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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发动贸易战的直接目的:重塑全球产业链

作者:邵宇 陈达飞

来源:华夏时报

发布时间:2018-09-21 20:28:56

摘要:“我的直觉是,本届政府正在做的一些事情就是把跨国企业在中国的‘根’拔出来,让它们转移到中国以外的地方去。”雷明的这句话才是核心,可以把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经济政策串联起来。

邵宇 陈达飞

美国想做什么,明白的人较多;但怎么做,为什么这么做,明白的人较少。

北京时间9月18日,特朗普发表声明,对另外2000亿美元进口自中国的商品征收关税,9月24日开始启动。中国针锋相对,等比例反击,对进口自美国的6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商务部在20日的新闻发布上表示,美国第一轮500亿美元清单中,牵涉到的外资企业占比达6成,本次2000亿美元商品,受影响的外资企业可能会占到近50%。

在贸易战的预热阶段,国内就有观点称,中国与美国是相互依存的,中国企业与美国企业处在同一条“链”上。中国有很多外资企业,所以,贸易战不会爆发。现在来看,这种观点错了。还有观点称,按照美国征税商品的清单,寻找对应的“K街说客”,去白宫游说,给特朗普政府施压,希望美国网开一面。在美国制裁中兴通讯的时候,更有观点称,中国可以拿通用汽车开刀,予以反击,这样通用就破产了,直接波及到通用美国公司5万名员工的就业。

我们认为,这些都是典型的“自以为是”的观点。实际上,美国当局不是不清楚对中国征收关税会影响到在华外资企业(美资企业当然是受影响最严重的),而是不在意。甚至可以说,外资企业也是他们的目标之一。直接打击中国企业自然是美国征收关税的题中之意,但为什么要打击在华外资企业?

曾负责中国事务的美国助理贸易代表雷明(Claire Reade)指出,即使双方能够达成某种协议,但美中关系已呈现出质的恶化,美国对中国的不信任和顾忌在不断加深,美国对中国的整体战略已经从接触转变为遏制。她说:“我的直觉是,本届政府正在做的一些事情就是把跨国企业在中国的‘根’拔出来,让它们转移到中国以外的地方去。”雷明的这句话才是核心,可以把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经济政策串联起来。

“贸易战”始于特朗普减税

现任特朗普贸易与制造业政策助理、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彼得•纳瓦罗,在2015年出版的《卧虎》一书中明确指出,美国的企业所得税太高。与此同时,中国却在执行税收优惠措施,这导致大量美国企业将工厂搬出美国。企业流失,一方面导致工人失业,另一方面导致技术和知识产权的流失。其结果就是,美国的技术领先地位在不断下降,而中国却在新兴科技领域——如互联网科技——实现了赶超。所以,他大力提倡降低企业税收,吸引在中国的制造业回流美国,这既可以维护美国的技术领先地位,又可以增加美国的就业。所以,特朗普推动的“历史性”减税方案,本就是纳瓦罗所称的“经济战争”的一项举措。

值得注意的是,个人所得税,而非企业税,才是美国政府税收收入的主体。美国政府税收收入由联邦税收、州政府税收、地方税收三部分组成。三级政府税制相对独立,税收收入比重大约维持在6:2:2。2016年,个人所得税在联邦税收收入中的占比为47%,其次是社会保险税(占比34%),企业所得税占比只有9%左右。特朗普税改最为显著的内容是,将企业所得税税率从35%降到21%。由于企业税占比较小,大幅降低企业税,即使税基不变,对联邦政府的税收影响也不大。更何况这项措施对美国本土企业是重大利好,企业收入增加,税基也会提高。更为重要的是,它对全球企业产生的“黑洞效应”,在边际上会吸引大量企业流向美国,进一步扩大税基。美国《财富》杂志近日报道称,部分在华组装的美国企业开始撤回美国生产,著名的台湾芯片企业台积电也已启动在美投资扩厂计划。

另外,根据新的税法,美国对跨国企业回流美国的现金一次性征收15.5%税率,非现金或非流动资产为8%,而以前的税率为35%。这又会对美国的跨国企业盈余资金产生“黑洞效应”,两者是一体的。综合美国经济分析局和美国税务总局的统计数据、以及美股上市公司的财报披露,美国企业海外存留的利润总量约3万亿美元以上。其中,现金与等价物约1.1万亿,这一部分由于流动性好、容易变现,因此相比厂房设备等其他形式存留利润更可能回流。根据美国统计局的最新数据,2018年第一季度美国企业汇回接近3400亿美元股息红利,二季度约为1700亿美元。而在2018年以前,每个季度平均不到500亿美元。

加征关税是往外“逼“企业

如果说减税是在将全球的企业往美国“吸”,那么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就是将在中国的企业往外“逼”。

毋庸置疑,美国的主要目标是中国。迄今为止,关税覆盖面已经达到2500亿美元。特朗普在最新的声明中称,如果中国继续反击,将对剩下的2670亿美元商品继续征收关税。所以,不出意外,美国将会对进口自中国的所有商品(部分免税)征收关税。这将大大提高中国出口商品在美国的价格,降低其在美国的竞争力,使其慢慢失去美国市场。

