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崛起的新人口红利时代

■王晓慧

曾经，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产生于中国改革开放这一具有深刻变化的大时代，他们既是这个时代的先行者和弄潮儿，又是推动时代变革、改变中国经济面貌的重要力量，他们建立的中国企业中，接近96%需要依赖人口红利。

而今，国内个人消费的强势崛起，甚至是强到能让外资为之修改规则，同时，中国正在形成的新的人口红利时代。

“从人口红利角度来看，40年来总的趋势是，老年抚养比不断升高，而少儿抚养比则不断下降，‘旧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而包括人才红利和制度红利两个方面的‘新人口红利’正在形成中。”7月24日，人口与生育问题学者何亚福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劳动力的教育水平提高，这是人才红利（或人口质量型红利）；户籍制度放宽，促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这是制度红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是由诸多内部条件和外部机会酝酿而成的。其中，人口红利是关键因素之一。

改革开放撬动人口红利

在过去的40年间，中国完成了人口转变，从数据上看，中国形成潜在人口红利的时期与改革开放的时期完美重合。

1978年，中国已经实施了近十年的以“晚稀少”为主要特征的计划生育政策，总和生育率已经从1970年的5.8下降到2.8左右。1979年,中国开始推行以鼓励独生子女为主的新的计划生育政策。

人口自然增长率也从1963年的3.3%，下降到1970年的2.5%，再降到1978年的1.2%。年度出生人口数在1963年高达2954万人，整个上世纪60年代平均每年出生2404万人，70年代下降到年均2179万人，到1970年代后期更下降到1800万左右。

尽管人口增长已经开始减速，但生育率下降之前产生的众多年轻人口，与生育率下降之后少儿人口数减少同时老龄人口比例还很低结合在一起，便是一个抚养负担很轻的人口年龄结构。

15岁到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增长最快的时期恰恰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一直持续到2010年。与此同时，非劳动年龄人口（15岁以下和60岁以上的人口）的数量增长几乎是停滞的，两组人口的增长趋势在这个期间形成剪刀差状。有数据显示，在当时，30岁以下的人口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二，而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不到总人口的5%，老年抚养比相对较低，是一个人口年龄结构相当年轻的社会，大量的劳动年龄人口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准备了充足的人力资源。

改革开放唤醒了人的能动性和创造力。从食物生产供应到就业住房，人从计划经济制度下被动的“口”，变成了市场经济时代能动的“手”。计划经济时代的各种票据取消了、农村人口进城打工的限制取消了、国家分配工作的制度废除了，这个过程中出现的大批年轻人口需要有相应的就业机会，使他们能成为有效的生产者。大批年轻强壮劳动力与有利经济条件的结合，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历史性的人口红利。

其中，由于解放了几亿农民的体力生产力，出现了几亿的工人，中国从而成为了世界第一制造大国。

“虽然，中国的人口机会窗口是从1990年才开始，但在上个世纪80年代，老龄化程度只有5%左右，加之经济快速发展。因此仍可以说那时的中国处于人口红利期。主要表现有四：一是劳动人口比例不断上升；二是抚养系数比例迅速下降；三是家庭人口规模减少,家庭户数大幅度增加；四是总人口就业率和家庭就业面提高，促进了人均收入增长。”何亚福称。

有专家在回顾中国发展史时表示，过去近40年实际GDP总量增长29倍，人均GDP增长20倍，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提高16倍，同时这个16倍是由劳动生产率增长16.7倍来支撑的。

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时间长，而且非常快，这样的经济增长一定是有来源的，而这个来源被很多专家归结为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的产生，是人类历史上人口变化的一次历史性机会。不过，人口红利不仅仅是一种资源禀赋，因为世界上具有潜在人口优势的国家不只是中国，非洲也有人口红利，印度也有人口红利。只是，只有在合适的经济制度环境和机会中，这种历史性机会才能变为现实，才可能把潜在的人口红利转化为经济增长的源泉。

人口学家经过计算认为，在中国，总抚养比下降一个单位，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提高0.115个百分点。1982年至2000年，中国总抚养比下降了20.1%,带来经济增长速度达2.3%，同期的人均GDP增长速度在8.6%左右，相当于人口转变对人均GDP增长贡献在26.8%，即四分之一强。

不过，通过计划生育降低生育率而获得人口红利，对经济发展也会带来不利的影响。

何亚福表示，首先，由于少儿人口减少,从而减少了内需,而内需不足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阻力。中国生产的产品大多是普通消费品，是需要绝对数量的人口来消费的。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10-14岁的人口有12539万，5-9岁的人口有9015万，0-4岁的人口只有6897万，下降速度极为迅速。其次，由于需要抚养的孩子少了，父母有更多的时间参加工作，妇女劳动参与率过高，造成就业压力增大。生育率下降过快，少儿抚养过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过大，造成劳动年龄人口没能充分就业，一部分人口红利被浪费掉了。最后，人为地降低生育率，会加剧将来的老龄化问题，而严重的老龄化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此后，这类问题得到了验证。

完成使命悄然谢幕

自2010年前后此现象开始出现转变，我国的人口红利逐年减少，自2012年开始已经降低为负数，劳动力供应开始吃紧。中国经济增长从2010年代初开始减速，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1970年代生育率下降所产生的人口红利已经耗竭，从长期看，中国总人口中劳动人口比重将减少，中国经济所享有的“人口红利”的黄金时代正在渐行渐远。

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为9.37亿，比上年减少345万，这是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首次出现下降，2013年劳动年龄人口再次减少244万，劳动年龄人口占比更是下降至67.6%，减少了1.6个百分点。

