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引领千年之变：全球化从1.0到4.0

邵宇

5月14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召开。中国誓言要将“一带一路”建成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和文明之路。中国正站在国际经济、政治和文明舞台的中央，准备重回世界之巅。

前全球化时代，人类的交往，主要发生在欧亚大陆这个世界岛上，类似局域网。古典丝绸之路时断时续，海上丝绸之路作为补充沿大陆海岸延伸。人们交换着高附加值的奢侈品和一千零一夜般的异域奇闻。全球化1.0大航海时代，世界连为一体。枪炮、钢铁、细菌所到之地到处充斥火的记忆和被割开的血管，重商主义和殖民主义推动旧大陆的原始积累和新大陆的种族灭绝。

英国主导的全球化2.0日不落殖民地系统，见证了自由贸易和国际联盟的巨大能量。英国的成功似乎预示着现代化的唯一道路：对内——市场经济、民主法治、公民意识；对外——自由贸易、条约体系、均势平衡。但总体而言，全球化2.0体系是一个东西方零和博弈和大分流的时代，所有其他文明，包括中国文明、埃及文明、伊斯兰文明和印度文明全部臣服在西方文明脚下，在其碾压下匍匐生存。它产生了两个变异品种——日本，唯一成功的东方现代化国家，并开始谋求区域霸权；以及美国，全部由移民组成，从光荣孤立的美洲人的美洲，到未来全球化3.0“天命”的领导候选人。还有就是后来居上的生存空间掠夺者德国，最终形成危险的两极化的战争同盟，等待全球化2.0末日大战的到来，最为文明和发达的各大欧洲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民族国家最终全面厮杀在一起。

两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全球化3.0，美国和美元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和货币体系独霸天下。这个体系貌似更加包容，更符合正义原则，最贫穷的人口也可以从中分享收益，条件是只要你加入全球食物链结构和使用美元结算。但天文量级的过剩流动性潮流不断制造危机循环和洗劫外围国家，金融经济货币危机连连，地缘断裂带上纷争不断。

同时气候环境、网络空间、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传染病毒等，全球性挑战此起彼伏。值得注意的是，这类产生共识的所谓全球性议题，大都是涉及广义的安全。尤其是非传统安全，即人类共同活动引发的全球级后果，甚至包括技术创新引发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这既是全球化、信息化在极大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同时带来的副产品；也是各国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矛盾交织激化，文明冲突日益扩大的结果；更是国际合作规则体制机制缺失，各有算计、不能形成合力、无法有效应对所面临的困境。这些全球化挑战的凸显，促使世人从人类发展方式转变、国家治理模式改革、全球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等方面寻找解决方案。

全球化3.0的终结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工业化、市场化和全球化： 工业化带动人口转移和城市化，城市化使得要素集聚，在新产业中进行更具规模效应与效率的生产；市场化的价格机制使得要素配置效率提升；而更重要的是，全球化拓展了中国经济的供需边界，在打通技术、资源与资本的获取途径的同时，也对接了外部的巨大市场，使得中国得以全面参与并受益于全球分工的价值链。

以 2008 全球危机为标志，我们已经送别了那个超凡增长的黄金时代。眼下全球化体系正处于裂变的关键期，例如在经济方面，美国的制造业回流与能源独立使得其需求逐渐“内卷化”；全球贸易失衡虽有缓解但增长却长期萎靡，进入所谓“新平庸”状态；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事实上已经死亡，但形形色色的区域合作，却在分割式地蓬勃发展。在金融方面，美日欧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量化宽松，但在 今年年可能会分化严重；而中国在争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多话语权的同时，也开始打造平行的小“三驾马车”（金砖银行等）。在地缘政治方面，中东局势越发混乱，欧洲与俄罗斯边界也存在冲突，东北亚和西太平洋更是暗流涌动，全球化的停滞甚至逆转的巨大危险如同灰犀牛一样正在迫近。当下的世界仍然局限在多元文化冲突的权力角逐和对各种异质文明差异性和优劣争辩之中，偶然中存在必然，混沌中变得清晰，全球化的高潮和低谷也是人类文明的起起落落。

对中国这一代表性的新兴大国而言，这无疑又是重要的机遇窗口。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如何与守成大国博弈，无疑是十分有吸引力的研究挑战。框架和逻辑的重要性更胜于观点本身，如何以更广阔的视角，更扎实的框架分析当下宏观经济形势并预判可行的策略，成为当务之急。很多直接拿来主义的理论和经验搞不好会陷入“欲练神功，必先自宫，即便自宫，未必成功”的尴尬境地。其实目前大众习惯的美元或者说美国次序感，是最近历史过程中从金本位破产以来，最具生产率也是最具迷惑性的一种世界经济次序安排，它恐怕并不完全适合一个最古老的、追赶中的、竞争性的、转型过程中的超大型经济体。

