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亿俱乐部”是如何炼成的？ 青岛强县战略引领未来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刘诗萌 北京报道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现了将近30年内平均增速10%以上的高增长。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曾把实现这一惊人的增长率的原因归结于“县域竞争”，即县与县之间在土地利用上展开的竞争。尽管这个观点在学术界内至今还有不小的争议，但在一定程度上，但却把“县”这个处于宏观经济之末、微观经济之首的长期被忽略的地域范围提升到了很高的位置上来，使得它也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单元。

11月2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人大国发院与华夏时报社共同发布了《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报告（2017）》（下称《报告》）。《报告》公布了县域经济竞争力和投资潜力百强县（市），许多专家学者针对这两份榜单进行了热烈讨论，尤其关注投资潜力方面的研究分析，以及县域经济体经济竞争力和投资潜力之间的关系。

“在发达经济圈周边，大城市圈周围的县域经济体，本身有一定的发展基础，受大城市经济和科技产业的辐射，能够承接产业转移，这样的县（市）竞争力和潜力并重，未来发展看好。”中国社科院竞争力实验室副主任吕风勇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核心城市周边受益多

观察两份榜单的前十名，可以看到唯一重合的县（市）便是山东青岛的即墨市，综合竞争力排行第七名，投资潜力排名第三。而另一个青岛下辖的胶州市，综合竞争力排行11位，投资潜力排名第四。

吕风勇认为，青岛的几个县（市）高速增长的原因，在于地处“蓝色硅谷核心经济区”辐射的范围内。官方资料显示，青岛市蓝色硅谷定位“中国青岛蓝谷，海洋科技新城”，规划打造五个“中心”，即海洋科技研发中心、海洋成果孵化和交易中心、海洋新兴产业培育中心、蓝色教育文化和人才集聚中心、蓝色旅游和健康养生中心。2011年提出构想，2012年规划总体布局，2016年方案初步纳入国家“十三五”规划，要统筹蓝谷核心区、高新区胶州湾北部园区、滨海大道海洋科技创新成果孵化带这“一区一园一带”建设，创建海洋特色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蓝色硅谷重在研发和孵化，而生产则会落到周边地区。”吕风勇表示，因此处于蓝谷核心区域的即墨及周边的胶州等地区都享有利好条件。10月30日，即墨撤市设区，正式成为青岛城区的一部分。

同时，京津冀城市群中，也有不少县（市）获益于发达经济圈的地理位置。尽管河北省香河县退出投资潜力榜单前10强，但从分项指数“财政收入增长率”来看，香河县仍居于前十之列。京南的河北省永清县则挤进前十，位列第五。《报告》指出，这些县（市）要么受益于毗邻大城市而兴起的房地产开发活动，要么受益于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

其中，河北省固安县已经连续两年名列投资潜力榜的榜首，除了房地产因素外，其自身产业优势也十分明显。2002年，固安县政府与华夏幸福合作，打造“固安产业新城”，引入了京东方、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等高新技术企业，新型显示、航空航天、生物制药以及智能网联汽车等新型产业集群优势初现。2016年固安县财政收入升至80.9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44.8亿元，全省排名第二。

成长空间与研发并重

纵观投资潜力百强县排行，江苏投资潜力百强县（市）数量最多，达到20个，比上年多了5个，其次是浙江和安徽，分别有17个和13个，分别比上一年度减少12个和5个。江苏的苏北地区，特别是南通和盐城，也拥有较多的投资潜力百强（县），该地区县域经济的投资潜力值得关注。

对照两个榜单不难发现，经济竞争力排行前列的昆山、江阴、张家港、常熟等苏南地区县（市）在投资潜力排行榜上，分列37、65、79、66位。作为传统的经济大县（市），这四地城镇化率高，人均财政收入也高，投资潜力排名如此低似乎有些出人意料。

“长三角地区，尤其是苏州昆山附近，密度太大了，想批一块新地很难。”吕风勇分析。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苏、锡、常三地以集体经济和乡镇企业为核心的“苏南模式”及浙江发展个体私营企业的“温州模式”成为我国乡镇企业发展的两大主要路径。而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密集发展，尽管基础设施十分完善，财政收入也很高，但市场这块“蛋糕”也几近分完。上述4个市，2016年地区生产总值分别为3160.3亿元、3083.3 亿元、2317.2 亿元和2112.4 亿元。

相比之下，初步踏进“千亿俱乐部”的即墨和胶州就成了第二选择。同处于沿海地区，受到大城市的辐射，又兼具较好的生产和研发基础，有承接产业转移的机会，环境也优美，因而成长空间很大。

另外，一些中西部县（市）投资潜力提升很快。其中，安徽尽管在综合竞争力百强县当中占的比重不高，但是投资竞争力比重一下升到第三位，有13个投资潜力百强县。外交学院国际经济学院研究员郭宏宇在发布会上指出，作为偏中部的省份，安徽投资潜力主要和它的创新连在一起。它代表了一个另外的发展方向，即发展教育，在创新性等方面寻找突破口，来实现投资潜力的快速增长。

呼吁注重金融资源公平

在各县（市）经济水平、财政收入、获得外来投资等各方面不均衡的情况下，能否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成为欠发达地区谋求发展的重要基础之一。因此，除了经济指数、财政收入、空间和研发指数等以外，《报告》在投资潜力体系中设置了“金融便利”这一指数，由居民储蓄占GDP 比重和金融机构贷款占GDP 比重两部分构成。这两个二级指标的比值，即存贷比的高低，大多数情况下可以反映出县域金融对经济发展的支撑力度。

由《报告》数据可见，存贷比低的县域经济体在生产和投资活动中可以获得的金融资源普遍偏少。东部地区县（市）金融机构贷款占GDP比重高于居民储蓄占GDP比重7.4个百分点，比去年有所下降；西部地区高了5.5个百分点，比上一年度上升5.0%；而中部地区低了11.7个百分点，只比上一年度上升0.5个百分点，因此中部地区居民储蓄被转移到其他地区的状况略有改变。

《报告》认为，经济因素导致的存贷比差异大多数情况下是金融资源进行更有效率布局的体现，但是这种重新布局也可能对区际公平和长期效率造成损害。由于包括银行和保险在内的国内大中型金融机构一般都是垂直管理的，上级管理单位具有将县域经济体的存款资源在更大地区范围内进行调配使用的权力。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县（市）经济活跃程度低，贷款需求弱，其存款资源就有可能被调配到较发达、需求较大的地区。

吕风勇指出，报告监测的200个县域经济体，存贷平均值是0.71%，不过存贷比的地区差异比较大，其中最高的达到1.28%，最低的不到0.3%。

“如果经济活跃地区对经济落后地区的金融资源进行无节制地吸收，则可能使不发达地区在贫困陷阱中无法自拔，并形成一种死循环，出现经济发展低水平锁定的状态，不仅不利于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而且对经济落后地区的居民也是一种不公平。”《报告》呼吁，规范市场主体的财务活动，鼓励多样化金融机构的建立和发展，改革信贷制度，划定资金跨区转移比例上限，同时提高存贷款本地转化的效率，避免资金大规模地跨区转移，特别是要限制对经济欠发达地区资金的过度抽取。

责任编辑：李明徽；主编：公培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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