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测试着陆硬度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商灏 北京报道
　　
   众所周知，所谓悲观的经济学家们正在发布的有关中国经济崩盘在即的论调，似乎有不少实证可作为令人信服的依据，这种非主流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可能即将走向通缩和支出下降的时代。
    《华夏时报》记者3月11日专访了几位国内知名学者,其中包括中国战略思想库的专家王建、王湘穗、石小敏、李晓宁、向松祚、刘军红，还有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张占斌教授等，请他们发表观点，对悲观论调作出回应。
      经济下滑
      风险有多大
硬着陆并非不可能
    《华夏时报》：在一些经济领域，人们的确能感觉到经济下滑，但有硬着陆的可能吗？
    王建（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一般认为，如果中国经济增长率低于7%就是硬着陆了。2011年我国经济增长率从2010年的10.4%下滑到9.2%，四季度单季GDP增速下滑到8.9%。对于今年经济走势，大部分学者和机构的预测都是低于9%。从今年头两个月数字看，今年一季度的增长率不会高于8.5%，所以中国经济增长率去年、今年两年从10%到8%的趋势已定。问题是，会不会在今年下半年或明年进入低于7%的硬着陆范围？从前两个月的数据情况看，经济减速的程度超出预料，所以并非无这种可能。
    《华夏时报》：从官方数据中能看到经济形势呈现怎样急剧恶化的迹象？
    王建：让我们先看看看所谓三驾马车的减速。
    出口增速去年上半年是19%-20%的水平，到下半年以后急剧收缩，今年1-2月份掉得更猛，增速仅为6.9%，（今年2月是29天，比往年多一天）如果把29日这多一天的出口扣掉的话，连6.9%都没有。其中，中美之间贸易总额增长9.2%，中欧只有4.7%，中日几乎没有增长，可以看到日本、欧洲的经济体对中国影响很大。总之，外部环境对中国影响非常巨大。
    关于投资需求，应该看的指标是“施工项目计划总投资”。每个月统计局公布三个数，一个是“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一个是“施工项目计划总投资”，一个是“新上项目投资”。需要纠正的是，这三个指标中，完成额实际上是一个滞后指标，是供给的先行指标，“施工项目计划总投资”才是同步指标，它反映的是在建的项目需要多少投资才能完成，代表现存的投资需求有多少。施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在2010年的增长速度是23.1%，2011年是18%，今年头两个月是12%。这个变动趋势说明真正能拉动经济增长的投资需求处在大幅度萎缩过程中。
    近两年消费需求的增长率一直比较高，但是今年前两月也出现显著收缩，从去年12月的18.1%下降到14.7%，若考虑到今年前两月的通胀率只比去年12月下降了0.3个百分点，以及应该剔除闰年的因素，实际消费增长率就已经下降到9.3%了，即比去年12月已经下降了4.1个百分点。这是因为收入是经济增长的函数，经济增长的下降必然会引起居民收入减少，进而影响到消费需求增长。由此可知，如果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率继续下降，消费萎缩将是必然的结果。
    再看实体经济的疲软及其生产急剧收缩。
    工业增加值增速2011年头两个月的速度是14.9%，今年头两个月下降到了11.4%。由于今年是闰年，剔除这个因素，工业增速就只有9.5%。电力供求一向是经济增长率的晴雨表，即使不剔除闰年因素，发电量增长率也已经从去年12月的9.7%下降到今年前两月的7.1%，若按日均产量计算就只有4.3%。从中电联最近发布的数据看，前两月制造业的日均用电量是负增长1.8%，更可以显示出工业生产急剧收缩的现实。
    生产停滞的情况还可以从中国经济的区域增长结构看出来。东部沿海地区一向都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极，但是今年前两月，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和广东的工业增长率全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北京、上海、浙江和广东的工业增长率全都低于5%。最近还有报道说，深圳甚至出现了建特区以来的首次工业负增长。而沿海地区经济的率先衰退，与今年前两月出口的大幅度衰退是一致的。
