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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农主义”决定了他看中国的视野:美国“自由资本主义之花” ,真被中国摘走了吗?

作者:邵宇 陈达飞

来源:华夏时报

发布时间:2018-09-05 22:25:07

摘要:班农认为,创新是美国“自由资本主义之花”,但它被中国摘走了。

邵宇 陈达飞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引用了迈克尔•迪布定的小说《死亡环礁湖》中的一段话:“如果没有真正的敌人,也就没有真正的朋友。除非我们憎恨非我族类,我们便不能爱我族类。这些是我们在一个世纪之后正在痛苦地重新发现的古老真理和充满情感的话语。那些否定他们的人,也在否定他们的家庭、他们的遗产、他们的文化、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以及他们自身。“

亨廷顿认为,政治家和学者们不能忽视这些“不幸的真理”。“对于那些正在寻求认同和重新创造种族性的人们来说,敌人是必不可少的,而潜在的、最危险的敌人就出现在世界各主要文明的断层线上”。

虽然不能确定班农是否读过亨廷顿,但至少在逻辑上可以推断,班农在为美国界定“第四次冲突”和“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时候,已经确立了敌人。笔者认为,其中有三个层面。

美国内部,政治与金融精英的串谋

第一个层面是美国内部。班农进入传媒领域之后,就以白宫的权力阶层和华尔街金融精英为代表的权贵阶层为批评对象。他将国会山的传统模式描述为“金主+顾问+K街说客(K Street lobbyist)+政客”,认为权钱交易式的治国模式掏空了美国的中产阶级和下层人民。他们为美国带来了周期性的经济和金融危机,但买单的却是中下层人民。这些永久执政的统治阶级正在将美国带向“沼泽地”。

班农执掌的布莱巴特新闻网是一个“另类右翼”网站,以“反建制、建立清一色的白人社会为主要诉求。他向所有新自由主义者、传统保守共和党人,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政治正确性’宣战。” 以布莱巴特为阵地,班农本人极度蔑视主流媒体,认为《纽约时报》应该“为自己感到羞耻”。期间,在2012年,他还发起成立了一个组织——政府责任机构(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Institute, GAI),并任总裁。该组织专门曝光政要名人的糗事。以该机构的名义,班农一手策划出版了彼得•史威兹(Peter Schweizer)的著作——《克林顿的财富:关于外国政府和企业如何以及为什么帮助比尔和希拉里致富的不为人知的故事》 ,该书一度成为2015年美国的畅销书,为班农和作者自身也带来了大量的财富。

结合特朗普本人的言行来看,这两点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一方面,在竞选阶段,特朗普就痛批希拉里•克林顿,并扬言在胜选后调查希拉里,一旦获得证据,还要起诉希拉里,将其送进监狱。特朗普对奥巴马政府的各项改革措施也不甚满意,在葛底斯堡演讲中,就宣称要推翻奥巴马医疗方案(Obamacare)。当选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退出奥巴马牵头设立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TTIP)。另一方面,在特朗普的语境中,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这些主流媒体就是个“谎言制造者”。特朗普和班农都深知占领舆论制高点的重要性。所以,特朗普才有了推特(Twitter),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推特总统”。特朗普经常表示,推特可以绕开主流媒体,与民众直接对话,这种“自媒体”既经济又高效。

在美国内部,除了政治与金融精英的串谋,主流媒体的不作为之外,班农还不满于二战后婴儿潮一代的世俗化和腐化倾向。18世纪的法国政治思想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的思想对班农影响非常显著,其中最重要一点是强调对传统的传承。班农出生在天主教家庭,是个虔诚但激进的天主教徒,认为资本主义能够消除20世纪的野蛮,就是因为其建立在西方犹太—基督价值观之上。班农毕生的使命就是恢复美国精神——“华盛顿—威尔逊—林肯”传统。对于二战后美国的世俗化趋势,特别是婴儿潮一代,班农是嗤之以鼻的。与此同时,穆斯林社会则是另一番景象,1980年代左右开始的伊斯兰复兴运动恰恰趁着婴儿潮一代,以年轻人、知识分子、城市新中产为主体,席卷了中东、中亚以及东南亚等地,渗透进文化和政治等多个领域,也有大量穆斯林移民至美国。班农认为,美国的社会价值观变得不纯粹了,白人的势力正在被外来移民压缩。这就能够理解,为什么班农的意识形态倾向如此明显了。

