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大新经济增长点，释放经济潜在动力
张茉楠
当前，世界经济仍处于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中国正处在新旧产业和发展动能交替接续的关键时期，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经济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转折性变化逐步走向稳定的同时，一方面需要对传统增长动力进一步挖掘，通过模式重构，结构调整、路径优化、产业升级改革“存量经济”；另一方面，更需要加快培育新兴增长力量，发展“增量经济”，释放“新经济”增长动力，以“新供给”替代“老供给”势在必行。
2015年，中国经济延续了2012年以来的下行走势，GDP增速为6.9%，远低于2008-2012年年均增长9.3%的水平。传统三大需求对经济增长劳动作用明显放缓，投资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下降，这背后更多的表现为发展动力接续不足和结构转换调整滞后的巨大压力。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表现出“高增长、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低成本”等显著特征。2000-2013年，全球经济GDP平均增速为3.68%，同期中国经济年均增速10.6%，几乎是全球平均增速的三倍。2015年，中国GDP总量达到11万亿美元左右。
然而，近年来随着要素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的空间逐步缩小，技术追赶和要素转移的步伐相应放慢数量型扩张的经济模式已经难以支撑如此庞大的经济体量实现高速增长，特别是随着人口红利减少、生产要素成本上升、资源配置效率和要素供给效率下降，中国也面临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瓶颈。
目前，全球的生产率增长都在放缓，美国经济咨商局(the Conference Board)数据显示，2014年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速连续第三年徘徊在零附近。中国全要素生产率下滑也非常显著。根据世界银行估算，全要素生产率对中国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贡献率，从1978-1994年间的46.9，大幅度降低到2005-2009年间的31.8，并预计进一步降低为2010-2015年间的28.0%。与此同时，劳动生产率提高更多地依靠投资增长所导致的资本劳动比的升高。在上述三个时期，资本劳动比提高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率，从45.3%提高到64.7%，并预计提高到65.9。单纯依靠物质资本的投资作为供给方面的经济增长源泉，显然是不可持续的。
当前，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通过创新来提升国家竞争力，摆脱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中国经济从原来的“旧常态”向“新常态”过渡转型，着眼于保持中高速增长和迈向中高端水平的“双中高”目标，推动供给侧改革势在必行。供给学派的代表人物乔治·吉尔德认为，货物过剩是表面的，其深层次原因并非需求不足，而是缺乏创造性生产，缺乏新的供给和由此导致的新的需求。因此，“十三五”时期正处于关键历史机遇期，也是动力切换、结构转变与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重要时间节点，必须以“五大发展理念”为主轴，下大力气挖掘培育一批“新经济”的动力群，更加重视供给侧调整，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不断提高中国全要素生产率。
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
及其政策主要着力点
支撑我国实施新一轮全面对外开放大战略，构建开放型经经济新体制，在角色定位上，必须树立“大开放观”，实现从被动向主动转变，从外围向中心转变，从参与者向引领者转变，从大国向强国转变的“四个转变”，全面构筑中国全球竞争新优势。
首先，以构筑全球自由贸易网络为重点的自贸区战略。面对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规则优势”，中国必须加快自由贸易区谈判的步伐，积极挑战美国等国家的新规则，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等领域，适当提高自由化标准，倒逼中国的市场壁垒，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以开放竞争带动经济结构升级。
第一，中国应以开放的心态和迎接机遇的眼光看待TPP发展。加快推进中日韩FTA、“10+3”和“10+6”，以及RCEP框架的建成，确保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的稳步推进，加强同美国、欧盟、日本、韩国等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双边经济合作。
第二，以高标准为目标倒逼国内经济改革，完善要素市场体系，提高要素的配置效率，提高环保能源资源标准，保护劳动权益和知识产权，缩小贫富差距，扩大国内消费能力、打破国企垄断，开放市场竞争。加快全球更高的自由贸易和自由投资的标准在上海等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甚至可以待国内自贸区成熟后，在适当的时机加入TPP。
第三，围绕TPP和RCEP形成一个“伞型协定”。可在关税减让、服务业开放、知识产权规则等方面设定介于TPP和RCEP之间的中间标准水平，加快推进亚太自贸区（FTAPP）坐实。
