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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传统中华文明的新天下体系 或可解决广义西方文明本身所导致的冲突

作者:白彤东

来源:华夏时报

发布时间:2019-07-10 17:02:37

摘要:儒家的新天下体系,既超越了民族国家的自私狭隘,又没有太过理想。因此,来自传统中华文明的这种新天下体系,可能恰恰能解决广义的西方文明本身导致的冲突。

白彤东

在这次贸易战乃至中国与西方的交往与碰撞中,文明冲突说常常是潜台词。比如,就一般意义上的中国威胁论而言,一种常见说法是:传统中国的天下观念认为中国是天下的中心和主宰,因此一个重新崛起的中国必然要再次要求这个地位,从而打乱以平等国家为基础的当代世界秩序。在天下体系里面,中国不仅没有与他国平等交往的心态,甚至还对外部世界抱着闭关锁国的心态。那么,这是否是事实?

“闭关锁国”与天下主宰?

对传统中国的正确理解,要对人类文明之发展有一个总体的把握。我们知道,人类文明进步的若干重大发明,如青铜、车轮等,都发源在两河流域这一人类文明的摇篮。因为地理上的方便,其文明慢慢扩散到环地中海地区。而中国所处的东亚,基本与这个区域隔绝。不过,欧亚大草原,尤其是马在两河流域或者欧亚大草原上被驯服后,成了环地中海文明与东亚的快速通道。在获得了青铜、车轮等当时的先进技术后,华夏文明迅速发展,慢慢同化、赶走、灭绝了当时中国的其他群体。通过春秋战国华夏文明内部的碰撞,统一的帝国形成了。这个帝国之内的人认为,这个地理上半封闭的地域就是天下,也就是整个世界。在这样的天下里面,只有一种文明被证明是普世的,它被称为华夏文明。华夏之人,指的不是世界体系下某个特定国家的人,而是认同普世文明的那些人。秦、汉这样的王朝,不是某个特定国家的政府,而是全天下、全世界的政府。

当然,现在我们知道,这种观念是错的。华夏的天下之外,原来还有一个更大的天下。但我们不能因此说当时的中国人闭关锁国。因为一些内部政治问题,传统中国确实有相对短期的出海或者贸易的禁令。但是,我们一般说中国闭关锁国,是指中国拒绝学习其他文明。但是在传统中国人能够接触到的世界里面,华夏文明是“寂寞高手”。哪怕是征服了华夏的其他族群,最后也不得不采用华夏的方式来统治天下,这佐证了当时人们华夏文明普世性的观念。传统中国并不是明知道有类似的或者更高的文明,而拒绝与之交往。并且,当终于有与华夏文明可比的佛教传入中国的时候,中国不但没有对之封闭,还主动去学习。虽然宋明理学可以说是要应对佛教的挑战,但是这种争论只是在理论上的,并没有说要将佛教粗暴地关在门外。明清耶稣会士带来西方文明,中国也没有拒斥。直到天主教廷禁止中国信徒祭孔、祭祖,才导致中西接触的中断。(现在有些孔子学院与所在地的文化、政治有冲突,最终被关闭,我们能说那些地方闭关锁国吗?)华夏文明,并没有很强的排他性。恰恰是后来的环地中海文明,在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间,以及在这些宗教内部,倒是真的有血腥的文明冲突。

在经济上,中国在两千五百年以前,土地就可以自由买卖。中华文化的两大高峰,汉代和宋代,私有财产保护、市场经济,都很发达。后来尽管蒙元打断了华夏文明内部的进程,但明清的中国,市场程度依然很高,也一直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一部分,并长年领先。我们设想一下,如果当时蒙古征服了整个欧洲而不是中国,让欧洲成了“西蒙古汗国”,那么欧洲是否还会有启蒙运动、现代化等发展呢?这样看起来,传统中国文明还是有很强的韧性的。

