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的六大新机遇

金海年

十九大标志着中国模式的确立，2018年以后的新时代将有新生活、新科技、新商业、新金融、新城镇化、新全球化六大趋势与机会，这些趋势和机会都是历史阶段性的，不是周期性的，不会重复的机会，资产配置也需要针对趋势阶段性的机会进行研究，而不是简单应用发达国家的周期理论。

十九大是中国模式的总结与未来发展的理论创新

从经济角度看，十九大是中国改革开放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迈进的总结与准备，证明了在现代人类社会发展中，除了欧美道路和走不下去的苏联道路，还有中国之路。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模式必须以文化为基础，未来的人类社会发展道路必将是多元化的，包括欧美文明、中华文明在内的和而不同、交互发展。

制度对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既包括由社会、民族和国家共同供给的文化、道德、价值观、习俗等方面的软性制度，也包括基于软性制度和发展阶段形成的法律、政策等方面由国家政府部门供给的强制制度，还包括市场自发供给的符合软性制度和强制制度的市场契约制度，这三大方面的制度共同作用于经济运行的供给侧、需求侧，也互相作用影响，形成了经济发展的动态平衡体系。

中国改革开放进入到了新时代，重要的标志就是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演变成“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一方面，人们的需要已经不仅包括物质和文化方面，还包括对生态环境等方面的更加综合的需要，需要的质量、内涵和层次都有了本质的提升；另一方面，我们的生产力已不再落后，在高铁、互联网、移动支付等方面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列，不过在区域间、行业间仍然存在不平衡的矛盾，在许多方面也存在发展不充分的问题。因此未来的发展和改革都将主要针对结构性的问题，都将从供给侧入手。

从供给侧入手，就是要面向人们日益增长与提升的需求，不是限制需求，也不要刺激需求，而是发展供给侧的生产力，来满足需求；结构性改革，就是不能“一刀切”，而是根据需求结构来改进、优化、创新供给结构，提升供给质量、创新供给模式、提升供给范围。从供给一侧着手，往往是积极的、建设性的。比如人们对商品和服务的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对种类范围有了更大的拓展，需要更大、更舒适的居住，需要更加优美空气、水和土壤等方面的生态环境，需要更优质的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服务与保障体系，那么应该做的，肯定不是限制这些美好生活的追求，而是如何改进供给来满足，改进供给的过程，就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过程，就是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

十九大对于这样的过程，进行了具体的阶段性划分，一是十三五时期，全面建成小康；二是2020-2035年，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三是到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改革开放40年推动经济发展的核心因素

无论是已经经历的改革开放近40年的过程，还是未来到强国的30多年，建设的要点也就是经济发展的巨大机会，都是阶段性的，周期性因素暂时是次要的。总结改革开放至今的核心驱动因素，主要就是中央改革驱动、市场发挥人民的主观能动性、地方政府竞争发展和加入WTO参与全球化发挥资本与技术引进的红利这四大方面。

再看金融发展的历史，也是包括城镇化和融资体系发展的历史阶段性机遇，带来了投资与资产配置的主要机会，把握住房地产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信托发展、资本市场建立发展、创业创新带来的风险投资机遇等等阶段性机会，就是投资成功的大概率策略，就是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经典的西方资产配置理论，以时钟理论为代表，往往存在两方面的缺陷：一是仅仅涵盖了成熟的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没有考虑到支持创业创新的风险投资市场、支持城镇化高速发展的房地产市场和支持中小企业多层次融资需求的另类投资领域；二是仅仅考虑到发达国家的周期变化，没有考虑到发展中国家改革与制度变迁、城镇化高速阶段和消费升级等等非重复的阶段性因素，这些才是主要的投资机会。我们在此推出NASA理论（诺亚资产阶段性配置理论），帮助高净值人群和专业机构投资者抓住历史性机遇，实现资产的跨越式增长，分析资本推动实体经济进步的历史红利，把握人口结构演化、城镇化高速发展、产业升级与结构转型、经济制度与金融制度改革、全球化等五大阶段性因素，进行大类资产配置，促进金融与实体的互动与平衡。同时，把握投资者资产回报需求的变化特点，从新就业、成家购房、抚养、赡养、健康与风险管理、改善居住、养老等不同人生阶段分析财富管理的需求变化，建立投资端和融资端的匹配矩阵，实现投资者风险适配的动态、科学管理。

新时代中国经济未来的六大机遇

新时代，中国经济将涌现6大机遇：新生活、新科技、新商业、新金融、新城镇化和新全球化。

1、新生活：一方面包括新的消费升级，对商品和服务的质量要求的更高了，需要更多更新的商品和服务了，也需要从原来的食衣住行提升到文化、旅游等更高层次的内容了；二是因为老龄化带来的老人与小孩的两极消费需要，主要包括健康、医疗、养老、保险、传承、财富管理等老年人需求，也包括教育、玩具、儿童食品、儿童服装等未成年人需求；三是对生态环境的要求凸显，对动植物生态体系的保护意识增强了。文化影视娱乐旅游，都成为消费的新热点，汽车也走进普通家庭。根据我们的测算，无论是乐观估计还是保守估计，中国大约在2030年前后会跨越中低收入陷阱，成为高收入国家，消费模式和结构也会与发达国家更为相似。新消费对第三产业的需求会明显增加，因此未来的产业结构必然也是第三产业为主，第二产业比例减小，但质量提升，第一产业将进一步减少到10%甚至更少。产业结构必然要服务于消费结构，真正的实体就是满足消费需求的行业，而不是看是否是制造有形的产品。