最后，积极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自贸区网络，逐步形成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和“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推进亚欧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其次，全面深化“走出去”战略实现从GDP到GNP的新跨越。随着2014年我国首次成为“净资本输出国”， GDP或GNI已不足以真实反映国民财富能力，应更注重GNP指标。经过35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积累的对外金融资产达5万多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只有8800多亿美元。深化“走出去”战略，带动资源配置的全球化拓展，将要素禀赋优势升级形成对外投资新优势。通过资本输出带动我国全球贸易布局、投资布局、生产布局的重新调整，进而推进国际产业链和产能合作能够创造出巨大的增长空间。
再者，把“服务贸易”作为实施贸易强国战略的突破口。2014年，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6043.4亿美元，同比增长12.6%，但我国服务贸易“大而不强”。入世以来，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额增长了6.5倍，但从规模或比重看，我国还不是一个服务贸易强国。同时，我国服务贸易的比较竞争优势主要集中在资源、劳动力密集型传统行业，在知识、技术密集型行业处于明显的竞争劣势地位，服务贸易结构严重失衡，也导致我国成为全球服务进出口逆差最大的国家之一。就国际竞争力而言，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指数远低于美欧等服务贸易出口大国。
应把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提高服务贸易比重，增强“中国服务”国际影响力，作为“十三五”重大任务。把2020年服务贸易占贸易总量比重提高到20%，作为“十三五”对外开放的重要目标。推动服务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扩大服务贸易规模，着力推进服务业管理体制的改革，扩大准入，实现国内企业与国外企业平等竞争与合作，促进我国服务业竞争力的增强。要牢牢把握服务外包的机遇，进一步完善政策体系，以培养服务外包龙头企业为重点，以服务外包基地城市为依托，改善基础条件，大力发展知识密集型的服务外包。加快扩大双边和区域服务贸易协定，打破一些国家对中国服务贸易的壁垒。
培育“双创”经济
及其政策主要着力点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正处于新的结构转型期，创新已成为世界主要国家的核心战略。近年来主要国家提出科技战略的频率之快、层次之高前所未有。主要发达国家创新战略出现重大调整。新兴经济体国家，如韩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等都纷纷提出了本国的创新发展战略。
在新一轮国际竞争的大背景下，中国新一届政府也把“双创经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视为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新动能和新引擎。新常态下，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所依靠的比较优势大大降低，要获得新的发展动能，关键在于放开市场准入，充分释放民智民力。
一是构建产学研合作体系整合创新资源。目前，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薄弱，面临着“需求与能力相矛盾”的尴尬，大学和科研院所虽集聚了大量科技资源和人才，但产学研之间基于利益驱动的自愿协同创新尚未广泛成型，衔接配合不顺畅。因此，建立共享基础设施，加快技术转移的激励体制机制，防止人为技术壁垒和行业垄断，推动产学研合作有助于在全社会范围内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二是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条。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科技资源，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上下游的核心、关键以及共性技术进行攻关，通过政府投资的宏观导向作用，在基础研究和产业发展的共性技术领域加大研发资金支持，鼓励官产学研金共建创新联盟，促进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积累和企业设备投资改造；通过创新链驱动，突破一批关键技术，使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以创新链为引导，增强传统优势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推动拥有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的传统企业集聚优势资源加速发展；着力打造一批具有知识产权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形成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从而带动整体产业转型升级。
三是全力打造创新创业的生态环境。进一步简政放权，通过设立投资负面清单、政府权责清单和监管清单的方式明确政府和市场权限，为创业创新创造法制环境、改善监管环境、扫除体制机制障碍。同时在创客空间、创新工厂等孵化模式基础上，大力发展市场化、专业化、集成化、网络化的“众创空间”，实现创新与创业、线上与线下、孵化与投资相结合，为小微创新企业成长和个人创业提供低成本、便利化、全要素的开放公共服务平台，大力释放经济增长活力。
四是建设支持创新创业的投融资体系。发挥政府创投引导基金和财税政策作用，推进风险资本基金、成长贷款基金、创新基金，实施研发种子资本计划，建立科技创新银行，发行科技债券，加快新三板等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可设立国家创新保险基金，不仅可以解除融资抵押的约束，避免借贷抵押对中小创新者产生的挤出效应，有利于大型研发投入，也有利于中小创新项目对资金的需求，全社会的创新效率将因此得到提高。