对于那些以美国为主要销售来源的企业而言,要么寻找替代市场,要么开发国内市场;第三条路,就是迁往美国。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已经通过FIRMMA法案,强化CIFUS权威,收紧了中国对美国的投资。所以,第三条路可能只限于在华的外资企业。对于那些找不到替代市场的中国企业,大概率只能破产,或者利润锐减。而那些在中国生存不下去的外资企业,则会撤离中国。对于特朗普而言,他当然是希望都迁往美国,这就是减税的目的。但即使不迁往美国,只要能迁出中国,征收关税的目的也达到了。

特朗普上台之后,外资巨头已经在慢慢撤离中国,贸易战更是加快了外资撤离的步伐。目前来看,韩国和日系企业最为显著。韩国三星产业链大举迁往越南。2018年才刚刚拉开序幕。世界500强之一的日本日东电工公司,宣布关闭苏州工厂,撤离中国。除此之外,尼康、松下、夏普、东芝、飞利浦、索尼、霍尼韦尔安防、苹果、希捷都已经加大撤退的力度。最新报道称,在华日资企业有意向撤离中国的比例高达60%。

而最令中国自豪的是中国产业链的完整齐备性。以苹果公司为例,全球200多家供应商中,中国占到83家,占比达43%,且装配工作基本都是在中国完成的。所以有一种说法,苹果就是家中国公司。所以有观点称,苹果离不开中国。基于同样的逻辑,其他许多企业也离不开中国。笔者认同,短期内是很难撤离中国,但这个过程会渐进展开,就像当初外资企业来到中国一样,也是慢慢发生的。现在和将来所做的只是走回头路,或者在越南、印度等国复制曾经走过的路而已。

选择中国,还是美国?

从经济层面来看,企业选址,考虑的是未来的成本-收益对比,只要撤离中国的收益大于机会成本,那么它们就会选择离开。那么,曾经吸引外资来华建厂的成本优势是否仍然存在?

随着改革开放和城市化的推进,中国劳动力成本已经大大提升,美国与中国劳动力成本差距已经缩小到2.57倍。按照65岁以上人口比例超过10%来算,中国自2011年就进入老龄化社会,劳动年龄人口(15-64)占比在2010年达到顶峰(74.5%)之后便一直在下降。所以,人口红利已经消失了,中国的劳动力成本还将继续上升,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还将继续消退。

对许多企业而言,更为显著的还不是劳动力成本,而是土地成本和税收。据社科院刘煜辉教授的数据,中国土地成本是美国的9倍。据天津财经大学李炜光教授的测算,中国企业的综合税率接近40%,所以他将其称为“死亡税率”。

关于中美企业税收负担的比较,国内争论比较多,大多是因为统计口径和税收体制的差异导致的。对这个问题有切身感受的,仍然是企业自身。玻璃大王曹德旺将企业搬至美国,受到舆论广泛关注。在接受采访时,他曾表示:“中国制造业综合税负跟美国比的话,高35%”。这就是企业的真实感受。随即,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公开表示,中国宏观税负水平总体较低,并引述IMF统计口径称,2012——2015年中国宏观税负接近30%,远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42.8%),也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33.4%)。争论的背后,是中美税收体制的差异,即“流转税”与“所得税”的差异。中国企业的税收,主要发生在中间环节,所以又被称为“间接税”,而美国主要是“所得税”。所以,宏观统计口径大大低估了中国企业的税负。

有趣的是,美国在切切实实地减税,中国却在一如既往地喊着整体上不增加税负,或者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更明显的降费。只是从结果上来看,税收增速年年超过GDP增速,超过居民收入增速,超过企业利润增速。根据税务总局的数据,今年上半年税收收入81607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个人所得税收入8127亿,同比增速20.3%,已经超过2014年全年的收入。而上半年的GDP同比增速只有6.8%。

反击美国是远远不够的

主导美国经贸政策的是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总统贸易与制造业助手纳瓦罗、商务部长罗斯和财政部长姆努钦。前三者为强硬的鹰派,姆努钦的态度稍缓和。他们一致认定中国通过不合理的手段,掏空了美国的制造业,导致大量制造业就业岗位流向中国。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还窃取了美国的知识产权和技术。对纳瓦罗而言,制造业是美国的根基,是美国军事实力的后备力量。身为“制造工厂”的中国,给美国带来了极大的威胁。所以,美国发动贸易战的目的,就是要彻底逆转这个过程,让企业撤出中国,从而达到遏制中国、维护亚太和平和美国全球地位的目的。

我们认为,反击美国是应该的,但这远远不够。一方面,最为重要的自然是巩固国内经济基础。从最新的政策来看,决策层仍然在寄希望于地方政府和基建投资。但我们认为,调动企业,特别是企业主体中民营企业的活力,才应该是政策的落脚点。而只有切切实实地降低企业税负,才是正确的举措;另一方面,还应该加强与其他经济体的经贸联系,降低贸易壁垒,扩大开放。

企业,主要是制造业,既包括中国本土的制造业,也包括外资在华企业,才是中国经济韧性的来源。能否消化本轮贸易战的负面影响,关键在于能否保住和留住企业,这关系到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的潜力。(作者邵宇为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达飞为东方证券高级宏观研究员)(主编商灏 编辑严葭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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