    从行业情况看，有一个关键指标非常能说明问题，就是销售利润率。行业销售利润率一直在持续下降，但下降最严重的是钢铁、汽车、家电、造船。钢铁和造船基本上是全行业零利润或者进入亏损边缘。这反映的一是现在我国这些行业产能过剩，另外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这些行业基本是处于两头受挤，海外原材料价格上涨，国内最终需求价格在下滑的状况。
下滑加速比想象严重
    石晓敏（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这几个月的数字变化的趋势比我想象的还严重。实际上去年四季度就已经出现下滑加速的现象了。去年12月份的经济工作会议，把稳增长作为第一要务，就是对四季度加速下滑的一个反应。
    需要集中关注的一点，是整个中国经济过程中的可用货币量在大幅度缩减。去年年底M2是85万亿上下，去掉准备金15万亿上下，还有70万亿左右，70万亿就是以人民币计价的中国经济过程当中可用资金的存量。整个2011年货币可用总量大概是130万-150万亿之间，而货币周转次数就是两次多一点点。这是一笔大账。
    从去年开始，尤其是去年下半年，土地交易和房地产销售下降30%。400家上市公司可用流动资金，从去年的800亿掉到500亿。实际上从社会可用资金量观察，而不是从M2总存量来观察，货币紧缩过程已经开始。所以，伴随着高利贷越来越厉害，黑市利率越来越高。现在往里面投放资金能不能解决问题？比如再放进去十万亿？我感觉第一是不可能了，第二是放少了起不到作用。因为造城、造房子循环的出口回笼不行了，给多少钱，还是卖不掉，卖不出地、卖不出房，这样神仙也没有办法了。
    现在大家似乎有些不太看好前景。比如许多民营老板外移，比如那些可做可不做的产业，不做了；可投可不投的领域，不投了；可坚持可不坚持的实业，不坚持了。流动性很强、周转率很快的加工制造，因为利率成本太高了，经营越来越困难，也就做不成了。所以，气滞血瘀。为什么饭馆萎缩了，高尔夫球场萎缩了？都跟信贷紧缩有关。
制造业优势或将丢失
    《华夏时报》：从制造业扩张的停滞，我们能得出怎样的判断？
    李晓宁（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各种能赚钱的技术、行业、项目基本的投资都开始停滞下来。房地产因为有刚性需求，房价下降得慢一些。固定资产投资里面的通用设备投资，就是制造业最常用更新的部分已经没有人再扩张了。改革开放30年，特别是1993-2003年间，是中国制造业发展最快的时期，通用设备的技术进口速度最快，扩张得非常迅速。中国真正成为制造业超级大国就在这十年。
    中国现在主要的特征和能力还是一个制造业超级大国，不可能变成资源超级大国，也不可能轻易变成金融超级大国，尽管想人民币国际化。但若把作为制造业超级大国的根基弄没了，就什么也不是，就等于被打垮了。
    包括俄罗斯这样的资源超级大国在内，那些铁矿石、铜矿大国都在往上调价格，制造业超级大国于是处于非常劣势的地位。而且金融超级大国和资源超级大国在勾结，大有拆分制造业超级大国的趋向，那么中国还要不要做制造业超级大国？
    我们再看巴西、印度、东南亚国家最近的通用设备增长率，看这些国家的物流量，一个明显的疑惑就是，制造业是不是正在转移？
关键指标已说明问题
    《华夏时报》：是否有正好相反的依据可以证明中国经济目前的走软趋势并不会演变为更严重的放缓局面？萎缩并非不可避免？有多少数据可以证明中国经济依然值得人们乐观？
 向松祚（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 今年银行贷款除了需求疲弱以外，更重要的问题是前几年放贷太多以后，现在从供给角度来讲，再扩张信贷，约束非常多，使银行扩张信贷不再那么容易。2009年9.6万亿，2010年和2011年差不多都是8万亿，这三年放贷总计26万亿。整个银行体系贷款余额是57.2万亿，三年搞掉了差不多40%多。所以，后面怎么可能有快速的扩张？这是一个很大问题。
 现在银行风险非常大。虽然最近大家都在说银行暴利，其实随便算一个简单算术便可看到， 57.2万亿贷款余额，如果出现1%的不良贷款就是5700亿，出现两个点就是一万多亿，就会把整个银行体系利润全部吃掉。所以，银行压力很大，对放款比较谨慎。从需求供给层面来看，今年头两个月贷款增速都低于往年，只有7000多个亿，3月份预计也不会增长上来。从需求层面和供给层面来讲，贷款增长的动力都有所减弱。
    分析11个产业的数据，有一个关键指标非常能说明问题，就是销售利润率一直在持续下降，销售利润率下降最严重的是钢铁、汽车、家电、造船。钢铁和造船基本上是全行业零利润或者进入亏损边缘，反映了这些行业已经产能过剩，也反映了这些行业两头受挤的生存现况：海外原材料价格上涨，国内最终需求价格在下滑。所以，无论从产业状况还是从宏观状况看，中国经济确实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点。