经济民主主义者,以美国利益为优先

第二个层次是美国面临的来自全球层面的经济利益和权力被分享,这是让伟大的美国光辉不再的主要原因。班农自称是经济民族主义者(Economic nationalist),所以他也是个“反全球主义者”。他认为,经济民族主义是美国伟大的重要基础。然而,二战后,美国逐渐背离了这个传统。在重建战后新秩序的过程中,美国当权者信奉经济相互依赖会带来和平与发展,从而有利于传播民主观念的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同时,1970年代之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成为主流,经济和金融全球化思潮和实践席卷全球。在这个过程中,大量移民迁往美国,压低了美国工人的工资,抢走了美国劳动者的地位。大量美国的制造业迁出美国,制造业岗位也随之流逝。在这期间,美国加入了大量的多边组织,美国做出了妥协,牺牲了自己的利益。班农认为,全球化正在掏空美国。

班农强调,他并不反对资本主义,也不是反对自由主义。但他提倡的是一种“开明的资本主义”,它讲究节制、鼓励创新,以西方犹太-基督传统为基础,是让美国摆脱20世纪“野蛮”的“根本原则”。2014年,班农在梵蒂冈发表了一个著名的演讲,指出美国在经济上的挑战来源于两种资本主义模式。一种是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在那里,裙带资本主义与威权政府相结合,形成了一种残酷的资本主义形式,它是为一个很小的集体创造财富和价值的。它不像20世纪(的美国)那样,将巨大的价值创造传播到更广泛的群体之中。”另一种是以安•兰德(Ayn Rand)为代表的自由资本主义客观派(Objectivist School of libertarian capitalism),实际上是一种激进的自由主义。它将自由市场奉为绝对信仰,反对一切政府干预。班农认为美国应向普京和俄罗斯学习,制定民族主义经济政策,以美国利益为优先。所以,他主张减少移民,限制与中国和墨西哥的自由贸易,力推美国各项多边经贸组织。另外,班农还对美国的海外军事干预持怀疑态度,反对美国扩大在阿富汗、叙利亚和委内瑞拉的干预。

文明的冲突,美国的“第四次转折“

第三个层次是文明的冲突。在担任纪录片制作人期间,班农多次致敬里根总统。可以说,里根是冷战期间美国总统中意识形态色彩最为浓烈的一位。在里根领衔的白宫中,意识形态专家有国防部长卡斯珀•温伯格、苏联事务顾问理查德•派普斯和助理国防部长理查德•玻尔。同样,班农在任期间,也是特朗普内阁中的意识形态斗士。他认为,当下不仅是美国的“第四次转折”,也是人类的“第四次文明的冲突”。在2016年7月的一场演讲中,他将这场冲突的双方界定为“西方犹太-基督传统”(Judeo-Christian West)和“伊斯兰法西斯主义”(Islamic fascism)。他甚至认为,伊斯兰是比纳粹主义更为“黑暗”的势力,认为从其诞生之日起,它注定与基督教传统水火不容。在班农的思维中,伊斯兰法西斯主义等同于恐怖主义。所以,他将第四次冲突,描述为“人类生存之战”。

有评论称,以里根总统为素材的《迎击邪恶》这部纪录片,直击“21世纪的自由世界与伊斯兰法西斯主义之间的激烈冲突”的要害。班农视自身为自由世界的斗士,号召一切热爱自由的人们团结起来反对伊斯兰法西斯主义。他执掌的布莱本特网站,是“另类右派、阴谋论者与传统保守派集结地”。《时代周刊》的艾略特(Elliott P.)和米勒(Miller Z.)称,该网站将“种族主义、性别歧视、排外和反犹太的内容融入了另类右派的血液里”。班农自己也承认,布莱巴特的意识形态混合了自由主义者(libertarians)、犹太复国主义者(Zionists)、保守的同性恋社区、同性婚姻反对者、经济民族主义者、民粹主义者,以及“另类右翼”的价值观。班农也曾明确告诉《名利场》(Vanity Fair)杂志:“我不是白人民族主义者,我是民族主义者,我是一个经济民族主义。这意味着你必须控制这几件事:边境、货币、军队和国家认同。”班农几乎所有的意识形态偏好,都是在帮美国找回民族认同、宗教认同和国家认同。

在这个问题上,班农对美国权力机构非常不满。在2007年拍摄的一部名为《摧毁撒旦:美国伊斯兰教派主义的兴起》 的纪录片中,他写了一个8页的故事大纲,将美伊关系委员会和北美伊斯兰社会组织描述为文化圣战主义者。在他的剧本中,《华盛顿邮报》、美国国家公共电台、美国的大学、左派联盟,、美国犹太团体、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中央情报局(CIA)、联邦调查局(FBI)、美国政府和白宫都是美国伊斯兰建国运动的推手。所以,班农在为特朗普策划竞选主题时,就已经将穆斯林纳入其中,这也让他背上了“排外主义者”的名声,具体措施包括“禁穆令”,在美墨边境建墙等。

