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述共和国时代的“国强民富”梦

文/朱鸣

   在吴晓波的《跌荡一百年》（下）出版前，记述自洋务运动到1937年商业历史的《跌荡一百年》（上）已在今年1月出版。《跌荡一百年》（下）记述的是1938年-1977年间的中国商业历程，这段岁月因为历经战争与动荡而无比曲折，但却赋予了我们走到今天的信心与勇气，因此具有别样的意义。
    回顾吴晓波的“企业史三部曲”，作为开篇的《激荡三十年》曾在2007年和2008年引发过巨大社会反应，屡获殊荣，包括2007年“和讯年度财经图书大奖”、《新周刊》“2008中国娇子新锐榜年度图书”奖。《新周刊》评委会给出的获奖理由是：“与其说这本书是中国企业成长史，不如说它是中国企业的残酷青春日志。它刻画了中国向商业社会转型的每一个历史节点，以及节点中命运多舛的企业枭雄。在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诞生的青涩的男三号，每一次进步都付出血汗泪的代价，但参与历史创造的激情与刀光剑影，隔纸犹有余温。”
    而两本《跌荡一百年》中，吴晓波又延续了他标志性的浪漫主义情怀，在看透历史的深邃洞见中，娓娓道出自洋务运动开始的商业历程与艰辛岁月，这里包含着故人们的呐喊、激情、梦想与失落，在吴晓波式的视角中，这群身穿长袍或中山装的人又跃然纸上，他们是有血有肉的灵魂，是很多现代人血脉相连的记忆。在日渐浮躁的商业时代里，吴晓波的这种记述角度与方式颇显异类，但它却可能是浮华散尽后我们逃避不了的正视。
    比如在描述解放前，国民党之所以不断溃退的原因，吴晓波关注到了经济层面的巨大差异：“在晋冀鲁豫边区，杰克·贝尔登看到了另外一个中国，军队纪律严明，官员清贫精干，民众安居乐业……这里的农民为共产党出的工可能比在国统区为国民党官员出的工多一些。但是，这里的农民认为这种摊派制度是公平合理的……当时国民党和共产党政权在经济上的表现，是后者得到民众——特别是农民拥护的重要原因。”这种解读不新鲜，但却一直被我们忽视着。
    再比如在解放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吴晓波这般记述当时中国的商业现状：“‘一五’建成了156个大项目，这些都离不开苏联的扶持。五年中，有8500名苏联专家来到了中国，这是一支不应该被遗忘的‘国际纵队’。但‘156工程’却最终成了一个遥远的、似乎已经消失的过去……事实上，这些苏援项目在很长时期一直是中国经济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吴晓波解析了这些尘封往事中蕴含的秘密，令人在建国60周年的时刻重拾往事时，有种难以言表的厚重。
    按照吴晓波的说法，对历史的追溯是为了我们更自信地走向未来，对一个“下落不明”的阶层的追寻，是因为我们始终希望找到那个真正的“国强民富”梦。从这个角度来看，《跌荡一百年》对这个阶层的追寻又深入了一步，而我们可以看清更多活泼的历史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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