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富民强”向“民富国更加强”转变需要激励机制

张杰

市场经济的本质

市场经济的本质是资源的有效配置。私有制的有效激励作用在改革初期，尤其在农村发挥了巨大作用，没有私企就不能保障充分就业和社会繁荣稳定。正如邓小平的“猫论”：白猫黑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即发展才是硬道理！

仔细剖析邓小平“猫论”背后的经济学理论依据，就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所说的，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去调节行为人的经济行为，根本原理是让市场去驱动经济，也就是让利益去驱动经济，调动人性的本能去驱动经济。这也是联产承包责任制要好于大锅饭的本质所在。当然，它的前提是利益所得确保利益驱动。也就是，要对“合法”获得的私产进行确权保护方能实现利益驱动。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明确提出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目标，即政治经济学到底是干什么的。斯密认为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研究目标是“富国”和“裕民”。其中，“裕民”是第一位的，没有民众的富裕，“国富”就成了无源之水。“裕民”是“国富”的目的，即应该从国富民强向民富国更加强转变。这与习总书记要求的“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相一致。

这也与熊彼特认为的企业家对利润的追求而展开的创新活动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现象和动力，是经济突破平庸的循环流转过程的基本力量相一致。卡尔·马克思说：“在亚当·斯密手中，政治经济学已经发展到某种完整的地步，它包括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完备的轮廓。亚当·斯密第一次对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作出了系统的研究，创立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纵观历史，苏东坡是我最喜欢的文人，苏东坡诗词之灵气、真纯、声韵秀美无暇，加之人格魅力，人生之跌宕起伏，与皇帝、公卿、普通百姓皆可为友的率真个性，所以乃天下第一文人墨客。苏东坡是我之良师益友也：于工作、于生活、于人生皆有裨益！苏东坡的创新和爱民是从内心和骨子里迸发出来的。那就以苏轼与王安石的政治争论为例来进一步说明：王安石变法的真正关键点是富国，而不是富民。王安石标榜擅长的“理财”，实际上是在分配领域内损下益上：夺地主、商人、农民之利归国家财政，做到的不过是利益的重新分配而已。这使他几乎把整个社会作为“取财”的对象，因而在新法推行时，它损害了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利益，导致变法的社会基础丧失。搜刮民财无异于杀鸡取卵。以史为镜，可以见兴衰；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所以，我提出了要由国富民强向民富国更加强转变！方法就是，制度创新和激励机制，以及培育更多像华为那样的企业。

建立公平、公正而非平均的社会

华为之所以能够和全世界最强大的美国公司竞争，凭借的就是“人才和对人才的激励机制”。我认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论述的劳动分工和信贷可以看作是经济发展的加速器和倍增器。而激励机制就是创新发展的加速器、倍增器。经济发展真正的动力不是口号式宣传和意识形态牵引。关键是创新，要建立能够培育出更多像华为那样企业的制度机制，要建立公平、公正 而非平均的社会。而且，我所指的像华为那样的企业是，可大可小、可私营也可国营的，关键是建立能够产生真正创新的激励机制。华为基于人性的多变性、不满足欲和业务场景的多样性，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多元化激励机制”，实现了精准激励和持续激励，从而使得华为英雄辈出，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华为的激励机制不间断进行着创新，促进着技术进步。进而，众多华为这样的公司集合体对经济进行着不间断的结构调整。提高了国家整体竞争力，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

套用任正非的那句名言：“钱给多了，不是人才也变成人才。”2017 年华为支付员工工资、福利及奖金1402.85亿元。平均到每个人头上的年薪是77.94万元。我认为这才是华为成为世界顶级优秀公司的最根本原因。全球品牌价值百强中国企业仅华为上榜，而且华为工程师有一半(五万)是外国人，这使华为成为了中国真正意义上最具超强竞争力的跨国公司。应该像诺贝尔奖金一样地公开、公证、透明地授予真正的创新。最高科技奖应该按照国家的需求、空白和科技成果贡献大小，大面积、广范围授予个人。要建立可考核的正向推动动力机制。从而产生大面积真正的创新成果。除了减税、降费，更为重要的是激励机制的建立。这里包括，企业内部创新发展的激励机制；政府建立真正市场经济的激励机制；国企改制的激励机制等等。通过反腐和激励机制，更多的人就不会去考公务员，或者从公务员队伍中流向企业——央企、国企、华为……从而减轻了吃饭财政负担。

联产承包、乡镇企业、个体工商业蓬勃发展就是制度创新、激励机制的典型代表。如果这可以被称为是1.0模式，那么，现在我们要开启的制度创新、激励机制就是以企业家为引领的2.0模式。标志就是建立更多的像华为那样的企业去拉动就业、增加广大人民群众的收入。“就业、高质量就业”将会是最关键目标和成功的标志。

有利于创新性知识的产生与传播的激励制度设计

从封建社会的核心生产要素—土地被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生产要素—资本所替代，然后，随着工业的发展，资本的供给日益充裕，于是出现了储蓄过多的倾向，资本不再是稀缺的生产要素了；另一方面，工业和技术发展所需要的专门科技知识越来越复杂，专门科技知识成为了企业成功的决定性生产要素。因此，拥有专门科技知识的人——原创性科学技术人员和其管理人员等专家组合逐渐掌握了权利，如比尔盖茨、乔布斯、扎克伯格、马云、马化腾等等。如果是技术进步而非资本等资源累积是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关键，那么，有利于创新性知识的产生与传播的制度设计就成为了关键。这包括教育与投资领域的政策性引导、奖励等措施的实施。

我认为，功利主义由暗转明的过程就是建立正向激励机制的过程。创新意味着打破传统，是要承担压力的!大学校长、教授、科研院所、学术期刊的社长、主编、编辑部主任为什么要去主动承担这种压力？而不是循规蹈矩地简单复制过去而轻松获取国家基金?是因为有国家的创新激励机制的奖励和保障做后盾，如果没有真正的创新，就会失去国家发展基金。

诺奖得主克鲁格曼说：东亚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靠不断扩大“有形资本”如固定资产、劳动力、自然资源的“投入”, 而不是靠“无形资本”。如技术的提高赢得, 照此下去将很快走到“尽头”, 高速增长难以持续多久, 这种增长方式实际上是只“纸老虎”。东亚经济“奇迹” 只不过是一种“神话”。我认为，建立激励机制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真正创新的关键。

同时，中国到处都是国家级高新区、开发区的现状，应当被到处都力争做更多的“贝尔 实验室”(仙童公司、英特尔公司都是它的人才汇聚产生的)所替代，从而实现科技与实践相 结合。要知道，除了华为和高铁等少数制造业，中国制造业的崛起，更多是靠模仿而非原创性的“价廉物美”式劣币驱除良币模式，最终经由市场驱动、占领取得的。中国在先进材料、先进制造设备、核心零部件以及精密仪器设备的生产等领域与国外先进国家仍然差距明显。

责任编辑：徐芸茜 主编：程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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