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解决中国经济发展道路问题的新希望（上）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cc）记者 商灏 北京报道
为什么最近很多著名学者纷纷发表关于宏观趋势的意见？从去年以来到现在，整个经济的变化非常复杂，从高层到学界、投资界，以及一般市场参与者，解读都不一样，有争议，有分歧，究竟该怎么看？经济会不会还继续往下掉？是像有些人推测的那样呈现L型底部平缓前行，还是这个底部有W曲线变化的趋势？到底怎样的状态，很多人感到扑朔迷离。对于当前中国宏观经济演变发展态势的判断或预期，学界为何分歧严重？对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宏观数据，解读为何悬殊？从调查失业率数据，到固定资产投资数据，种种宏观数据如何有助于减少分歧，准确判断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风险？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教授是国内宏观经济学理论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所发表的很多重要的意见观点，受到高层重视。在刘伟的推动下，中国人民大学国发院和重阳金融学院这两大智库的建言献策水平和影响力迅速提升。刘伟在担任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时，曾长期力推北大“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项目，这个项目每年都会发布一份中国经济增长年度报告，通过大量详尽的统计数据分析，阐述当年度中国经济增长、国际收支、体制改革、城镇化进程、宏观经济政策与体制、能源和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等多个方面的现状和变化趋势。刘伟每年都会针对当时宏观经济运行的新特点，所需要有的新的应对之道，所需要突破的政策局限，所需要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提出有关实现中国经济真正的均衡和可持续增长的理论观点和政策意见。同时期刘伟还推动了中国的统计制度方法改革的研究，特别是推动了一些重点统计领域的制度方法尤其是国民经济核算的改革的研究。这项研究对于GDP、国民可支配收入等经济总量及消费率、投资率、第三产业占比、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等重要比例关系调整以及国际比较，特别对于供给侧改革理论的提出，都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而对数字格外敏感的财经评论家、《华夏时报》总编辑水皮，长期倾向于从统计数据的某些微妙变化，判断市场的风吹草动，并经常据此提出很尖锐的批评意见或政策建言，从而震动社会各界，引得粉丝无数。
一个宏观理论和统计方法权威，一个睿智锐利的媒体大佬，6月中旬首度正面思想碰撞，谈了些什么？
中国经济有三个约束条件
水皮：如果从统计数据来看，中国宏观经济变化正在呈现的最主要特点，应该是增速在下降，如果增速继续下降，它到底会降到什么程度？
刘伟：我们也许可以从三个层次上来关注和讨论这个问题。
第一，政策控制的增长目标。第二，潜在的增长力，即自然增长率。第三，预计实际的经济增长情况。政策追求的目标，控制能力，客观情况，以及相应的政策实施、贯彻的能力——对这几个方面因素综合考虑，可能会使得我们对经济增速以及它未来的变化趋势有比较客观的把握。
现在很清楚，增长目标，即所谓增长6.5%到7%，这不仅是个年度目标，大体上也是十三五期间的一个总体目标。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阐释这个政策目标时，讲了三层考虑。
第一层考虑，所谓经济增长目标的选择，它要考虑就业目标的要求。这是所谓奥肯定律在中国现阶段具体经验的体现。根据中国这些年的数据，城镇登记失业率目标，近两年都在4.5%水平，不超过4.5%。根据中国这些年的经验，根据有关的分析和实际情况的表现，中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不超过4.5%，实际是要求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要达到6.5%以上。这个6.5%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是经过测算的大概结果。按照目前中国经济结构和劳动生产率以及其他条件的客观规定，这大概能增加2000万个左右的就业岗位或就业机会。中国现在每年需要新增就业大概1100万个上下。因此，安排2000万个左右的就业岗位没有问题。剩下的市场提供的就业机会不需要安排新增劳动力，但可以把这部分收入用于原有劳动力加薪。加薪一般来说至少要加到通胀的水平，也就是说要使原有劳动力就业的市场工资水平不下降，而非降低了原有总的工资水平之后腾出来所谓就业机会，然后把新增劳动力加以安排，那实际是失业率上升。
所以，实际失业率不上升的前提条件是两个：一是新增劳动力在市场支配下能够被市场吸纳，但如果是自愿失业，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劳动者只要愿意就业，根据一定的市场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在一定的市场均衡的价格条件下，他就可以被市场吸纳，就会获得就业机会。另一是原有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不会下降。满足这两个前提条件，实际失业率就没有上升。按照这个逻辑，如果中国经济增长6.5%，大概就能够将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5%，不至于上升。就业率目标，这是政府确定经济增长速度所要考虑的一个基本约束条件。
第二层考虑，所谓经济增长目标的选择，它要考虑控制通胀的要求，也就是所谓的菲利普斯曲线关系。现在要求CPI控制在3%左右。根据这些年经济增长的对照关系和表现情况，中国经济实际增速如果不超过7%，就有把握将CPI控制在3%左右，不会有大的超出。只是在2011年通胀率高一点儿，是5.4%，但那一年经济实际增长9.3%，超过了原定经济增长8%、通胀率控制在4%左右的目标。按照菲利普斯曲线所反映的趋势来看，如果其他条件没有大的变化，经济增速明显高出政策目标速度，则通胀率相应会有所提高，这完全合乎经济增长的内在逻辑。2011年之后，所谓进入新常态的这些年，经济增速只要不超过7%，CPI就可以很可观地控制在3%左右。
虽然奥肯定律在不同国家或各国不同发展时期，其具体经验数据不一样，比如当GDP增速下降一个百分点，将减少多少个就业岗位或就业机会，这在各国不同发展时期由于经济结构等各个方面条件不同，所反映出的具体数据不一样，但这个趋势是客观存在，即经济增速和就业率之间存在一定的稳定的联系。这是政策目标控制经济增长率的约束条件的一个下限。
