的国际化形象，这已是全社会的强烈呼声。但问题是，我们究竟如何去实现这个目标？
    许正中：的确需要思考这个重要问题。城镇化过程中，每个城镇的变化都应彰显自己的特征。中国的城镇化并非亘古未有，世界各国有各种不同的城镇化，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完成这个过程，法国只用了20年，然而它保留了2万多个村庄，这2万多个村庄现在却成了法国社会不稳定的最重要因素。意大利保留了数十个常住人口在2万以下级别的小城市，这些城市的居民前不久上街游行，向政府要补贴，甚至打算向联合国申请成立自己的独立国家。日本保留了农村和小农经济，日本经济低迷了20年。韩国没有保留小农经济，韩国经济走出了低迷。
    目前世界上60%到70%的人都居住在离海边、河边一百公里以内的区域，中国五千年来第一次面临这个问题。中国过去的城镇化所建立的城镇，是封闭式地方式的消费性城镇，看上去是城镇，但实际上还是农民集中居住的农村，实际没有市民阶层，只有地主和贵族阶层。因此，中国现在遇到了五千年农业文明是否要升级的问题，也就是要不要从农业文明直接上升到工业文明。
    《华夏时报》：什么是高质量的城镇化？城镇化如何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格局？
    许正中：关于城市格局，中央已经确定好了，那就是严格按照主体功能区规划，两横三纵，构建十多个城市群和优化开发区。在优化开发区，建立世界级的城市群或新密集城市；在重点开发区，建设城市群；在限制开发区，建设农业和生态园；在禁止开发区，禁止一切开发和建设。这就是高质量的城镇化。高质量的城镇化，要由高科技来装备，有鲜明的文化特色。随着产业的升级，城市需要自动升级，城市应有自我升级的机制，而不能像美国底特律那样最终成为了“鬼城”。
    中国的城镇化不能再向过去低头，而应立足未来解决自身的文化升级问题，要把传统的农业文明升级为工业和知识文明，同时彰显我们过去传统的优秀文化。
    而高质量的城市，一定是生态城市。所谓生态城市，那就是高技术装备、现代生活文明、文化创意引领的动感之都。
    《华夏时报》：高质量的城镇化，将会为美丽中国添上怎样浓重的一笔？
    许正中：城市只要发展了，就不可能千城一面，而会像芝加哥那样，在每一个发展阶段都留下自己独特的痕迹，然后往更高级阶段发展，芝加哥是目前世界上最高阶段的升级版城市。而底特律则是一个反面典型：由于没能进行产业升级而被抛弃。世界上最失败的城市是加德满都，它是一个典型农业国的城市，而农业国不可能有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加德满都垃圾满天飞，而对于工业文明而言，垃圾却是循环经济中的宝贝。
    未来的中国农业，必然是大规模的农业，依托农业生存的人口必然日益减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趋势。解决农业的问题，就是要解决农民问题，让尽可能多的农民转移到城市里，变成富裕的市民。
    美国伊利诺伊州有一个乡村，其居民收入是该州最高的，因为这个乡村保留了包括建筑在内的一百多年前的文明，成为一个旅游胜地。我们也应这样做，要把一些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征的乡村保留下来，让人们知道什么是中国的农业文明就行了。三农里面，农业永远是低端产业，农民永远是弱势群体，农村是落后地区，这谁也改变不了。对此，一定要有最清醒的认识。
    所以，低端的农业一定要规模化，农民这个职业必须消亡，农村这个概念要更新，要让将来大量的农场主去更新，否则农业的污染和农业的再生能力等问题都无法解决。
城镇化是
中华民族的大跃进
    《华夏时报》：围绕城镇化所产生的投资将主要进入房地产行业，这会否加速房地产扩张，并重蹈过去10年房地产疯狂的覆辙？
    许正中：并无这样的可能。城镇化的过程，就是一个扩张的过程，但这并非意味着城市地盘的扩张，而是人们居住环境的改善和消费需求的提高，这将带来很多高新技术的应用和很多新产品的使用。
    《华夏时报》：许多人担心地方政府为了政绩而以搞运动的方式疯狂推动城镇化大跃进,从而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你怎么看？
    许正中：城镇化与过去那种大跃进根本挂不上钩。但如果一定要说它是大跃进，那么中华民族这一次的大跃进就是跃进对了，全人类都在做这样的大跃进，我们为什么不大跃进呢？