可发挥潜能依然很大
    王建：我认为中国未来可发挥的潜能还很大。
    近几年随着地价和人工费用的上升，中国的国际竞争优势不断丧失，次债危机爆发后由于国际市场需求萎缩，更出现了外资向本土和其它国家转移的迹象。然而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有两大块潜力，上十万亿的巨大收益没有释放出来，被我们现在的经济结构压住了。
    一是规模经济效益。汽车、钢铁、有色、乙烯等所有规模经济效益，都被不合理的体制压制住了。要把这个规模经济释放出来的话，估计几万亿的效益肯定有。二是流通当中的效益。发达国家的流通费用一般都是占GDP比重7%-9%，企业甚至可以实现“零库存”。之所以流通成本这么低，是借助合理的空间结构与现代物流体系。中国物流占GDP比重是16.5%，高出发达国家8个百分点，这8个百分点占GDP的比重是几万亿元。如果通过调整空间结构，在高铁时代借助高铁网络的建设，在中国建立更现代化的物流体系，就能把物流费用压得比目前的发达国家更低，从而释放出几万亿元的效益。而规模经济效益加空间经济效益，这两块可以使中国产生将近十万亿元效益，足以抵销掉地价与人工价格上升给中国竞争力造成的损失，使中国在国家经济竞争中继续处在优势地位。
    总之，中国现在的确面临着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大的危机总是能够催生大的改革，中国如果能够把潜力释放出来，维持20年的高增长没有问题。从长期看我们有这个潜力，而不是潜力耗尽。
做好博弈准备和决定
    《华夏时报》：从宏观大背景来看，直面经济暂时减速所产生的问题，应做好哪些准备？
    王湘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研究中心主任）：观察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不能只看国内因素，还要结合全球经济政治的大格局来研判。
    我们提出了一个分析框架，就是所谓的三类超级大国的博弈，一是玩钱的金融超级大国，主要是美欧，一是制造业超级大国，譬如中国，一是提供资源的超级大国，像沙特、澳大利亚。这三类国家各有优胜，但是如果哪一个类型的国家没有自觉的意识，缺少与其他类国家博弈的意识，肯定要吃亏，就会是那个背黑锅的人。美国是搞金融的，作为市场国家可以削减制造业国家的利润。澳大利亚这些国家在美国的帮助下可以提高基础资源的价格。在上下夹击之下，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如果再缺少一种自觉意识，麻烦就大了。
    如果有博弈的思想准备，与资源国家结成联盟，比如中俄或者中国和澳大利亚在某种程度上形成盟国，局面就可能大不相同。因为，如果制造业大国完蛋，资源国家的资源也卖不出去。实际上在2008年危机爆发的时候，澳大利亚铁矿石跌得非常惨，这时候我们如果不搞四万亿投资，没把铁矿石价格立刻推高上去，而是形成资源国家和制造业国家的默契，大家共渡难关，现在澳大利亚的铁矿石价格就不会那么高。
    如果制造业国家和资源国家形成某种程度战略合作，就能很好地制约金融国家。反过来也是一样，如果制造业国家和金融国家比较默契，比如和美国或者和欧洲的某些国家比较默契，能不能挤压资源国家？也一样可以。但是，现在跟谁合作，在什么时机下合作，要做精准的战略判断。这一点实际上有战略空间。
    在没有危机的时候做好战略准备，有了危机要做战略决定。但我们现在第一是没有去做战略分析和准备，第二是到了危机要抉择的时候也没有办法做战略决定，这样就会被动和被宰割。
    全球化背景下，很难独立地处理中国问题了。比如物价上涨时，却发现最重要的物价杠杆不在自己手中。前两天中石油涨价，百姓议论纷纷。不要小瞧了物价上涨，从经济危机到政治危机，再到社会危机，物价上涨就可能把经济矛盾和社会危机打通。
    《华夏时报》：种种的现实景象让我们看到当前通胀预期加重与实体经济困难已形成双重矛盾，调控政策左右为难。未来我们可以看到怎样的政策走向？
    刘军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其实经济政策就是药方，药方如果开对了，就能够抑制感冒，如果是开错了，可能就过敏了。
    金融危机之后，各国的政策表现是发达国家普遍采取“后凯恩斯主义”政策，特别是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危机后最初两年采取的是典型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就是直接刺激需求的政策。这种政策对发展中国家可能没有问题，重要的是需要看到这种政策是有期限的，到期后需要主动调整。
      不排除
      发生急跌
7%以下真的不行吗？