五是加快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创新资源全球化配置趋势日益明显，技术在全球流动转移日益活跃。在创新全球化的大趋势下，中国必须积极构建跨国技术转移平台，帮助企业链接全球资源和市场，加快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构筑从国家创新系统到全球创新系统的政策支持体系。
培育数字经济
及其政策主要着力点
从全球范围来看，数字经济、互联网经济、共享经济、长尾经济、等新的经济增长点不断涌现，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经济、产业、科技和国家治理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产品、新组织、新业态和新模式，信息经济成为全球复苏的引擎，新一轮重大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正在全球蔚然成风。当前，我国已经具备了发展数字经济深厚的经济社会基础，尽管，我国仍处于数字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要逾越各类挑战和难题，但许多应用领域已与主要发达国家处于同一起跑线上，在新一轮国际竞争和大国博弈中具有超越的潜在优势。
一是信息和数据存量和增量巨大。中国是全球互联网用户、移动互联网用户最多的国家，拥有庞大的数据生产和数据消费的主体。全国4G用户数超过了2.5亿户，移动互联网的用户数达9.37亿户。根据IDC发布报告，中国2013年的ICT开支为1790亿美元，超过了日本的1730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二大ICT市场。美国仍然是全球最大的ICT市场，其规模是中国市场的三倍。
二是数字经济增长速度和体量规模可观。工信部电信研究院近日发布的《2015中国信息经济研究报告》显示，2014年，我国信息经济规模同比名义增长21.1%。信息经济对GDP增长的贡献达到58.4%，接近甚至超越了某些发达国家的水平。根据工信部电信研究院的测算，同期美国、日本、英国信息经济对GDP的贡献率分别为69.4%、42.2%、44.2%。2014年我国信息消费的规模是2.2万亿，同比增长28%，带动GDP增长0.64个百分点。按照发展趋势看，今年信息消费的增长速度都超过GDP增速的三倍以上，信息消费已经成为了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的动力和新亮点。
三是数字经济与产业融合发展将释放出巨大能量。数字经济与产业融合将形成下一代制造业形态、下一代贸易形态、下一代物流形态，对传统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进行全面、系统重构。埃森哲的报告显示，产业物联网将尤其推动成熟市场的经济增长。到2030年，产业物联网的资本投资及其带来的生产率提升将为美国累积贡献GDP为6.1万亿美元。中国将有望从产业物联网中实现更显著的经济效益。如能落实支持产业物联网发展的各项措施，到2030年，中国累积GDP将增加1.8万亿美元，相应GDP较常规预测水平提高1.3%。
培育服务经济
及其政策主要着力点
我国正处于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服务业是关联度极广、渗透性极强、社会效应极大的综合性产业门类。当前，中国已进入服务业高速发展的轨道。近些年来，传统制造业产业链不断扩展和延长，其覆盖范围逐渐从加工制造领域延伸到了服务领域，制造和服务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制造和服务逐渐相互融合，全球生产经营活动日益被纳入到全球生产服务体系。服务在企业产值和利润中的比重越来越高，全球产业结构呈现出“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型的新趋势。
从未来的政策着力点看：一是大幅提升生产服务性要素的供给能力。由于我国生产性服务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必须通过外部进口先进的生产者服务来满足国内不断上升的高端生产性服务要素需求，增强信息、研发、设计、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产业国际竞争力。二是大幅提升服务消费的比重，促进消费升级。从物质消费向服务消费升级。例如：城镇居民人均医疗保健、交通通信、文教娱乐三大消费支出占人均消费比重从1985年的12.8%上升到2013年的34.1%。估计到2020年这个支出占比有可能提高到40%-45%，成为城镇居民的消费大头。三是大幅增加对服务类公共产品投资。建立服务业投资主体多元化机制。通过PPP等形式，鼓励支持社会资本进入教育、医疗、健康、文化、信息等领域的社会投资。四是加大对内对外开放力度，着力打破服务业领域垄断。破除推动服务业的行政垄断，推动监管制度创新，加快公共资源配置市场化改革。
培育通道经济
及其政策主要着力点
以促进世界经贸大融合为重点的跨区域互联互通，大力发展通道经济：一方面，基础设施“通道经济”。根据《国际商业监测》（BMI）发报告预测，随着各国政府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到2030年，全球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将达57万亿美元，其中在57万亿美元投资需求中，水和水处理、能源及交通建设约占80%，成为国际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最主要领域。当前，中国凭借在公路、高铁、桥梁、电力、能源等领域较强的基础设施能力已超过美国和欧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基础设施投资国。数据显示，自1992年到2012年，中国将大约8.5%的GDP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远远超过美国和欧盟的2.6%的平均水平。
因此，应该加快“一带一路”区域内海运水运网、高速公路网、高速铁路网、航空网、通信光缆网、能源互联网建设，构筑完全、高效、便捷、可持续的亚欧一体化交通运输体系。积极促进港口、电力、通信、能源管道、物流园区、临港产业等领域的务实合作。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的信息技术，链接区域增长极，使亚欧基础设施朝着更加联通、更加兼容、更加智能、更加高端、更加便利的方向发展，打造综合枢纽，促进“一带一路”乃至全球“大联通”。