笔者曾以三次全球重大贸易失衡、三种不同本位国际货币体系演进为主线，以资源国、消费国、生产国三元分工为框架，将主要国别与区域的研究拼图整合在一起，进而从开放宏观经济分析框架的顶层设计高度，识别出存在着三个最重要的宏观金融经济周期：全球化周期（又包含国际收支周期和国际投资及货币周期）、国家资产负债表周期和总需求周期。三者间既有不同的时间跨度和不同的分析对象，又密切联系，它们的叠加往往会形成最为强大的驱动力和影响因子。

所谓全球化周期是指各经济体之间的商品流和资金流联系，它基本是流量分析，跨多个经济体，并可能是全球金融市场以及大类资产最重要的定价基准；国家资产负债表周期是分析经济体及不同经济部门之间的资产配置与杠杆率变化及其可持续性的存量框架，它与债务资产的相对估值和利率的长期趋势关系密切；总需求周期可能是最短的周期，它是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最为密切相关的宏观变量，毫无疑问几个排行前列的超大型经济体的国家资产负债表周期和总需求周期存在着巨大的外溢效应，这种外溢效应正是通过全球化周期来进行连锁反应和相互激荡的。例如全球化周期国际收支中的经常项目盈余，对应着国家资产负债表的外部净收入的周期性改善和超额储蓄的上升。如果总需求短周期处于上升的阶段，这可能是源于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而国际收支中经常项目盈余又开始下降，那么需求形成的资金来源必然主要是通过负债或者杠杆的上升，而杠杆上升会导致国家资产负债表的不可持续性和全球化周期中资金流向的多变性，一旦逼近临界点，金融危机可能就在眼前——但这些都只不过是全球化这个最宏大的图景中的一个断章。

准确地说，它是美国主导的全球化 3.0 的高度发展及其主要矛盾爆发的一段历史记录。它始于国际经济和金融中心，终于每个民众的家庭生活和财富涨落。这就需要以更广阔的视角，更具系统性和历史感的框架，对全球化大趋势进行深入的系统化理解。正所谓“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

全球化1.0到3.5

自从 1492 年美洲地理大发现后，全球主要经济活动区域就被逐渐联系在一起并不断加强，由此全球化便开始了。就像我们日常使用的电脑，全球化的平稳运行依赖于硬件与软件两个维度的协调。全球化的表象是贸易、投资、货币、信息、技术、人员等“要素”的跨境流动，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经济体对外依存度与受外制约度的不断提升。从经济的角度理解，全球化的实质是生产要素的全球优化配置与市场开放的不断发展——这是硬件。我们划分的全球化 1.0 至 4.0 依据的是全球化发展过程中的制度与规则，既包括官方的与非官方的，也包括权威的与约定俗成的等——这是软件，解决的是全球化过程中如何做大蛋糕以及怎么切蛋糕的问题。优秀的软件可以更好地发掘硬件的潜力，而硬件的升级意味着软件也必须调整：这听起来很像是老生常谈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故事的全球化版本，但实际内容却更复杂，也更精彩。

从大航海时代的全球化 1.0，到英国主导的全球化 2.0，再到美国主导的全球化 3.0，全球化规则的主导者可以获得更多的全球化红利，但维持这些规则也需要相应的实力。全球化规则本身就是世界各国相对综合实力的镜像，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经济实力，其次是军事实力。因此全球化体系的更迭可以看作强国相对实力变化导致的历时较长的制度周期变迁的结果。

全球化 1.0 之前，人类文明的操作系统很多，威斯特伐利亚、伊斯兰哈里发、天下朝贡、印度和印第安等都是自成一家。但到了英国主导的全球化 2.0 时，就一股独大了，威斯特伐利亚民族国家和条约体系一统天下。其他系统要么被彻底删除，例如南美洲，要么被殖民被格式化，也即西方式现代化。其他文明系统被迫都在寻找现代性，其越不成功者（按西方标准）可能就越动荡不安。

但其实就算是风靡世界的威斯特伐利亚老系统也都满身漏洞，全球危机和世界战争的不断到来就是证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以后的欧盟似乎提供了一种新的升级思路，通过让渡部分国家主权以进行经济、货币和外交一体化试验，但却是日益貌合神离、困难重重，特别是英国脱欧和欧洲民粹力量全面崛起的当下。当老软件不能适应硬件发展的总量或结构性需求变化时，主导者首先会对软件进行“打补丁”，并全力维护旧规则，但由于各类过渡版本的内核并无实质变化，经历或长或短的时间后，这些系统软件必然会经历全面的升级。升级的过程往往是痛苦的，但趋势无法逆转。

