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亚现代性进程看 如何跳出亨廷顿逻辑

文/徐立凡

   毫无疑问，中国现在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从历史的经验看，这个时期的到来几乎是一种法则般的约定，不可避免。诚如亨廷顿所言：“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产生秩序混乱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现代性，而在于为实现现代性所进行的努力。”相对于亨廷顿的总结，中国几乎已经是一个例外。在最近30年的现代性转变过程中，中国令世人惊讶地既保持了稳定又能快速发展。这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人口和领土数量居前的大国中基本上是孤例，从中国近代史那充满艰辛的近代化经验看，这甚至算得上是一个奇迹。好像在突然之间，中国赶上文明世界的进程突然变了轨，得以一种平和的方式实现。
    尽管如此，局部级别的不和谐因素显而易见地存在于现在的进程中。由于这些现象的存在，在社会财富积聚越来越多、现代性特征越来越明显的今天，我们是否还能像过去30年一样保持一个大的稳定局面，并填平那些现代化沟壑，完成从国家到个人的物质化追求，而进入一个相对平和的价值追求时期，现在还没有答案。在苦苦摸索的同时，那些完成现代化进程、正在现代化进程的国家，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镜鉴。而最可清楚折射的范本，不是美国，不是欧洲，就在东亚。
    这里说的东亚不仅指东北亚，也包括东南亚。东亚国家之所以具备更多的参考价值，是因为东亚国家特性的确立基本上与中国同步。从日本到韩国，从印尼到菲律宾，抛开大约一个世纪混乱的现代国家创设期——比如日本的野蛮军国时期和其周边国家的后殖民地时期——基本上都是在二战后才确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形态。此外，这一地区的国家，无不具有迥异于欧美的政治传统而具有威权统治的特性，更重要的是，在战乱以后，这些国家都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只有微弱的经济实力，但需要重新分配物质财富，组织生产要素，以满足因战争而被压制已久的不可阻挡的消费时代的到来和社会成员的消费需求。这是二战后东亚国家的首要任务，迄今为止，其中的一些国家完成了这个任务，比如上世纪60年代中期后的日本和80年代末期的韩国，其他国家则还在继续为这个任务努力。东亚国家曾经相同的政治生态和落差不一的现代化过程，为中国的现代性转变提供了足够丰富的素材。我们不妨从中选择几个样本解读一下。
    拜冷战所赐，日本是在西方体系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帮助下，在东亚率先完成了现代化进程的第一部分，即进入消费社会的进程。但是在严格定义上，现代性并不等于物质性追求的实现，尽管物质性追求极其重要。我们说，只有既完成了物质性追求，又在价值追求上掘取到价值，一个国家的现代性进程才算完满。从这个角度说，日本并没有完成现代性进程。这特别表现在日本没有追究战争责任。但在其他方面，日本已经赶上了西方体系中的先进国家。在上世纪80年代物质满足感导致的沉寂之后，从90年代起，日本的信息公开运动、居民投票运动、生活者运动、环境保护运动、社区营造运动开始兴盛起来，这些运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寻找价值的运动并取得了成效。在这些运动当中，还掺杂着反对海外派兵、反对右翼教科书等偏重于政治的平民运动，但有的成功——比如教师工会抵制右翼教科书的举动，有的并不成功。相对而言，日本在培养现代价值的运动中，有关生活质量的部分是成功的，而在核心价值的现代性转变上仍然较为缓慢。
    1987年以后，韩国开始收获现代性进程的果实。虽然1998年和2008年的两次危机，一度使韩国的现代性进程晃动，但韩国仍然比较顺利地进入了发达国家行列。但是韩国的发达仅仅表现在物质性方面，在价值建设方面，韩国仍然相对落后。在我看来，在一定程度上，这源于韩国的物质性追求时间虽然够，但价值追求的时间仍然不够，这既有朝鲜半岛局势复杂的原因，也源于在历史上，直至现代，韩国的独立性始终是不完整的。这种不完整性特别表现在韩国对于文化价值的高度的占有欲望上——我们或许可以认为，这种极端占有欲实际上是其现代性进程开始进入寻找价值阶段的一个混乱而匆忙的开始。如果说文化占有是韩国精英们主导的行为，我们还是可以看到，韩国的现代性进程有越来越多的公众参与，而不仅是在精英阶层。这特别表现在2008年的牛肉风波上。由于韩国政府4月与美国政府达成开放自2003年封闭的牛肉市场，大批韩国农民开始在街头以包括极端方式在内的各种手段进行抗议。在此之前，韩国农民因为处于社会边缘并不能参与到以韩国企业为领头羊的现代性进程中，更不可能充当主角。尽管这是一次为了物质性利益的风波，但可以看出韩国现代性进程的参与人数在增加。这是现代性进程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基础。
    相反的例证是菲律宾。尽管菲律宾上世纪70年代前在东亚地区的现代性进程中处于较为领先的位置，但却终因丛生的问题而被绊住了脚，或者说掉入了亨廷顿总结的历史逻辑之中。这导致了1986年和2001年马科斯总统和埃斯特拉达总统的不体面下台。菲律宾的传统是国家弱小而民间力量强大，但民间力量掌握在精英手中，只有在需要的时候，比如马科斯和埃斯特拉达下台时，精英才会利用民间力量。广大民众并没有真正的社会财富分享权和政治权力分享权。类似的情况我们在泰国也可以发现。社会资源既没有合理运用于物质性追求也没有用于价值追求，这是菲律宾现代性进程中止的主要原因。
    总结一下中国这些近邻的现代性进程，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现代性进程中的物质追求部分，基本上只有强势政府主导才能完成。日本、韩国是正面例子：日本政府的强势表现在自民党的长期执政上，韩国政府的强势例子表现在1987年前的军管时期和激烈的朝野互相牵制。其二，基本完成物质性追求的日韩两国，其价值追求更多地以平民运动的形式出现，政府在这方面的建树远逊于其经济表现。其三，平民运动为主的价值追求只达到了局部效果，这致使现代性进程没有完全完成。
    这些镜子对于中国有什么参考作用？由于国情的差异性很大，东亚其他国家的现代性经验有多少可以采用？这是很复杂的问题。我们可以得出的初步结论是：一、在目前物质性追求仍在进行中的状态下，政府的强力作用仍然需要发挥，这也是东亚的传统政治体系决定的。二、即使完成了物质性追求，在价值追求阶段，政府的主动参与也是必须的。这不仅是平衡社会关系和利益格局、减少社会矛盾的需要，也是增加国家软实力的需要。实际上，在平民运动还不能成气候的时候，政府的作用和任务愈加艰巨。三、应该有步骤地释放公众参与现代性进程的能量。这不仅要体现在对民间资本和民间企业家的政策关注上，还应体现在普通民众当中。历史反复证明，他们的正面能量极其巨大。四、由于社会运动的难以控制性，如何有秩序地引导平民的参与是个重大课题。东亚中止或延缓了现代性进程的国家提供了教训，中国自己也有这样的教训。目前困扰中国的那些现代化沟壑，需要政府的坚定在场和民众的适当参与，才有望填平。中国天然的大国身份，要求我们比东亚邻居们做得更好。跳出亨廷顿逻辑是一个不可不答、现在就要找答案的历史命题。
    而在这些方面，《东亚社会运动》可以提供较为丰富的东亚国家素材。

查看更多华夏时报文章，参与华夏时报微信互动（微信搜索「华夏时报」或「chinati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