    《华夏时报》：许多分析认为中国经济在今年第一季度继续下滑，并且是连续第五个季度下滑，这与中国政府提出的全年7.5%经济增长幅度相比，意味着什么？持续下滑与所谓主动减速二者如何甄别？
    王建：我上次接受你采访的时候就说过，短期内经济下滑的趋势已很明显并难以扭转，这一点，各方看得都很清楚。所以，7.5%的增长目标只是一种着眼于短期内的说法。主动把增长指标往下调，从客观上说，的确有外部因素的作用，比如外贸下降很猛，说明世界经济一轮新的偏冷的变化正在展开，也说明中国经济只要结构不转变，则外需掉多少，增长率就会掉多少。
    《华夏时报》:虽然当前的增长仍明显高出7.5%，但未来会否出现失控的下滑趋势？
    王建：危机远远没有过去，并会形成进一步紧缩的动机，所以今年中国的出口延续前几个月的情况往下走很有可能。东南沿海六省市的经济掉得厉害，原因就是出口出不去了，这种情况可能还要再持续。中国如果沿海经济冷了，整个国家经济是不可能不冷下来的。
    这样的话，中国的危机今年可能就要严重起来。一季度的数字，虽然可能超过8%，但如果二季度继续往下掉怎么办？配合着现在社会的状态，紧缩的过程令人很惶惑。我原以为是缓慢的下降，但现在真是不能排除会来一个急跌。
    有人说我现在是中国经济学家里面最悲观的，但是许多下跌的数据仍然出乎我的意料。
    我们看中国的问题是不是也要看一些积极因素，是不是经济手段用尽了？7%以下就真的不行了吗？这些问题到现在都没有结论。但是在7%以下的时候，中国经济很难过，这个状况反复出现很多次了。
应审时度势出好牌
    《华夏时报》：经济出现非常明显的下行局面牵涉到哪些十分尖锐而棘手的问题需要解决？
    王湘穗：今年形势不仅是经济上有很多积累的问题交集在一起，也是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问题的交集，也涉及到社会政策和国际问题的交集。面对这个复杂的局面，要统筹处理需要很强的战略驾驭能力。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发展的阶段性可能导致社会冲突。发展中国家人均3000美元就进入了动荡期。从韩国、巴西、南美的例子看，都是如此。按照这个尺度，中国也到了发展的瓶颈期。目前中国维稳很成功，但是架不住互联网技术的冲击。从埃及事件就可以看出来，如果发生什么动荡，一些技术性的手段基本无效。
    所以，在面对经济危机、社会危机的时候，应该有社会政策专家参与解决问题，有相对比较整体的对策模式，而不应是单一的方针。要采取真正经济大政策的时候，会触及到很多利益，触及到利益可能会导致什么样的政治冲突甚至危机？应该有所估算。比如说高铁改变了空间布局，它可能会涉及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对此作为治国者应有所考虑。如果没有这种大的考虑，单一政策出来了，也解决不了问题。
    因此，中国要把自己的牌出好。中国在全球危机中本来一把好牌，大王小王都有。可惜出早了，现在人家搞贸易战，挤对我们，我们的招已经不多了。现在中国在经济上还是有些牌，但这是最后几张了，不能随便出，再出臭了，中国就要垫底了。
    什么时候出牌，必须审时度势，必须对国内政治环境和国际政治环境有所权衡。再也不能看不到全球战略对国内经济政治的影响，不能再把应对全球危机仅仅当成是一个经济行为，而应看到全局。从全局出发落每一个子，才可能避免中国经济硬着陆。
    王建：这一轮全球性的危机就是比谁往这个低谷里面滑的速度快，谁垫底。如果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真是耗尽了的话，我们就是垫底。但是，去年达到18%的消费增长速度，前年也出现了，好几年出现18%的增长速度，反映中国老百姓消费力很旺盛。在分配不公已经很严重的情况下，如果消费表现出很大的下降，社会矛盾就是干柴烈火，就会一触即发。
政策可做更全面考虑
    《华夏时报》：对于现行政策走向，你有何评判和预测？
    刘军红：从一般情况来看，财政扩张、财政性支持政策可能在一年半以后会表现出“效果衰减”，且副作用加大，需要及时调整，也就是说要转变一种方式，要调整一下药方。要逐渐把扩张的财政往回收，同时实施减税，并且降低利率，放松金融。这样可形成一种比较绵长的效果，有利于促进经济的自律性复苏。但是，我们没见到这样的动向，反而出现一个相反的动向，就是继续扩张财政政策的同时，执行稳健的金融政策。
    稳健的金融政策，在中国的政策字典里面就是比以前紧缩，向中间靠拢，但不是全紧，从市场表现来看，这个政策紧度是很强的，对自己经济体的承受能力的评估并不很充分。可能更主要的着眼点放在了 “有规模的经济体”这块儿了。显然这样的政策有偏差。
