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如何战胜生死存亡的危机？

崔传刚

危机总是会不期而至，它大如一国的兴或者亡，小则事关个人的生存还是毁灭。也正是因此，关于危机的讨论自始至终也从来没有消失过，无论中外。古代人勤勉著史，都是希望能发现政权更替之规律，并以此为后者鉴。今天的学者也从来没有放过这个议题，国家何以衰亡，复杂性系统的脆弱性，乃至个人如何应对黑天鹅，举凡有一种相关的新观点提出，都少不了会引发一轮新的争议或辩论。

正是因为这个话题的重要性，所以当贾雷德·戴蒙德也决定要写一本这方面的作品时，我们也丝毫不会感到奇怪。戴蒙德是一位生理学家，但却以畅销书《枪炮、病菌与钢铁》而暴得公众大名。那本风靡一时的作品提出要从地理和环境的视角去对人类发展史展开再认识，其颠覆性一时无两。这种颠覆性显然充分暴露了一位科学家的历史研究潜能，也正是因此，当他后来把研究兴趣进一步拓展到各个不同的微观领域时，我们不仅不会诧异，反而总是有所期待。

刚刚出版的《剧变》一书，展示的正是戴蒙德对危机这一命题的研究成果。通读此书，我对这本新书的深刻印象有二：首先这确实是一本不同与以往研究危机的书，它有自己的研究方式和结论；第二，这又是一本延续着戴蒙德风格和野心的作品，它充满故事，读起来生动有趣，但它也不含糊，因为所有叙事的目标无不是为了一种规律的寻求。一言以蔽之，这是一本非常戴蒙德的书。

戴蒙德的危机研究到底有何不同？

毫无疑问，戴蒙德为这本书所涉及的终极目标，是要为国家如何解决危机实现自救，提供一种现实的方案。但不同于过往某些危机研究更多的是将成败的因素归结于某一根本因素（要么是经济，要么是制度，或者其他），戴蒙德这次给我们的却是一个框架。在这个框架里，戴蒙德列出来12个能够影响国家危机结果的因素。这12因素中包括对危机形成举国共识，愿意承担责任，明确需要解决的问题，从他国获得帮助，借鉴他国经验，国家认同，诚实自我评估，对失败有耐心，保持灵活性，拥有核心价值观以及不受地缘政治约束等多个内容。限于篇幅限制，我们在这里不再展开阐述这些因素，但毫无疑问，在作者看来，所有国家危机的化解，无不和这12个因素息息相关。

作者认为这12个因素不是全都必须要满足的条件，事实上一个国家要想克服危机，只要具备这12个因素中的大部分就可以，不仅如此，某些因素甚至构成了一个国家回应危机的最关键因素。为了解释这一点，作者在书中生动讲述了7个国家的危机自救案例。这些案例正是戴蒙德寻找历史规律的武器。

以芬兰这个国家的故事为例。芬兰这个国家在历史上命运多舛，因为直接与俄罗斯相邻，它历史上和这个国家有着繁杂的纠葛，在二战及冷战期间，它更是变成了社会主义苏联，纳粹以及传统西方国家对垒的前沿阵地。但让人感叹的是，在漫长的冷战以及之后的岁月里，这个国家不仅没有被苏联吞并或者消灭，反而发展成了世界上最为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一。

在戴蒙德看来，芬兰能做到这一点的关键就在于它拥有了12条危机自救因素中的大多数。芬兰曾经和苏联直接对抗，但代价是这个仅有数百万人口的国家牺牲了10万人。这个国家吸收了这一惨痛教训，因此在整个冷战期间，它尽量不去惹怒苏联，甚至一度还得到了一个对强权卑躬屈膝的恶名。但芬兰人知道这是最好的选择，他们从诚实的自我评估中获得了实在的好处。依靠稳定的外部环境和自身的努力，具有强烈国家认同和国家核心价值观的芬兰人最终渔翁得利，在一个狭小的生存空间中胜出。

戴蒙德认为不同国家的历史和现实不同，所以在危机应对上从来就不可能有共同的策略。例如芬兰这个国家就没有什么可借鉴的外国经验，但日本的明治维新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向外国学习。芬兰在二战中是被欧洲各国遗弃的对象，但德国二战后能走出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是得到了外国的援助。芬兰的地理位置注定了它无法摆脱地缘政治的影响，相反远在天边的澳大利亚反倒是在这方面占尽优势。

从这些国家故事中我们就能看出，戴蒙德的这个危机应对框架其实是一个灵活动态的理论体系。这与之前所有危机理论的最大区别是，它并非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决定论。这倒是符合戴蒙德的一贯主张。实际上戴蒙德很早之前就是某些决定论的反对者，例如对动辄以制度来评价国家差距的呆板论调，他一向嗤之以鼻。在他的理论中，环境，地理位置，以及历史沿革都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这些因素在不同的时候会以不同的权重突然起作用，成为一场危机的拯救者，成为一个转折点的创造者。

如果说《剧变》一书的前半部分是根据历史总结出规律，是一种数据训练；那么这本书的下半部分则是作者试图用其总结框架解决问题的一种努力，是一种数据的检测。 在这一方面，日本，美国以及全球问题成了戴蒙德的三个待检验的对象。

以日本为例。目前日本面临着少子化、老龄化、经济发展缓慢等诸多问题。但这些问题是否会构成真正的危机，对日本产生生或死的影响？作者根据其12因素框架得出的结论是，尽管有一些非积极因素，但相信日本还是有跨越危机的方法。

一种动态的危机分析和预测方法确实让人心动，但戴蒙德的这套方法是否真的能够构成一种经得起检验的规律？这确实值得探讨的问题。我们会注意到，戴蒙德的国家危机理论其实源自他对个人危机生活的观察，是一种个人危机分析方法向国家危机分析的移植。这样的移植固然新颖，但诚如他自己所承认的，国家和个人是不同的，这种不同到底会如何影响这一框架的有有效性呢。除此之外，作者也承认，他选取的案例完全是出自个人主观，这不免让人对这些案例的代表性产生一定的忧虑。它们会不会是戴蒙德拿着锤子砸出来的钉子？

当然最大的问题是，在一个以量化为主导的研究世界里，戴蒙德这些定性分析的举措，是否能够真的受到大家的重视？更不用说对于一般人而言，一个动态框架远比一个斩钉截铁的理论要复杂的多，也因此更加不讨喜。但即便如此，我个人还是对这样的一种分析框架的提出感到兴奋。出于我个人的喜好和经验，我对一种灵活的理论更具认同性，戴蒙德在思维上始终所具备的开放性更是值得尊敬和推崇。

未来尚未到来，理论暂时还得不到验证，但暂且先不管结论，我们完全可以在读完本书之后，先拿着他的这12因素框架去分析一下我们中国的过往和未来。 毕竟分析本身也算是一种读书能带给我们的乐趣。

（作者为财经作家）

责任编辑：徐芸茜 主编：程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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