通胀率和经济增长率的关系，经济学家通常用所谓的菲利普斯曲线去刻画。当其他条件不变，经济增速越高，通胀率相应的就越高。人们往往把通胀的政策目标的要求视为相对应的经济增长率的上限。上下区间大体上可以根据就业目标和通胀控制目标加以讨论。
第三层考虑，所谓经济增长目标的选择，它要考虑中长期增长目标的要求。短期年度增长率，要和中长期增长目标相衔接，要保证中长期增长目标如期实现。现在提的很现实的一个目标，是2020年GDP总量要比2010年按不变价格翻一番。所谓翻一番的经济增速，一般认为是7.16%，说大数是7.2%左右。但过去5年，实际平均经济增速，我测算了一下，大概在7.9%以上，不到8%。这几年平均下来，大体接近8%，或7.9%略多一点，虽然比过去37年平均9.6%的高速增长明显降低，但还是超出了所要实现的增长目标。这10年翻一番的增长目标，要求的平均增速是7.2%，而最近5年的增速是7.9%以上，实际高出了实现中长期增长目标所要求的平均速度。从今年往后算，十三五这几年，平均增长率如果达到6.5%，或不低于6.5%， 2020年就能够如其实现翻一番。除非政府修正时间表，把2020年实现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提前，则对平均增速的要求就另当别论。如果时间表不变， 2020年实现翻一番的增长目标不变，则5年内不低于6.5%的平均增速目标就可以实现。
上述三个约束条件，就业率目标、控通胀目标、中长期平均增速目标，都是基于中国现况而确立的目标。
十三五可平稳增长6.5%到7%
水皮：对于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这个问题，究竟该怎么理解？
刘伟：关于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这个问题，我有三个看法。
第一，从长期来看，中国的自然增长率，也就是潜在增长率并无大幅下滑的趋势。处在工业化后期的中国经济，重装备、重化工、高科技的投资需求相当强劲。处在城镇化加速期的中国经济，受到城市化发展中基础设施投资，以及由于城市聚集效应带来的消费方式和消费水平的提高等一系列显著的推动作用。处在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急剧变化时期的中国经济，受到农业劳动生产力和现代化水平提高、大量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生活方式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消费需求和投资支撑的作用。
中国经济增长的这种结构性特征，客观上使之处在强劲的经济增长时期，无论是供给面还是需求面，支持条件应当说还是很充分，这是天时。
再加上地利。中国是个大国，地区之间的资源禀赋差异很大，发展水平差异也很大。中国有可以跟发达国家媲美的市场经济成熟地区，例如东部沿海的经济繁荣地带：长三角、珠江三角，还有像京沪广深这样的超大城市。但也有大量的相对落后或非常落后的经济区域。这种非均衡的二元经济的特点，从发展的角度看，正是支持中国这样的大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一个资源或条件。所谓东方不亮西方亮，因为有差异，当发达地区经济超越快速成长期之后，相对落后的地区可能恰恰进入了经济高速增长期。中国这方面的特点非常突出。
中国经济发展的这种阶段性特征也是大国经济的特点，无论就天时和地利来看，在现阶段，中国潜在的经济增长，不会出现大幅度长期下滑或严重衰退。
大国经济有基数效应，到了一定基数，比如现在，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相当于10年前经济增长两个百分点以上的水平。
经过了37年的平均9.6%的高速增长，现在约束经济增长的条件发生了变化，速度上肯定也要有变化。但中国经济增速的这种变化不好简单的用V字形、W字形来清晰地刻画。
第二，经济学上现在尚无充分的理由证明，支持潜在增长率的主要因素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支持潜在增长率最主要有三个方面。劳动力的增量、资本的增量、全要素效率的提高。现在中国除了劳动力的增速开始下降之外，全要素效率和资本的增长不仅没有任何显著的变化，而且还都在提高，而中国劳动量的增量在中国GDP的增长贡献中占比很低。
第三，潜在增长率实际提供了一种可能，政策目标实际体现了一种追求，如果要变成现实，就看政策控制和实施的能力。现在提出来所谓松紧搭配的政策，就是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这个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印象中最早提出来的时间是1998年的6月份，那时是针对亚洲金融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 1997年下半年到1998年上半年，已经影响到中国，使得中国经济增长势头开始放缓，内需不足开始表现出来。主要是工业消费品开始出现产能过剩，特别是乡镇企业。乡镇企业原来靠短缺发展起来，规模不断扩大，技术含量不高。再加上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出口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过剩的产能转移不出去，内需又不足，于是要求乡镇企业比如很多纺织类企业砸锭、限产。那时国有企业日子也不好过， 3000多万职工下岗。
从2002年到2007年，中国经济出现两位数增长，但“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这个提法还没有改，因为这几年，中国经济失衡，出现了新的特点，出现了结构性的反方失衡，就是投资需求过热，投资品价格，钢材、水泥、木材都很贵，消费需求偏软，大量的工业消费品产能过剩。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中国开始实行“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一直持续到2010年年底。2010年10月，中国政府对外宣布，中国从反危机的政策轨道上率先退出，退回到现在所说的“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所谓松紧搭配，它主要目标还是稳增长，保就业。所以物价上涨率虽然低，应当说进入通缩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央行对于反通缩却很谨慎，不提反通缩，这与现在宏观经济失衡出现的新特点有关系，我们叫双重风险并存，一个是经济下行，一个是通胀的潜在压力。所以要采取松紧搭配政策。这个政策的同步性或有效性可能会受到一定的损害，但它最大的好处是可兼顾双重风险，可降低宏观调控的风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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