当然,在一个地理上半封闭的区域,一枝独秀时间太久,传统中国确实没有特别强的向外学习的心态。如果我们想想,美国在一个开放的世界里面一枝独秀了一百年,已经充满了傲慢的心态,那么我们会意识到,传统中国这样的心态没有什么不正常,更不是什么闭关锁国。但不幸的是,西方崛起得太快,我们没有来得及好好学习,就已经被领先工业化的西方击败。在这个痛苦的过程中,中国人已经深深地明白,他们以为的天下,其实只是更大的天下的一部分;中国,也只是万国之一。并且,百多年来中国的主流,是反对自己的传统,近乎全盘地学习西方(包括偏东一些的西方)。总之,传统中国本来没有很强的闭关锁国或者与外来文明冲突排斥的心态,传统中国因地理局限缺乏与外来高度发展的文明的深刻接触以及相应的学习精神,已经消解。近百多年中国的主流,甚至是要彻底打倒自己的传统来学外来的意识形态。那么,即使现在有中国与外界的文明冲突,那也与传统中国无关了。

换朋友圈的烦恼

在中国成为世界体系一员的努力中,世界本身却渐渐分裂成了两个体系。在两个体系之间,中国做出了选择。美国学者Lisa Rofel在她的一篇文章里面指出(收在Chinese Visions of World Order这本文集中),新中国闭关锁国的观点与事实是有偏差的。在新中国开始的一段时期,在文化、社会、政治、经济诸多方面,中国全面融入了苏联为首的世界体系。只是后来与苏联关系出问题以后,中国才变得孤立。改革开放,是中国试图融入另一个世界体系的方式。我们当时所有的,其实很多是来自前一个世界体系以及与这个体系也绝裂以后自力更生、闭门造车的产物。因此,当我们突然加入了一个已经隔绝了三十年的另一个体系的时候,只会比刘姥姥进大观园还要不知所措。尽管冷战时的两大世界体系各搞一套,但是东欧和苏联,至少还是穿西装的,人际交往的一些习惯,还与另一个世界体系有相通之处。但当我们加入市场经济的世界体系的时候,我们连如何着装、如何举手投足都很不习惯。当然,这只是日常生活的不便。加入一个新的世界体系,需要的是全方位的转型。这种转型的代价,如九十年代后期国企工人下岗,是非常巨大的。这里确实是两个世界体系冲突的结果,但这实际上是广义的西方文明内部的冲突,并非西方和传统中国的冲突。并且,中国也并没有想回到之前加入的那个世界体系里面去,并且也回不去了,因为那个体系已经垮掉了。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可以说是中国融入自由市场的世界体系的重大标志。现在的中美贸易冲突的一个原因,是“成长的烦恼”的大爆发(但依然不是文明的冲突)。加入一个新体系,中国当然会有适应问题。这个体系的很多规则,是体系内部不同实体交往的基本条件。中国要加入这个体系,自然要努力遵循这些规则。并且,很多规则可能对中国国内的市场经济也有利,我们就更应该努力适应这些规则。当然,所有的规则是这一体系的创立者和早期参与者制定的,其中有些规则是有利于他们的,这也是自然。现在美国抱怨中国政府的各种补贴,但是美国自己也对如农业等行业有各种政策支持和财政补贴(日本和西欧就更厉害了)。不过,在规则制定中,这些补贴被排除在政府不应有的干预之外了。因此,中外的左派学者和政客常会说,世贸乃至全球市场经济体系是被做了手脚的。这种说法有它的道理。但是,如果我们想加入一个世界体系,并且没有其他选择的话,我们也只能加入这个做了手脚的体系。当年中国加入世贸,南美的左翼政府却在反对这个不公平的体系。结果呢?中国继续繁荣了近二十年,委内瑞拉正在经历全球最大的国民出逃。并且,中国的体量,让中国可以最终参与这个体系的调整,而不是像其他后发展的小国一样,只能被全球资本玩弄。但是,同样是因为这个体量,让这个体系的最重要的创立者和维持者美国受到了威胁,从国际秩序的维持者退向了更纯粹或者更狭义的国家利益的维护者。这一变化,以及欧洲右翼的崛起,是全球化另一个深刻问题的大爆发。

