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威胁论”版本再翻新，惯性霸权思维下只有“零和博弈”

张茉楠

“中国威胁论”由来已久且版本众多。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大国之间实力对比的“此消彼长”以及全球格局与秩序的深度调整，对“中国威胁论”的鼓噪就一直不绝于耳。近年来，继“中国威胁论”之后，西方一些国家又批评中国在气候谈判中不合作，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不让步，在钓鱼岛以及南海等问题上态度“日趋强硬”，认为中国“过分自信”，表现得“咄咄逼人”，并提出“中国强硬论”、“中国傲慢论”、“中国不确定论”、“中国必胜论”、“中国例外论”、“锐实力”等等新名词。

“中国威胁论”的新一轮发展

随着中国整体实力日益壮大，新一轮“中国威胁论”有了新发展。与以往“ 中国威胁论”充斥意识形态和价值批判不同，新一轮“中国威胁论”逐步在经济、政治、安全、科技等领域全面展开，且矛头直指中国实力快速上升对西方构成的“利益威胁”。近年来，某些西方国家无意或无力向世界进行足够的单向支付，更不愿在多边协议框架中让惠。在某些西方国家不断推卸国际义务的背景下，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符合国际期待地引领着新全球化，为国际社会提供互利共赢的公共产品。然而，这种符合大国担当的“有所作为”却被西方解读为“修正”其主导的国际体系，进一步渲染“中国威胁论”。

特别是中共十九大制定未来发展战略之后，新一轮“中国威胁论”更是甚嚣尘上。如，澳大利亚情报机构将中国列为“极端威胁”。2017年12月，美国特朗普政府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首次将中国列为“战略竞争对手”，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报告重申“美国优先”，强调经济发展攸关国家安全，将“保护国土安全”、“促进美国繁荣”、“以实力维持和平”、“提升美国影响”列为国家安全战略的“四大支柱”。报告特别强调，美国当前所处的世界正迎来更激烈的竞争，且国家间权力平衡正朝着对美国不利的方向发展，必须保持竞争心态。

“霸权思维”左右某大国对外政策

惯性霸权思维模式始终左右着美国的对外经济和政治关系。特朗普指责中国占了“便宜”，然而，美国从来没有在全球化以及中美经贸关系中“吃过亏”。最近10年，美国对中国出口年均增长11%，中国对美国出口年均增速为6.6%。美对华贸易为美国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按照美方统计，2015年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对华出口分别为美国创造了60万和31万个就业岗位。牛津研究院估算结果显示，2015年，美自华进口商品拉动了美国国内生产总值0.8个百分点，支持了180万个就业岗位。近年来，中国业已成为推动美国技术创新重要力量。

与此同时，美国占据了全球金融分工体系最高端，美国金融资本不断向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流动，而由发展中国家贸易盈余所形成的储备资产又通过资本流动输往美国。这种国际金融分工格局带来的最大影响是资本在全球配置中流动失衡，中国等国在全球金融分工体系中越来越处于不利地位，而美元资本则凭借其作为国际货币在国际贸易定价结算、金融资产定值、交易和投资，以及作为储备货币等方面的优势地位，赚足了中国新兴市场国家高投资受益与美国国债低收益之间的“剪刀差”。

伴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美国从其他国家所获得的转移财富也急剧增加。数据显示，美国的净国际投资余额在1986年从正值转变为负值，并且绝对值越来越大。截止2016年第二季度，美国净国际头寸为负8万亿美元，即对外资产减去对外负债的净头寸为8万亿美元。这意味着，美国在长期享受“美元霸权”特惠的同时，也通过对外大量进行长期投资获取巨大经济利益，与平均3.5%左右的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水平相比，海外投资形成了高利润回报。

当前，优先主义、保护主义正成为美国维护霸权利益的首要政策取向。难怪比起“修昔底德陷阱”，有许多国外学者更担忧全球陷入“特朗普陷阱”。所谓“特朗普陷阱”是指特朗普强调“美国优先”，只关注美国自身利益最大化，导致其与多边贸易体制框架和规则的严重冲突；只注重单边制裁行动，引发世界贸易秩序的失序和混乱。“特朗普陷阱”不仅对中国，而且对整个世界经济都是危险的。如果经济全球化落入“特朗普陷阱”将严重阻碍经济全球化的前进，甚至导致多边贸易体系和全球产业分工遭到破坏。当前，特朗普政府已经打开了全球性风险的“潘多拉盒子”，撕毁贸易条约、大幅提高关税的各项“承诺”、发动“贸易战”，注定了全球范围内的摩擦、冲突、碰撞将前所未有，二战后建立的全球体系恐正迎来“危险时刻”。