    另外，在考虑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政策时，忘记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经济一直就是开放型经济，如果是开放型经济，财政投入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效果外溢，这种外溢的效果和在国内产生的关联效果需要有评估。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财政政策、金融政策和税收政策，乃至产业和汇率政策的调整，在这个调整过程中，应考虑到民族生产力的蓄积和发展。
      制度红利
      还可释放多少？
推进改革是制度红利
    《华夏时报》：有分析认为，当前中国的出口红利、成本红利、人口红利等都在逐渐弱化，正处于一个向制度红利过渡的关键时期。你怎么看？
    张占斌：和过去相比，一些红利的确处在弱化状态中，因此，下一步应在释放制度红利上做更多努力。虽然原有的一些红利其潜力仍可挖掘，但制度红利对于当下以及未来的中国经济，可能更为重要。因此，有必要加快改革，创新制度，释放活力，调动人民的热情，推动中国经济实现新的发展、新的突破。
    但现在，许多地方官员对于改革有所回避和畏惧，担心做多了反而犯错误，因而对于发展问题更感兴趣。所以学术界一直在呼吁改革应加强顶层设计和顶层推动，其含义之一是至少中央政府这一级乃至更高层的中央领导，应看准目标后下定决心和制定规划，推动改革。含义之二是改革需要配套，从行政改革到经济改革、社会改革、文化改革，相互之间究竟存在什么关联，需要怎样配套的措施和政策，以及制度安排，以便协调推进？从现有改革来看，其相互之间不很协调，力度不一，各有快慢，甚至相互牵扯，所以，改革的配套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我们已经看到，最近中央高层屡次公开表态，要通过国企改革、金融改革等，为市场竞争创造一些条件。这些改革都将成为重要的制度红利。
改革面临很大利益调整
    《华夏时报》：新非公36条落实、战略性新兴产业及具体行业“十二五”规划实施、中西部区域振兴规划实施、要素价格调整落实等一直被称为可通过改革加以释放的四个方面制度红利，但却一直推动无力，原因何在？
    张占斌：这说明改革进入到一定历史关头，正面临很大的利益调整。
    《华夏时报》：民间资本真正成为投资主导力量，这样的制度红利对于激发民间资本积极性，促使中国经济进一步市场化，意义究竟有多大？
    张占斌：下一步要发展更多的中小企业或小微企业，确实需要为其拓展更广阔的市场生存空间，调动更多市场参与者的积极性。国企需要继续做大做强，但不能以牺牲中小企业利益为代价，而是带动中小企业有更大的发展。从长远来看，对国企的把握、坚定的市场化改革，坚持改革开放，都不应有任何动摇。
    政府还应通过制度创新，鼓励更多的人、更多的国企与民企共同去创造财富，去开拓国内外市场，只有这样国家经济才有美好前景。
    至于民间资本真正成为投资主导力量，这样的制度红利究竟有多大，还需要历史来鉴定。但民资和民企毫无疑问未来应拥有更大发展空间，只是其与国资国企并非有你无我的相互排斥关系，而是共存共荣、相互促进的关系。未来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绝大部分都会在资本市场会合，成为社会化资本与混合经济形态，并共同推动国家经济繁荣。今后，民资民企将获得更多发展空间，释放更多活力，这对活跃国家经济而言，十分重要。对于解决民众就业，扩大内需，都作用突出，意义非同寻常。
需要有新的制度红利
    《华夏时报》：尽管官方承诺继续推进一系列改革，并试图通过一系列改革举措释放制度红利，但所谓的制度红利还能释放多少？分析中国经济最核心矛盾、判断中国经济中长期前景，我们能看到制度红利将发挥着怎样的影响力？
    张占斌：对于中国国情，应有很深刻的认识和判断。中国最重要的国情就是经济总量虽已是世界第二，但人均GDP仍很落后，仍有很多复杂问题需要解决。因此，仍应坚定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们已经讨论了很多年重视民生、进行社会建设的话题，但是不是今后应以社会建设为中心？我认为作为国家的思想路线，还应坚定不移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这并不等于其他方面的建设不应予以重视，而是应把经济搞好和搞上去作为第一要务。我们不是不要GDP，而是要高质量、有竞争力、有价值的GDP。
    与此同时，进行社会制度创新十分重要，只有这样才能推动国家经济健康稳定发展。我们现在需要有新的制度红利，这包括经济体制改革、行政改革的红利都还有挖潜的余地，政治体制改革的红利，甚至可能是一个富矿，但这需要集中全党全民共识，并根据国家和社会承受能力，有序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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