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改革推动政治改革临近新起点

作者：商灏

来源：华夏时报

发布时间：2008-10-11 22:35:00

摘要：文章摘要

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背景下举行的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必定要解决两大问题，一是如何开辟改革新路？二是经济和社会发展宏观调控如何进行？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商灏

政改难以迟缓延后
    纵观当今天下时局，国际经济风云变幻，全球金融危机蔓延，而中国经济已不可能独善其身甚或一枝独秀。面对国内通胀加剧、增长放缓、就业可能出现危机等现实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决策者需要对于最新经济形势和宏观调控取得相应的共识，以作出方针政策的调整和敲定。因此可以预料，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背景下举行的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必定要解决两大问题，一是如何开辟改革新路？二是经济和社会发展宏观调控如何进行？
    关于上述问题的解决之道，舆论已有种种主张。
    早在2006年初，吴敬琏就说：在中国的改革中，政治体制改革的迟缓影响了经济体制改革。而改革的主要问题，是没有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正因为政治体制改革到不了位，经济体制改革也到不了位。
    无可置疑，自改革开放以来，各方面经济制度的改革要远远快于政治社会制度方面的改革。政治和社会制度改革方面的滞后在很大程度上使得中国的总体制度越来越难以消化由经济发展带来的消极后果，没有人能确定中国社会在向什么方向发展。社会高度分化和断裂，无论是富人和穷人都对社会现状多有不满。
    许多事实证明，意在体制维持的改革已远远不够。最近中国奶粉风波已向巧克力糖、豆浆等其他物品蔓延。事发之后，舆论提出许多批评建议，并追究到中国根本体制问题，认为一个把社会力量排挤在政治之外的组织是没有任何向社会负责的内在机制的。即使产生了负责的机制，这个机制也只是浮在表面上的，没有实质性意义。
美国金融危机启示中国
    如果换个角度，如果从经济角度看政治改革问题，如果仔细观察最近美国金融风暴引起的政府紧急行动，以及美国政界与民间对此的议论和褒贬，可以发现有一个观点占压倒优势，即政府必须对市场加强管理。美国舆论界还掀起了反对以弗里德曼为始祖的“芝加哥经济学派”提倡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以及由此兴起的华盛顿共识，即由华盛顿操纵的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到发生经济危机的国家去推行“休克疗法”，把企业私有化，削弱政府对市场与企业的控制等。
    从中我们看到，有两个问题不能回避：第一,追溯华盛顿共识与新自由主义起源,是否可以认为,美国本次金融危机已经意味着新自由主义理论破产,国家主义复辟？第二,追溯货币供应学派的来龙去脉,则弗里德曼对中国货币政策决策者的影响,现在是否应该到了需要终结的时候？
    在《华夏时报》记者采访的一些著名经济学家中，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对上述问题作了很中肯的分析：美国目前对金融机构的国有化是不得已为之，其实质是用老百姓的钱填华尔街那些金融资本家的腰包，并不是要搞什么社会主义，还是在维护少数资本所有者的利益，资本主义的本性并没有变。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是要求货币作为商品的一般等价物，要与物质与服务的供给增长同步，这个理论是对的。但是在虚拟资本主义时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物质产业已经转移出去，只能走用金融杠杆创造金融商品的方式与发展中国家作物质产品交换的路，这就导致了货币与商品、价值与使用价值的脱节，所以货币主义的理论在这个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早就被抛弃了，或者说弗氏的理论只是物质资本主义时代适用的理论。王建认为，中国目前虽然还处在发展物质产业的时代，因为中国还没有完成工业化，但是在新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也脱离不了全球货币脱离物质产品的这个大背景，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也可以说这个转变早就应该发生了。
    现在美国人已经意识到了“市场原教旨主义”与“华盛顿共识”、“自由市场”的弊病而非改不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搞出的钱权勾结也到了必须终结的时候了，而如果再不改进政治经济体制，只是扬汤止沸而不釜底抽薪，我们今后是否真的会后悔莫及？
中国政改已“箭在弦上”
    目前中国社会存在着若干深层次的矛盾，倘若处理不善，不仅盛世不可期，反倒有可能导致更大的社会矛盾和混乱。最近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作学习科学发展观动员讲话时承认针对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执政考验，“管党治党的任务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这表明共产党最高层意识到当前所处的关键历史阶段。然而执政党所能采取的措施可以有效到什么程度，还是一个答案未知的问题。
    邓小平1986年有段关于政改的著名论述：“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政改已经成为“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课题。但海内外对中国民主政治繁多的期许，又令人感到困惑。如何厘清中国政改思路已成中南海难以回避的议题。
    2007年初，担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的俞可平在《学习时报》上发表的一篇名为《民主是个好东西》的文章，首度以正面的姿态为民主社会制度进行了一番理论论辩性的理性鼓吹，并将民主视为“一种保障主权在民的政治制度”。俞可平的观点迅速在中共党内外以及海外引起了广泛影响。
    “在人类迄今发明和推行的所有政治制度中，民主是弊端最少的一种。也就是说，相对而言，民主是人类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俞可平的这样一番大胆言论，更多带有中国政治领导层向世界透露的某种倾向。　　
　    改革开放30年之后，无论官方是否推动政改，资本已经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格局。资本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权钱交易掌握了立法权、执法权、行政权，在一些局部往往是资本说了算。如果放任这种趋势，最吃亏的就是没有能力和官方做交易的百姓。因此，为了公平，为了长久，即便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政改也应全面启动了。
政改之路有待创新
    中国正不断创造经济奇迹，中国的政改之路也有待创新。众所周知，中国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化的真正动力并非来自外部，而是内部。就是说，改革是为了回应内部而非外部的压力。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开放与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化同时进行。这构成了中国经济和国际接轨的巨大动力。尽管中国经济体制还有待深入，但从宏观层面看，中国已经融合进国际经济秩序。
　　温家宝总理年初回答记者提问时，引用“周虽旧邦，其命惟新”这样一段《诗经》中周文王的治国颂文，以表达中国解放思想与扩大开放的决心。对于一个历史悠远而曾经陈敝已久的国家，这一以古喻今的引用富有中国文化的特殊意境，同时也让世界各国更加明晰中国的意愿。
　　回望总结过去的历程，北京科技大学教授赵晓对本报记者说，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经济奇迹举世瞩目，从制度原因上来看，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原因可以归结为渐进式改革，模仿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劳动密集产品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以及地方政府区域分权。这三个制度安排激发了个人、家庭、基层组织和地方的积极性，却没有完成产权改革，也有权宜之计的考虑在内。要真正解决中国的增长方式和内需问题，需要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从而摆脱对国外的市场依赖，改革要素市场，都必须从这三个制度去理解把握。中国经济短期确实面临许多问题需要解决，但即使出现最坏的局面，短期内仍可以依靠目前较好的财政状况，核销银行呆坏账，保持好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来解决长期改革和经济发展模式之转变问题，只要措施及时得当，中国经济增长前景依然看好。
    显然，2008年正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一方面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自身总结与战略转型，其根本要旨在于科学发展观引领下的新政思想和以人为本的社会价值重构。而另一方面，则是中国经济、文化、政治以及社会所面临的新一轮发展瓶颈，正反过来激发出新一轮的社会变革需求。而不久前自上而下的“解放思想”大讨论，可以认为是颇富中国历史新阶段特色与中国趋势的一个内政举措，它和正在进行的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所要确立的思想理念和策略一起，是否将为政改的启动打通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