例如全球化 1.5 版本中虽然同时存在东方朝贡体系与西方殖民体系（还有伊斯兰哈里发、印度和印加等体系），但工业革命的爆发最终使得历史的天平倒向后者，随后全球化进入 2.0 体系，即英国主导的海洋帝国殖民时代。再如一战以后的全球化 2.5 体系中，虽然 2.0 体系中的基础——金本位被复辟了，但其导致的货币战争和贸易保护却对全球经济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冲击，并最终导致世界市场体系崩溃，民族主义国家再度抱团厮杀，二战过后全球化 3.0 徐徐展开。再如 2008 年全球危机，虽然这只是全球化体系演变在金融和经济两个切片领域的特殊样本，但却有重要的意义：美国和美元主导的全球化 3.0 模式具有内在缺陷，单极货币和需求驱动容易诱发全球贸易和投资不平衡，具有先天的危机基因。未来全球化 3.0 向 4.0升级的过程虽然复杂，但趋势却难以逆转，这也就是目前全球陷于垃圾时间和胶着的 3.5 状态的原因。

真实的历史远比任何小说精彩。经济实力，特别是各主体相对经济实力的变化虽然是全球化规则变迁的主要因素，但实际催化却千差万别。对全球经济这个大蛋糕而言，增长是加法，危机是减法，技术进步是乘法，而战争冲突则是除法，每段时期的主导因素各不相同。通过工业革命获取的先发优势是英国得以主导全球化 2.0 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两次世界大战对欧洲的打击，加上冷战的铁幕，则使美式全球化得以火力全开。我们定义过的全球“三次重大失衡”——即中英失衡、欧美失衡、亚美失衡，都正是全球化各阶段突变或转折的重要事件：中英失衡与鸦片战争代表着东西方主导权的交接，欧美失衡的背后是全球化从 2.0 向 3.0 升级的洪流，而第三次失衡中美国导致的全球危机则标志着传统的美式全球化的终结，这正是我们亲身见证的历史时刻。

当前上一轮全球化红利大体已经分配完毕，而新一轮全球化动力机制与制度框架尚未确立。虽然各方在官样文章的表述中都宣示了对完善 WTO规则和推进新一轮多边谈判的坚持，但私下都已经通过各种双边和多边协议另谋出路，并由此形成新一轮争夺定规立制主导权的或明或暗的角力与竞合，其结果的不确定则助推了相关各方在此转型阶段中特殊的焦虑和世界经济复苏形势的晦暗不明。

这个世界正经历冷战结束以来最重大的调整变革：多极化趋势全面深入推进，大国关系重构空前复杂，国际矛盾斗争暗流涌动，国际秩序重构时不我待。但全球化版图与规则重构的过程十分复杂，新旧势力的此消彼长经常带来冲突，任何一个在位者都会不遗余力地延长其统治的时间，所以我们目睹在各个领域所上演的惊心动魄的“帝国反击战”——贸易保护、货币操控、军力投射接踵而来。而旧秩序的破坏与停滞往往导致系统运行碎片化，区域主义、民粹主义、极端主义抬头，甚至出现反全球化的倾向，两次世界大战就是最好的负面样本之一。让人羞于启齿的是，战争实际上也是全球化的一种形式，而且是最为激烈的一种——不同国家、种族、肤色的几千万人在海洋、陆地和荒漠中用各种武器和技术捉对厮杀。而现在全球化的三个断裂带——中东、欧俄边界和西太平洋正充满了地缘风险和不确定性。

全球化 4.0来临

近年网上流传的一个段子颇为励志。说的是遥想一百多年前，皖籍的李鸿章中堂访英，是去欧洲购买船只、大炮和向列强借款。一百年后，同样安徽籍的李克强总理访英，则是去欧洲推销中国的高铁、核电，推进人民币跨境结算和离岸中心建设。而据传 2015 年 10 月中国国家领导人访英的成果汇报由卡梅伦“中堂”完成：“启禀老佛爷（英国女王），洋人要给我们修铁路……”这两个多甲子可谓沧桑巨变，攻守易势。这 170 年（1840 —— 2010），从全球化 1.0 大航海时代中国的退却，到英国主导的全球化 2.0，再杀到美国主导的全球化 3.0，再到现在进军全球化 4.0 阶段，中国正在一步一步回到世界之巅。