    《华夏时报》：经济学家吴敬琏最近曾表示，当下的城市化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大量投资、圈地去推动，投资效率低；二是摊大饼式的发展，城市运营效率很低，特别是北京。而农民的农地、宅基地产权保护，是城市化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你的看法是什么？
    许正中：我完全赞同他的观点。但不能摊大饼却可以搞TOD模式（是指规划一个居民或者商业区时,使公共交通的使用最大化的一种非汽车化的规划设计方式）集中进行，搞三元互动解决问题。
    而农民的宅基地如果可以用来置换城里的房子，则农民的农地、宅基地产权保护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因为中国的宅基地往往是优良农田所在。这样一来，将腾出多少良田！在这方面，天津做得很成功。
    《华夏时报》：城镇化被单列为六大任务之一，定调为“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在这个背景下，户籍制度改革和土地制度改革将面临破冰，相关政策是否也有望在今后陆续出台？
    许正中：这必须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依附在户口上的含金量要彻底消失，也就是让全体居民享受到同等的社会服务，而不能工人农民与干部都不一样。否则社会成员间将难以相容，也将限制城镇化进程。
    《华夏时报》：经济学家周其仁说，政府高度控制，加上人口流动的同时权利变革滞后，所带来的城市化的裂痕已经到了临界点。您怎么看？
    许正中：我虽然不赞同这个观点，但这个观点却提醒了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那就是城市化不是政府控制的一个过程，而是人的自我选择过程。因为，谁不想往城里去？到了城里，谁还愿意回到农村？越是大城市，创业门坎越低，发展空间越大。而在小城市和农村，每个人都被血缘关系、亲缘关系、辈缘关系所笼罩。
    《华夏时报》：城市与乡村两种文明是否应该互动发展，是否应该保留对乡村的足够敬畏？乡村的发展到底应由谁来主导？乡村与城市不能共存吗？
    许正中：城市化的过程，就是单一化的过程。现代化过程就是把所有生产要素纳入现代产业体系的过程。在这种同一的过程中，城市和农村绝不是两种文明的对立，现代社会就是城市文明、工业文明、知识文明，不可能再有农村文明及其所代表的传统社会，但农业可以文明，农业产业可以高端化。我们不可能再指望乡村与城市两种文明的共存，而只能是城市文明替代乡村文明。
    《华夏时报》：有人说，乡村的成长，就是国家的成长。若如此来看，未来中国的乡村应该有什么特点？
    许正中：乡村的发展，恰恰是现代社会的灭亡。乡村是落后的农业文明的代表，五千年的农业文明现在似乎还不愿意断奶。农业文明藏污纳垢，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
    未来在中国的乡村，农业将规模化经营，形成农场主、农业产业工人，而农村同时变成现代意义上的城镇。此外，若农村的宗法制度不消灭，中国将永远没有现代化。
    《华夏时报》：十八大之后，最近社会上流行很多提议，其中最令人震撼的，就是农村未来征地补偿标准提高十倍。如此，农民的土地，未来就有巨大的升值空间，这也是对农民的权益保障。未来，如果农民能以土地作为资本，纳入到国家资本体系，将给农村带来怎样巨大的变化？
    许正中： 这就是农地流转问题，但农地征地补偿标准即使提高一百倍又有什么用？现代社会资本的地位越来越低于人的技能地位。开发智能和技能的作用日益重要，因此，如何培养农民的技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华夏时报》：是不是共存互惠，可为城乡和谐之道，新兴城镇化的要义，不是单方面城市化，而是城乡共荣？
    许正中：这是每个中国人都在想象的一个经济学悖论，却也是一个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愿望。我去过美国40个州，发现所有农村地区的人口都继续往城里集中，这是一个自发的过程。在德国、法国那些小镇，那里的人都不种地，大机器的现代农业在养活他们，他们已经不再是农民，那里也不再是乡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