同时，《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认为：中国自1973年全面推行计划生育以来，生育率迅速下降,导致人口抚养比下降1/3，比其他发展中的人口大国提前半个多世纪跨入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为中国经济增长创造了40年左右的“人口红利”期。但实际上，由于实行计划生育，中国在经济发展水平还较低的情况下，实现了人口转变过程,过早地迎来了人口老龄化，也就是“未富先老”。

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经济繁荣和社会开放，也造就了中国社会超低生育水平的肥沃社会土壤。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中国的生育率水平一直低于保证人口规模在长时间内稳定的更替水平。近年来，生育水平更是远低于更替水平。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快速的城市化、高等教育高速扩张，都对青年人的婚育态度和行为产生重大影响。两次对独生子女政策的先后调整，从单独生二孩到全面放开，遇到的都是低于政府部门和某些专家事先估计的“出生淡漠”。

有数据表明，由于上世纪90年代以后的出生人数急剧减少，近年来进入劳动力和婚育年龄的人口规模已经开始相应缩减。这个趋势在未来10年内将加剧：20-24岁年龄组的人口规模将会进一步缩减20%左右。这个年龄组人口的剧减不仅影响到劳动力供给，也会对消费市场产生巨大影响。

劳动力供应缺口逐年增大，人口红利的消失，给企业方面带来极大挑战，最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员工的就业机会增加，选择多，稳定性不强；企业管理难度加大，原来的管理模式已行不通，人员紧缺及员工流动性的增加考验企业管理；员工对收入和福利拥有更多话语权，企业用工成本上升等。

在人口红利逐步消失的形势之下，企业明显感觉到一方面员工工资与福利成本逐步攀升，另一方面员工不能与企业积极配合创造出更大价值，直接影响企业盈利能力。主要表现在企业劳动生产率低，即人效低。人效主要以企业人数和工资总额来衡量企业投资与产出的关系，反映企业人力资源方面的工作效果。员工的工资高并不是企业的成本负担，人效低、人效浪费才是。

不可否认的是，低成本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为过去几十年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据世界银行估计，中国人口的结构性优势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30%；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在估算中国GDP潜在增长及其源泉时也发现，在1995—2009年和2010——2015年间，就业增长对GDP潜在增长率的贡献分别达到10.5%和2.4%。展望未来，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的下降已是不容回避的大趋势，人口红利消失拖累经济增长的担忧也就由此而起。

人口红利逐渐消退，中国经济增速趋缓，不得不痛苦地进入一个历史节点。

新人口红利接力

近年来“人口红利消退论”频见诸媒体，同时，又有众多专家表示，中国正在悄悄地进行一场人力资本革命，新的人口红利正在产生。其中，各大城市的“人才争夺战”就是一个映射。

新人口红利是指新的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的供给，包括高龄劳动者和新培育的人才人口。也就是说，以廉价的劳动力以及廉价的土地构成的旧人口红利将逐渐消失，但新的人口红利正在形成，并且数量惊人。

中国改革开放了40年，在人口数量红利的推动之下，中国制造业规模已扩张到全球22%的比例，位居世界第一，GDP以年均约10%的增速升至世界第二位。但单纯人口数量红利可以推动经济规模高增长，而无法实现知识体系、技术体系、产业体系的升级，这也是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模式面临的核心挑战。与此同时，工业化进程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大量转移，在为经济增长提供劳动力“量”的同时，也培养了一大批懂技术的产业工人和一大批懂管理的高素质创新人才，即劳动力的“质”也有了突飞猛进。

“中国应该及早从‘人口控制’转向‘人口优化’，也就是人口结构的优化。”何亚福称。

如果说，2012年开启了劳动力数量减少的趋势，但另外一组数据显示，中国的“人口质量红利”大体在同一历史时点也已开启。第一，中国就业总人口中直接影响创新能力的“研究人员总规模”在2010年达到121万，首次超越美国的119.8万人跃居世界第一位。第二，中国科学和工程学领域的“高端人才”培养规模优势已形成。目前全球每年培养的科学/工程学博士学位获得者为20万名，美国以3.3万名位居第一，中国为3.1万名。

同时，从国际视角来看，中国已从人才流失局面过渡到人才环流局面。上世纪80年代之后，我国出国留学人员不断增加，但留学人员回国比例一直不高，人才流失困境长期存在，但近年来这一局面开始迅速改观，这些数据无不意味着，与发达国家的研发密度相比，中国尚有巨大的提升空间，人力资源比较优势还远没有释放完毕，同时，中国经济将在“新人口红利”的推动下进入知识驱动、创新驱动、产业升级驱动的增长阶段。

就此，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表示，新人口红利有三个来源：一是今天有大量的创业、创新者，他们将成为中国的新人口红利，上千万人在创新创业，其中百分之一、千分之一能成为大的企业家，这就能对中国经济产生重大的影响；二是大量职业技术学校、学院毕业的学生，他们在工作中能发挥自己的专长，将来也有可能进一步提升为熟练技师；三是农民，现在很多地方的农民开始学习家庭农场的思路。农民学技术、学管理，这是西方农业发展的结果，也是中国未来要走的路。

旧人口红利时代是单纯的制造业时代，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基础。那么，新的人口红利时代则是消费领域的时代，是刷品牌、刷高端、刷创新、刷产业变革的时代。届时，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升级、产业结构在国际分工中的提升、技术体系向知识和技术密集范式跃迁，均将迎来真正的战略机遇期。

责任编辑：李明徽；主编：陈岩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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