班农如何看中国?经济领域的头号对手

事先声明,作者转述班农众多观点,并非代表认同,而是出于研究之目的。毫无疑问,班农认为中国是美国在经济领域的头号对手。在2014年的梵蒂冈演讲中,班农将中国模式定义为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在2017年,班农在东京第十二届族群青年领袖研习营上发表演讲,又将中国模式定义为所谓的儒家重商主义。他认为,中国并没有按照尼克松和克林顿预期的模式发展,中国在走一条有别于西方的崛起之路。而中国自己设计的崛起之路,是以美国为代价的。

在克林顿2000年在霍普金斯大学的公开演讲中,他向国会阐明与中国建立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的好处和必要性,称其有“历史性的重要意义”。“通过加入世贸组织,中国不只是同意进口更多我们的产品,它还将同意引进民主国家最珍视的价值观之一——经济自由。中国越是开放经济,就越能充分释放人民的潜力——他们的主动性、想象力和非凡的进取精神。当个人不仅拥有梦想,而且拥有实现梦想的能力时,他们将需要更大的发言权。”这符合新自由主义的主张。克林顿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中产阶级的壮大,人们会有更多的政治诉求,从而推动其向民主转型。

班农说:“我们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发现事实恰恰相反。这并不是一个小的战略错误,而是一个根本性的战略错误。“他认为:“是中国出口的通缩和中国的产能过剩,毁坏了位于英国中部的哈特曼工业中心,也毁坏了美国中西部地区。”

班农在东京的演讲是在“十九大”之后举行的,他演讲的主题,可以被看作是对十九大的一个解读。他将“十九大”报告曲解成是中国对犹太-基督教的西方民主政治和自由资本主义的宣战,认为是中国在向世界宣扬儒家重商主义模式的胜利。班农剑指5个方面:“中国制造2025”、“一带一路”、5G网络、金融技术和人民币国际化。在班农的思维中,所有这5个方面,都是为中国称霸全球做准备的。“中国制造2025”是为了抢占高新技术产业的领先地位;“一带一路”是“真正大胆的地缘政治扩张”;5G网络是一场标准之争,代表性企业就是华为;金融技术目前仍然是中国的弱项,也是中国想要实现“弯道超车”的领域;与之相应的就是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从而取代美元的国际地位。班农认为,这就是中国从崛起走向霸权的道路。

班农并没有明确指明中美关系正落入“修昔底德陷阱”,但可以肯定的是,班农深受修昔底德的影响。在竞选过程中,每当特朗普面临挫折的时候,班农都鼓励道:“请记住,修昔底德说,幸福生活的关键是自由,自由的关键是勇气。丘吉尔曾说,勇气是所有美德中最重要的,因为勇气是所有其他美德的基础。”这种勇气,自然也会被运用到与中国的竞争中,班农也明确承认,自己很早期就参与到针对中国的“301调查”中。班农认为,创新是美国“自由资本主义之花”,但它被中国摘走了。那么,中美关系是否会遭遇“修昔底德陷阱”?

班农并不这么认为。在班农的世界里,最主要的敌人仍然是伊斯兰法西斯主义,尤其是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联系在一起的恐怖主义。在班农的语境下,美国是人类第四次文明冲突的中心,但文明冲突的内涵并不是一维的,它包括血统、语言、习俗、体制、宗教、信仰和价值观等。“正如雅典人所强调的,在所有界定文明的客观因素中,最重要的通常是宗教”。在班农的意识形态优先级中,宗教也居于最重要的地位。

2017年9月份,班农在香港的一个演讲中,在谈到中美关系时,他也强调中美在历史上保持了非常友好的关系,这种友好的同盟关系始于二战。对于当前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班农也表示,与中国打贸易战,对美国而言也是极大的风险。所以,创造条件,和平谈判,才是上策。班农指出了人们对“美国优先”的错误理解,认为“美国优先”并不等同于孤立主义。“美国优先”真正含义是,特朗普政府将逐渐退出多边贸易协定,转而追求双边贸易协定。实践证明了班农的说法。在班农的支持下,特朗普退出了TPP和TTIP,还退出了《巴黎协定》,并多次威胁要退出WTO和北美自由贸易区。

班农认为,“美国价值观”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被淹没了。所以,班农有一种崇高的使命感,那就是找回伟大的、传统的“美国价值观”,凝聚力量,重建国家认同。必须认识到,正是在全球化的浪潮里,自我意识才变得更加剧烈。(作者邵宇为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达飞为东方证券高级研究员)(主编商灏 编辑严葭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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