中国产业结构中可以分成三类：一类是朝阳产业，新兴的产业；一类是夕阳产业，会被替代掉的新兴产业；还有一类是周期性的行业，像房地产。

2、新科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根本来自于科技的进步。而金融就是推动科技进步的翅膀。我们会看到改善人类生存方式的科技，如医疗技术、基因技术、食品技术等等，也会看到改善人们生活方式的科技，如互联网技术、物联网、车联网技术等，还有改变衣食住行的各类科技。另外在这些终端商品与服务的后面，涉及到生产的科技和能源的科技，尤其是包括核能、太阳能、风能和化石能源在内的能源革命，包括能源存储技术、能源联网技术和能源传输技术的革命。手机、互联网、电脑、汽车、飞机、冰箱、航天等等技术的革命，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和文明进步的根本力量，这些就是最大的投资机会和经济发展的机遇。

3、新商业：科技发明将人们的想象变成了现实的需求，商业模式的创新将贵族的奢侈变成了普通百姓的普惠。互联网和电子商务、共享经济推动了科技在人们生活中的落地，普惠式、平台式、大数据、智能化的商业创新与应用，大大拓展了市场，也催生了一个又一个大型的新企业和跨国、跨界企业，奠定了新经济的微观基础，产业分工、价值链分工，创造了新市场，也重塑了全球化的新模式。

4、新金融：新科技和新商业，基础是新金融，只有风险投资资本、多层次的投融资体系，才能支持不同规模的企业从创新探索、快速成长到转型扩张、成熟壮大，不同发展阶段需要融资体系的创新，不仅需要成熟的信贷体系和债券市场、股票市场，也需要天使投资、创业投资、并购投资等风险投资，既需要面对不同规模企业的股权融资，也需要面对不同规模企业的债权融资，既需要财务投资者，也需要产业投资者，无论是中国还是全球市场，新金融随着新科技的发展必然迎来更大的创新。

5、新城镇化：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城镇化在30——70%之间时是高速发展阶段。中国的城镇化刚刚经历了前半程，整体的高速发展，现在已经进入到高速发展的后半程，结构性分化的高速发展。我们大致相当于美国城镇化1930年的水平，我们的速度是美国的两倍，城镇化的高速发展还要大约10-15年的时间。现在的新就在分化的新特点，有六个方面的分化：一是业态分化，住宅、商业、办公、工业、物流和农业地产都在分化；二是区域分化，一二线、三四线城市在分化，城市内部不同城区在分化，城市带在形成；三是新旧分化，发达城市二手房交易已超过新房，存量房的运营和改造需求逐渐成为主流；四是市场供给与政府保障的分化，过去一段时间政府保障不足，保障体系尚未理顺；五是房地产商业模式分化，综合体、公寓、众创空间、养老社区等等新型商业模式在不断发展；六是融资方式在创新分化，REITS也在创新，开发端、运营端、服务端和需求端的融资需求都在发生新的变化，改善需求也需要新的融资服务。房地产还需要与户籍制度、教育资源配置、医疗、养老等各方面的公共服务资源配置配套供给，解决高速城镇化带来的结构性短缺问题。

6、新全球化：改革开放初期的全球化，主要是引进外资，引进技术，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廉价的资源来交换，同时贡献中国的市场。现在中国的资本充足了，技术提升了，我们也需要面向全球市场，新的全球化需要更加平衡的双向互动，需要发挥中国的人才优势和智力优势，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成为跨国企业，需要中国的跨国企业来整合全球的资源、全球的资本、全球的技术、全球的人才和全球的产业链，满足全球的市场需求。中国的贸易已经开放，资本项目也将进一步开放，人民币也将成为国际储备货币重要的一种。中国企业成为跨国企业必须要经历跨国并购的过程，资本市场化和人民币国际化是基础，必须要支撑到中国企业跨国化的进程，也要支撑中国家庭资产全球化配置的进程，可以让中国的投资者分享全球的经济进步的红利。

这六大机会是难得的历史机遇，不是周期性的，错过不会重来。但是也须注意风险，主要风险可能来自以下8个方面：改革不到位造成了生产力解放不充分、生产力发展不平衡，来自金融与实体不平衡，第二产业与实体不平衡，国际化改革内在需求与外部环境不平衡，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不平衡，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不平衡，国内发展与国际矛盾争端不平衡。我们的方法是，寻找市场规律趋势和政治制度导向的交集，不与市场做对，也不与政府做对，就是我们企业的发展方向，就是我们投资的策略方向。（作者为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诺亚(中国)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研究官，本文是他2017年12月16日在北大经济学院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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