古人云：“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我们却认为：“不知世界，焉知中国？”历史就如一面镜子，通过它一面你看到的是全球化，另一面你看到的就是中国增长和发展模式，互为镜像，相互影响。早在前全球化时代，中国就建立了以自己为中心的等级分明的区域秩序，并认为这就是普世价值——无论边界，无论国家，无论信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从中国的天子和首都发源，这种影响一直辐射到最为边远的“蛮夷”。中国的天子认为通过灿烂的文化和繁荣的经济可以使得其他社会归化，从而实现天下大同。这种想法一直持续到近代，然后路径和规则都发生了巨变。

从全球化 1.0 时代中国王师舰队的黯然退场和闭关锁国，到全球化 2.0时代的“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大分流和被边缘化，再到全球化 3.0 时代中国全力加入世界工厂，以极大的投入和代价进行和平的原始积累。中国于 1978 年通过改革开放开始了重归世界之旅，所取得的非凡成就很多人归功于改革，其实笔者倒是觉得开放可能更加重要一些。当然两者在精神上是共通的，改革是市场化导向，而开放则是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的市场化，那就是全球化，最高层次的市场化。某种意义上改革就是对外开放和对内放开，而这无疑是中国获取成功的必要条件。当下中国如此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特色大国外交密集深入，对外关系构建纵横捭阖，全球战略思想正在推陈出新。

2015 年 3 月，中国正式推出“一带一路”规划，一方面标志着中国对外战略基本态度由韬光养晦向奋发有为的积极转变；另一方面，这也是中国反复强调的是“一带一路”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实际上不难发现它同联合国迄今为止最具雄心壮志的《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有着相似的愿景和基本原则。特别是一带一路规划确定五个优先领域，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几乎完全对应的支撑了 2030 议程的 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与 169 个具体目标。因此某种程度上，一带一路甚至可以直接视为《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一个有效子集和鼓舞人心的具体行动方案。

这正是在吸取旧秩序的经验和教训——全球化4.0 不是要塑造一个平行的霸权结构，正好相反，它只是想改进全球化 3.0中因为个别国家一股独大，“有钱任性，有权任性”导致的全球治理结构难以优化和进化的缺陷。这也是“先边缘再中心，先增量再存量”的中国自身改革经验的发挥和灵感的闪现。中国需要在全球化 4.0 时代再次校正国家战略，重新定义其对外利益交换的格局、可行的策略、适当的贡献和提供具有感召力的理念。

在升级了的全球化 4.0 版本中，中国有着全新的对外利益交换格局和攻略——以贸易加深跨国经济联系，以投资输出产能和资本，并在这两个过程嫁接人民币国际化战略，最终中国经济的影响力会伴随着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而提升。中国可以在维持原来的大循环，即传统的三个世界——资源国、消费国、生产国的格局一段时间不变的情况下，全力布局小循环，即形成核心国—周边国—资源国—外包国—科技国—品牌国的新价值链和新动力格局，进而突破原来的三个世界和 G2 的僵化格局，打破以中国制造、美国消费为主的循环圈，从输出廉价的中国制造，升级到输出工程、服务、产能、投资和资本以及货币，以至最终人民币国际化，参与全球货币竞争。

一带一路引领全球化4.0

古丝路的兴衰对当今中国和周边形势充满了隐喻。农业经济时代，古丝绸之路的兴盛依托于统一大国稳定的政治环境对贸易安全的保障。当今工业经济时代和互联网经济时代，要想重塑古代丝绸之路，扩大全球经贸合作范围，必须通过合作版图内共同的经济发展，实现政治稳定。而政治稳定和经济增长又互为依托；政治稳定是经济增长的基础，经济增长又是政治稳定的根本诉求和有力保障。这就要求中国加强合作版图内的多边制度建设，为合作国提供必要的经济支持以实现互惠互利，从国际关系和共同发展两个角度同时促进政治稳定。

古代中国凭借开放的政策和兼收并蓄的文化为古丝绸之路上贸易的繁荣提供了良好的软环境，与沿途各国结下了深远的友谊，打下了良好的历史和文化基础。当今中国要重塑丝绸之路，也必须以古丝路的历史和文化遗产为纽带，延续并深化与沿途各国的友谊，建立符合时代特征的沟通与合作机制，对各合作国实施更加广泛的开放，促进文化的进一步交流与融合，确保各国人才能够有效流动，减少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合作障碍，形成兼收并蓄、求同存异的战略同盟，筹谋更为有效的国际多边合作框架和组织。