民族国家主导全球化的悖论

全球化是由国家主导的。当代国家的主要形式,是民族国家(nation-state)。民族国家中的民族或者国族,有不同的含义。但很重要也是后起民族国家常用的一种说法,是血缘意义上的种族,比如炎黄子孙、大和民族等等。当然,这样的种族,其实有很强的想象成分,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对它信以为真。这种民族国家的更大的问题,在于它的排他性。民族国家内部,是一个(想象的)大家庭。民族国家之外,都是陌生人。有了这样清晰的自己和他人的界限,民族国家进一步采取国家利益至上的方针,为了本国利益,可以不顾一切,不顾道义与正确与否,所谓“my country, right or wrong”。在这样一个原则下,当一个民族国家崛起,自然就希望攫取更大的利益,也自然会威胁到既有秩序以及其他民族国家的既得利益,后发者与既得利益者之间的冲突就不可避免。民族国家,尤其是曾被这个秩序玩弄甚至蹂躏过的后起民族国家,往往都是走着先富强再复仇的道路。二战前的日本和德国是最好的例子。不幸的是,民族国家往往被当成现代国家的唯一形式。当中国抛弃了传统中国的天下观,采取了民族国家形式,中国的和平崛起说很少有人相信也就没什么奇怪。崛起的中国与世界、尤其是当今世界秩序的创制者(欧美)的矛盾,很大一部分是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民族国家,恰恰是西方文明带给全世界的。因此,这种冲突,可谓西方文明的内部冲突。

在两次世界大战(其实是西方和西化的日本挑起的)的炮灰中,西方试图解决民族国家的问题。政治上的努力,包括联合国、欧盟等等。经济上最重要的努力之一,就是世贸的成立与扩张。但是,这些国际联盟或者组织的权力,最终都来自于国家。而如果国家本身是以民族国家模式构成,那么它会以它自身的利益为最终标准,在国际组织的约束不符合自己的利益的情况下,民族国家会拒绝这些组织的约束。这些组织的设立,本来是为了约束民族国家的丛林政治。但我们发现,这种约束,最终并不存在,如果被约束者是民族国家的话。当然,这样由理论的纯粹性带来的夸张。如果一些国际行为成为习惯,如果所涉利益不很根本,并且如果被约束国家不够强大,可能国际组织还会有效。这是几个“如果”叠加的结果。当没有这样的叠加,国际组织对民族国家的约束就可能失效。在政治层面,当移民、难民或是异教徒对欧洲根本利益带来了(真实的或想象的)冲击,欧盟的合法性就开始被怀疑,并出现了英国脱欧以及贯穿欧洲的右翼民族主义者的崛起的现象。对以川普为代表的美国右翼民族主义的主流化,移民问题也是他们利用的话题。在经济层面,中国这么大体量的国家的经济崛起构成的威胁,也是这场贸易战背后的原因之一。

当然,如上所述,这场全球经济体系的危机,尤其是中美之争,部分原因是中国转换“朋友圈”带来的各种成长的烦恼。中国积极遵守、保护国际自由贸易的基本规则,并保持国际与国内政策的一致性(比如在打着经济全球化的维护者旗号的同时,也应该推动国内的市场化),会赢得美国之外的国际支持与美国内部的经济全球主义者的支持。这种做法,既符合中国长远的经济利益,又能争得国际支持、分化表面上的敌对势力,何乐而不为呢?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现在的贸易争斗,不仅仅是意识形态与政体不同、中国换朋友圈的烦恼所导致的。前面所讲的民族国家维护国际秩序的内在张力与矛盾也是这次争斗的原因之一。二战以后,日本一直在美国领导的世界体系里面,并且是个乖学生和好跟班。日本的政体和意识形态与美国一致,连它的宪法都是美国人给的。但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当日本经济坐二望一,以至于哈佛的东亚学者傅高义(Erza Vogel)写了一本《作为第一的日本》的书时,美国照样开始打击日本。当时美国的重要打手之一,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现在恰恰是中美贸易谈判的代表。川普的执政班子里面,川普本人、他的经济顾问纳瓦罗、他之前的御用军师班农,都是如假包换、戴着“经济民族主义”袖章的人。他们描述经济竞争的语言,常常是民族国家的你死我活的丛林政治的语言。他们发起的贸易战,不是从中国开始,而是从同是长期在同一世界体系的加拿大、欧洲、日本开始的。所有这些明摆着的事实告诉我们,现在的贸易战,也有民族国家冲突——这一西方文明自我制造的冲突的成分。

