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经济回落三年后还能高增长

作者：商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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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2-03-16 22:28:05

摘要：王建：经济回落三年后还能高增长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商灏北京报道

    今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目标降至7.5%，被外界认为是一个信号，意味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可能即将结束，也意味着中国将努力让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发生转变。
    事实上在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前，多个高层智囊机构已向中央建议尽快调低年度目标。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等专家当时就已提出，年度目标若定为8％，则收入增长难以同步。王建同时还推断，虽然中国经济内生动力强大，未来必然再度蓬勃兴起，但受制于多重因素三年内必呈9%-8%-7%逐步下滑的趋势。
    3月上旬，王建接受《华夏时报》记者专访，对相关背景做了深入阐述和预测。
外需掉多少
增长率就会掉多少
    《华夏时报》：今年经济增长目标定为7.5%，是否像外界认为的那样，意味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将要结束？
    王建：还不能这么看。确定这样的目标之所以让大家觉得有点意外，是因为中国一向把计划指标定得比较低，实际增长却比较高。十二五规划规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就是7.5%，但一般来说，把5年的规划速度当做年度的增长速度，的确比较少见，也因此给外界造成经济减速的印象。
    现在看，由于世界经济不好，普遍认为经济会落到8%，我却认为落到7%也未必不可能，却也不会落得很低。所以，实质上并非政府下调了经济预期，而是需要保持当前一定的增长速度。
    《华夏时报》：与单位能耗撑持不住也并无关系？是否如官方所说为了加快结构调整？
    王建：并不反映这样的关系，并不能说政府认为高速增长期结束，进入中速增长期，并不是这么回事。
    现在把增长指标往下调，从客观上说，的确有外部因素的作用，比如外贸下降很猛，年初以来地中海指数回落十分明显，说明世界经济一轮新的偏冷的变化正在展开。这也说明中国经济只要结构不转变，则外需掉多少，增长率就会掉多少。但目前恐怕不会真正考虑结构转变这类决定经济长期变化的事情。
    短期内经济下滑的趋势已很明显并难以扭转，这一点，各方看得都很清楚。所以，7.5%的增长目标只是一种着眼于短期内的说法。若想恢复经济高速增长，必须有大的结构调整，否则根本没有希望。这一点，相信各方也看得很清楚。
大宗商品价格
必然再度上涨
    《华夏时报》：如何评估导致增长指标变化的外部背景？
    王建：从外部环境看，就美国经济而言，其已基本接近我所说的大L型底部，掉落空间有限，再坏也坏不到哪里。但其好转也难，将在L型底部持续相当长时期。中国的外需，也将因此长期横持在低水平上。所以，外需已无力拉动中国经济增长。而今后外需继续拉动中国经济掉落的因素，主要来自于欧洲经济的继续收缩，而且这尚无尽头，但欧洲正利用危机将经济整合的路子走完。
    《华夏时报》：有分析认为发达国家主权债务风险正被转移到新兴市场经济体国家，这些国家将面临新一轮经济危机，同时，全球性通胀时代正在到来。您怎么看？
    王建：这个发展前景不能完全排除。拿中国来说，前一段时期，为了面向出口，有巨额投资，这些投资到产出时期没有市场出路，就将导致严重问题。我们现在实际已经面临相关问题。
《华夏时报》：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动荡起伏预示着什么？
王建：美国的金融资本是老大，它把大宗产品放手里，不断拉高打低，现在又开始进入拉高过程，这是它的生存方式，这个方式很长一段时间不会变。今后围绕资源控制来打金融战可能是连绵不断的，欧盟和美国会继续争夺，这样的战争到顶点将是美、欧国家集团的对决。你会站哪一边，到一定程度恐怕就要被迫有一个战略。
金融资本的牟利方式，石油和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是最重要的，欧美一定要争夺这个控制权。
9%-8%-7%
三年回落趋势已定
《华夏时报》：居民收入增长的保证会否也是难题？消费增长动力似乎也很难把握？
王建：今年经济增长目标如果是7.5%，居民收入增长将在6%到5%之间。而消费的增长就在于整体经济增长如何。整体经济增长回落，消费肯定上不去。消费增长是函数，是应变量，经济增长才是主变量。由于内部结构调整尚未真正展开，故而经济增长中的主变量是外需。若外需回落，经济增长必然随之回落。这就是我早前所说的国内经济增长自去年始呈9%-8%-7%三年回落趋势。
《华夏时报》：各地方政府对于中央调整增长目标的举动如何配合？
王建：现在各地方比如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等地，因为外向型经济面大，当外需乏力，劳动力价格和资源成本都在上升之时，当地经济增长必然有些疲惫，其对于中央调整举动比较好配合。但内地经济这些年在资源需求的拉动之下，上的很快，有很大的投资，这些投资在当地有一定的滞后性，拉动当地的内需，因此中西部资源省份都雄心勃勃，不愿意减低自己的经济增速。
只要调整结构
就有巨大增长空间
《华夏时报》：由此来看，所谓调结构，各地情形并不一样？
王建：一般所说调结构，最重要的是调整制造业结构，西部地区增长快，我看这是好事。而东南沿海地区如果真的有一场危机发生，就会逼迫大家在结构重组上下一些工夫。
《华夏时报》：作为学者，对未来的判断，是悲观还是乐观，现在是否还很难说？
王建：中国只要进入到了结构调整，还是会有巨大的增长空间。近几年中国的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升值速度加快，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中国的国际竞争力，但是在中国的经济结构中还有两大块经济效益被长期压制着没有释放。第一个是规模效益，现在汽车厂、钢铁厂全被行政体制分割成一块一块的，这个规模效益有非常巨大的释放空间。第二个是重组现代物流联系。现代供应链建设能把物流配送成本减少到最低。日本的企业库存比重可以低到0.7%，甚至很多企业就没有库存。而中国去年流通费用达到12万亿，运输费用占一半达6.5万亿。日本在人均GDP达到2万美元的时候，全国的货运周转量只有5500亿吨公里，我们去年人均GDP才5000多美元，货运周转量居然达到15.9万亿吨公里，是日本的近30倍，主要原因就是我们在全国范围内搞物流，人家是大都市圈区域内搞物流，从都市圈边缘到中心一小时就到位，所以企业可以“零库存”，总流通成本有9个百分点就够了，而我们必须得17%-18%，光这一块每年几万亿就扔进去了。马克思认为空间不创造价值，其实节约空间就是节约时间，节省时间就是创造价值。我们的产业空间布局不合理，和行政管理体制搞到一块，造成自己的竞争力降低。交易成本高，不是企业能改变的，是由于政府不合理的体制、规划不到位和对空间认识错误造成的，导致了宏观经济效益的损失。
因此，未来5年、10年、20年，中国要围绕城市化进行空间调整，由此来产生规模经济效益和节省流通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