“中国威胁论”还是“威胁中国论”？

究其根本，“中国威胁论”其实是对中国发展和崛起的“威胁”。中国非但不是“威胁者”，反而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测算，2013年至2016年，中国对世界经济贡献率平均高达31.6%，超过美国、欧元区和日本贡献率的总和，居于世界第一位。IMF预测也显示，2017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达到34.6%。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在世界经济稳步复苏的进程中，持续发挥着“压舱石”和“助推器”的作用。

事实上，本世纪以来全球经济体系正在出现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各国产业结构的关联性和依存度大大提高，一国产业结构必须在与其他国家产业结构互联互动中进行，在互利共赢中实现动态调整和升级，也因此才能获得资源整合、要素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所带来的全球共同发展的红利。中国作为全球价值链的重要环节，以及全球最大的中间品贸易大国，对全球贸易存在巨大的贸易创造效应。中国不但没有压缩，反而给其他经济体创造了更多的贸易机会。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货物进口总额从2001年的2400亿美元增长到2017年的1.9万亿美元，总计20万亿美元，年均增长13.8%，是全球年均进口增长的两倍。中国已成为54个成员的前三大货物出口市场。

特别是近年来，中国中间品货物贸易量的年均增速明显高于消费品和资本品，成为全球最大中间品贸易大国，在全球价值链和贸易循环中发挥了枢纽和节点作用。由于中国的中间品贸易大国地位，全球贸易复苏得以新一轮启动。根据联合国亚太经济和社会委员会发布的《将贸易和投资引向可持续发展》报告，亚洲，尤其是对本轮全球贸易回升贡献最大。

“强而不霸”是对“国强必霸”的超越

“国强必霸”是西方世界几百年来始终不变的历史轨迹。西方一直有一种担心，认为中国不会成为唯一的例外，崛起的中国将是世界的最大威胁。然而，“国强必霸”不适合中国的发展逻辑。在过去的30年多年里，中国从全球化的受益者成长为倡导者和维护者，中国主张推动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一直在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不遗余力地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积极提供与自身实力相匹配的国际公共产品。中国积极推进包括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以及推动“一带一路”、“亚太自贸区”等在内的开放型世界的建设进程。2016年G20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上，习近平主席从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创新发展方式、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等多个维度，提出建设创新型世界经济、开放型世界经济、联动型世界经济、包容型世界经济等一系列新政策主张，这不仅体现了“中国智慧”，更体现了中国的责任担当。

从历史角度和全球角度看，“一带一路”市场和边界进一步开放有助于缓解资源和劳动力短缺，提供公共与私人部门的资源配置效率，刺激经济增长以及增加收入，让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更好地融入全球经济，为各国发展带来实实在在的受益，为世界创造了新的需求。近年来，中国企业积极参与境外铁路、港口等重大项目建设，并带动相关基建能力和装备出口。中老铁路、中泰铁路、匈塞铁路、印尼雅万高铁、俄罗斯莫喀高铁、亚吉铁路、肯尼亚蒙内铁路、中欧“三海港区”合作等一批境外铁路、港口重大项目取得积极进展，对改善合作国基础设施、提高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增加就业和税收、推进中国与有关国家互利合作具有积极意义。根据笔者估算，未来10年“一带一路”65国GDP实际年均增速将达到4.7%，显著高于全球2.8%的年均增速，GDP总量将由目前的23万亿美元增加至近40万亿美元，占全球比重由目前的31.1%提升至38.2%，

根本而言，商品、资本和人员的自由流动是全球化繁荣的基础，一切阻碍这种要素自由流动的无异于是对全球化的巨大挑战。与此相反，中国加快推进自身的新一轮改革和扩大开放，积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相互依赖、利益交融、休戚与共为依据，以和平发展与合作共赢为支柱，以“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强而不霸”的思维超越旧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战略思想。

“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新的全球价值观包含相互依存的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不同于西方崇尚二元对立、非黑即白的观念，东方文明、中华文明强调学习互鉴、和谐共生，通过包容变通实现求同存异，通过协商合作化解冲突对立。“达则兼济天下”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根源。中国坚决反对“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坚持对话协商，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做到权责共担，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将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而持续努力。相信一直以来伴随着中国崛起的“中国威胁论”必定会转化为中国繁荣发展的强大动力。（作者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战略研究部研究员）（主编商灏 编辑严葭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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