中国最新版本的“一带一路”由六大经济走廊框架组成，其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从地缘上提升中国在亚欧区域，甚至全球化中的地位，六大通道将打通亚欧大陆海路二脉，将中国变成亚欧大陆的枢纽，并将打造世界最长的经济带。“一带一路”建设不是要替代现有地区合作机制和倡议，而是要在已有基础上，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战略相互对接、优势互补。

中长期来看，“一带一路”是中国最重要的地缘政治与对外战略，经济方面则是短期推动基建投资稳增长与中期区域产能合作的策略安排。“一带一路”规划不仅能够促进国内几大线路沿线的地区基建发展，也会带来不少参与周边国家基建的机会。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测算，从2010至2020年，亚洲的基建平均每年需要7300亿美元投资，总需求大约是8.22万亿美元，其中68%是新增设施，32%是旧设施的维护或替代开支。

“要想富先修路”——基础设施是贸易的物质基础，是货物流通、信息沟通、资金融通、资源共享、人才交流的必要条件。与古丝路强调交通运输不同，而今要重塑丝路，就必须实现中国与合作国之间基础设施的全面互联互通。基础设置不单只是交通运输设施，还应包括但不限于电力、水利、通讯、油气管道、港口等各个方面。中国应凭借改革开放后基础设施建设积累的大量经验，充分利用国内的产能优势、资金优势、人才优势，参与并帮助合作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尽快实现基础设施的完善和联通，保证一切生产要素能够依托基础设施高效流动。

从地理上看，“一带一路”把其两端对资源相对饥渴的欧洲和东亚与其腹地资源丰富的区域联系在一起，不仅从贸易往来上有天然的资源换制成品的供需，对中国来说，还是重要的海外利益与资源输入安全策略。从地缘上来看，由于资源品储量与产量的地区分布差异，以往资源换产能/资源换资本导向的对外直接投资多集中于中国地缘的“中环”以及“外环”，在“内环”反而布局很少。然而以中国目前的政治影响力和军事投射能力，对于外环的掌控能力非常有限，很多时候无法保证国内企业在国外直接投资的利益。因此当短期内无法辐射到“中环”和“外环”时，中国需要建立一个更完善的机制来激发“内环”的活力，从而拓宽国内企业海外投资的渠道和范围。另外通过加强对“内环”的影响，也可以有效地提高资源输送的稳定性与安全性。从存量规模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正是中国海外投资分布比较密集的区域，也是中国外部资源进口的主要来源。“一带一路”会加强中国与这些经济体之间的合作，从而有效地串联这些投资，形成集聚效应，并能更好地确保其安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特别是中国周边国家有实际的基建需求缺口。中国有产能富余和供给能力，以及国家层面基建换资源、换安全的意愿，“一带一路”构建的多边合作机制下，基建的互联互通将成为战略推进初期的重要看点。因此两条丝绸之路首先是一个欧亚地区交通网络：由铁路、公路、航空、航海、油气管道、输电线路和通信网络组成的综合性立体互联互通网络。沿这些线路将会逐渐形成为这些网络服务的和相关的产业集群，由此通过产业集聚和辐射效应形成建筑业、冶金、能源、金融、通讯、物流、旅游等综合发展的经济走廊。这个交通网络将把作为世界经济引擎的亚太地区与世界最大经济体欧盟联系起来，给欧亚大陆带来新的空间和机会，并形成东亚、西亚和南亚经济辐射区。对域内贸易和生产要素进行优化配置，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实现区域经济和社会同步发展，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深化经济技术合作，建立自由贸易区，最终形成欧亚大市场，是两条丝绸之路建设的基本方向和目标。当然这仅仅是开始，更为全面的政策沟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渐次展开。

在本次峰会上，中国承诺后续更多的具体行动举措，包括深化中欧班列合作；同30多个国家签署经贸合作协议，同有关国家协商自由贸易协定；从2018年起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金融方面，向丝路基金新增资金1000亿元人民币；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分别提供2500亿元和1300亿元等值人民币专项贷款；在未来3年向参与的发展中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600亿元人民币援助。向“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提供20亿元人民币紧急粮食援助；向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增资10亿美元等。在人员交流和社会发展方面，未来5年内安排2500人次青年科学家来华从事短期科研工作，培训5000人次科学技术和管理人员，投入运行50家联合实验室；在沿线国家实施100个“幸福家园”、100个“爱心助困”、100个“康复助医”等项目。

毫无疑问，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正是丝绸之路的灵魂，中国誓言要将“一带一路”建成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和文明之路。一个全新的全球化叙事正在展开，令世界无比期待。（作者是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兼总裁助理）（编辑 严葭淇 主编 商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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