但是,民族主义的再崛起,可能对民族主义自己关心的国家利益会造成伤害。基于民族国家的本国利益至上的政策,挥舞关税的大棒去打击外国,已经被无数经济学家证明是得不偿失、两败俱伤的。又比如川普出于反移民的考虑,停止了对中美洲非法移民输出国的援助。但这些援助被认为是有助于从根上解决移民问题的方法。只有中美洲的经济与政治走上正轨,移民才会减少。在美国与墨西哥通过北美自贸协定经济高度一体化以后,墨西哥经济振兴,大大减少了墨西哥人非法移民美国。也就是说,为了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减少非法移民),美国的正确做法恰恰是要加强国际援助。一个“纯粹”的、原教旨的民族主义策略,恰恰是自我挫败的、对本民族国家不利的。

更抽象地讲,像前面提到的,通过民族整合国家,这里的民族往往都是想象的共同体。这意味着要在国家内部打破各个群体的界限,打破群体认同,形成民族国家的认同。也就是说,民族国家在自己国家内部其实是搞了小型的“全球化”。同时,民族国家本身又是全球化的阻碍,拒绝把国内的“全球化”放大到国际上去。这又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做法。具体来讲,当美国以“国家利益”为名打击其他国家而获取最大利益的时候,为什么加州(作为美国经济最强的州之一)不可以打击其他的州,获得自己的最大利益呢?从英国脱欧的例子来讲,如果英国可以脱欧,为什么不允许苏格兰脱英呢?

最终解决:新天下体系

针对前面提到的种种问题,中国近年来提出了“全球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很有针对性。但这一概念还有待充实,而不能仅仅是你好我好大家好。这是因为在民族国家的体系下,你好了,我就可能不好。欧盟乃至所谓的世界主义试图超越国家的努力,现在遭遇到剧烈反弹。也许真正的解决,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的中庸之道,比如从传统中国文明中发展出来的某种天下体系。这里的天下体系,不是前面提到的传统中国形成了“世界政府”以后的那个等级体系,而是在战国时代,即中国人以为的普天之下的多国竞争时代,为解决当时的国际关系与“全球”或天下秩序问题,儒家提出的天下体系(的当代更新版)。

根据孟子的想法,人皆有恻隐之心。如果我们好好培养它,最终我们可以对所有人都有一种关切。但即使我们达到这种泛爱的状态,我们还应该保持爱有差等,对不同的对象,根据其亲疏远近,我们有不同程度的关爱。把这种普遍而有差等的爱应用到国家与天下层面,这就意味着,我们对本国人的关爱、对本国利益的维护,要高于对外国人的关爱,对外国人利益的关切。但同时,作为人,作为人的国家,我们也不能对外国人的福祉置若罔闻,否则这就失去了恻隐之心,这种对陌生人也会有的同情心。既能关爱本国人民,又能推恩于天下民众的国家,是“华夏”,即文明国家。华夏国家,应该形成国家联盟,维护文明,抗拒“蛮夷”,即那些不关心自己国家人民的福祉或者罔顾全球人类责任的国家。当蛮夷国家对民众的失职或者暴虐到了一定程度,文明国家联盟可以合法干预,甚至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比如当被暴虐的人民准备好“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时候),文明可以采取战争手段,解放被暴虐的人民。这种解放,不是对这个暴政国家主权的违背,因为在这种儒家的新天下体系里面,主权不是绝对的,一个国家有多大的主权依赖于它对人民(包括本国人民与外国人民)尽了多大的责任。一个彻底不尽责的国家,就彻底失去了它的主权。也就是说,在儒家的新天下体系里面,不是人权高于主权,而是仁责(对人民的关爱)高于主权。另外,为了消除民族国家的排他性,血缘、种族性的民族不应该成为国家认同的基础,而应该采取更开放的模式。这里传统中国又可以给我们启发。传统中国的认同,往往不是种族认同(比如侠义的日耳曼人或者广义的高加索人),而是对传统中国政治与文化的认同。这种认同,提供了内外区分的基础,但是又没有把内外之分绝对化,为处理比如移民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

我们看到,源自西方的民族国家模式,是当代政治与经济全球化导致的危机的根源。试图超越这种民族国家模式的努力,比如欧盟乃至世界主义(天下一家,不再有国家),取义过高,适得其反,导致了民族主义的反弹。儒家的新天下体系,既超越了民族国家的自私狭隘,但又没有太过理想。因此,来自传统中华文明的这种新天下体系,可能恰恰能解决广义的西方文明本身导致的冲突。(作者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见习编辑:李茜楠 主编:商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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