另一方面，促进体制机制“互联互通”。重点推进“一带一路”简化通关、检验检疫等方面手续，降低关税，消除贸易壁垒，推进资金流、物流、人员流动的便利化，逐步消除生产要素跨境流动的障碍。与沿线国家共同推进双边或多边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推进建立统一的全程运输协调机制，推动口岸操作、国际通关、换装、多式联运的有机衔接，建立沿线大通关机制。
培育价值链经济
及其政策主要着力点
近十多年来，国际分工越来越表现为相同产业不同产品之间和相同产品内不同工序、不同增值环节之间的多层次分工。国际分工的范围和领域不断扩大，逐渐由产业间分工发展为产业内分工，进而演进为产品内分工为主的国际分工体系。以产品内部分工为基础的中间投入品贸易称为产品内贸易，从而形成了“全球价值链分工” 体系。
未来全球产业竞争将是价值链上的竞争，面对美国等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工业4.0”浪潮，以及国内传统比较优势流失等多种挑战，中国必须建立起新的竞争优势，向全球价值链上游攀升，推动产业结构和价值链全面升级。
1、加大向战略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投资，促进价值链全面升级。我国制造业的过剩产能主要集中在中低端环节，而高端制造业产品则是突出的供应不足，装备制造、船舶、汽车、钢铁、建材、石化等九大主体制造业均是如此，这就构成未来的巨大投资空间和增长空间。
首先，把制造业发展重点逐步转向高端制造业和战略新兴产业。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高端产业投资力度有很大的扩张空间，必须高度重视高端装备制造业及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加大智能制造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先进轨道交通装备、机器人、新能源汽车等产业投资力度。
其次，推动我国制造业开展广泛的、持续的技术升级改造投资。我国制造业投资过去几十年以扩张产能为主，技术改造和技术升级属于薄弱环节，如2012年，我国36.5万亿的固定资产投资中，新建项目达到25万亿，技术改造额度仅为5.2万亿，技术改造和新建项目比值，从1995年的40%，2005年下降至25%，2012年进一步下降至20%。这就意味着我国未来基于技术改造和技术升级的投资需求会非常巨大，投资增长仍存潜力。
再次，大幅提升我国制造业创新研发投资强度。2013年我国制造业研发强度为0.88%，十二五规划的目标值为期末达到1.5%，而美国制造业研发强度为3.35%，差距十分显著。中国关键产业的研发强度明显低于领先国家，美国制药产业为24.5%，电子计算机、通讯、电子设备产业为14——19%，交通运输业（除汽车）为11.5%；而中国相应的研发强度分别为1.63%、1.51%、2.18%，未来必须下大力气彻底改变我国在全球价值链和国际分工中的不利位置。
2、重视培育本土跨国公司，增强对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控制力。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跨国公司的全球化, 要提升对全球资源和经济的控制力，获取更大的贸易利益，就必须培育一批在全球范围内有一定竞争力的本土跨国公司。支持企业最大限度地吸收和利用全球高级生产要素，发展和延长国内价值链。政府除了财税、金融、贸易便利化政策支持之外，应在全球主要出口市场设立相应的贸易促进机构，为企业搭建国际贸易网络提供综合性服务平台和境外贸易合作区建设。
3、着力增强零部件以及装备制造业，增强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中间品进口大国之一。在最大限度促进零部件进口技术溢出的基础上，政府应该制定政策引导国内企业加强零部件产品的自主创新能力，一方面提升我国本土企业的零部件生产质量和工艺，走出我国核心零部件过分依赖国外的困境，突破“为出口而进口”的被动贸易模式；另一方面，促进产业内分工发展，通过“强基工程”，以“制造业2025战略”为核心和重点，全面提升中国全球价值链水平。
培育绿色经济
及其政策主要着力点
2015年5月，我国首次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名义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这是就生态文明建设做出全面专题部署的第一个文件，是对中共十八大及中央全会顶层设计和总体部署的时间表和路线图的落实，也意味着大力发展生态经济发展作为一项重大国策被上升为国家战略层面。
中国发展生态经济既面临诸多挑战，也面临难得的机遇。2014年，中美作为全球两个最大碳排放国就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达成重要共识。根据协议规定，中国将力争实现温室气体排放量从2030年左右开始减少，将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例从2015年的15%提升到2030年20%左右，意味着中国必须重新谋划能源结构和布局，必须下大力气发展清洁能源、绿色能源和新兴替代能源。按照循环经济中有关“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积极推动能源循环高效使用，这势必对中国能源结构、发展格局乃至全球能源格局都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也对清洁能源、新兴能源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加大农业、渔业、林业、制造业、交通、水和废物管理的绿色投资；依托碳减排和CDM市场潜力，重点发展以水能、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替代化石能源；大力发展能源互联网，积极推进分布式能源建设；推进低碳城市资源综合利用、绿色工程与设计、绿色建筑和建筑能效、建筑垃圾回收，再制造产业化、产业园区循环化改造等循环经济工程，加快实现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的转换升级，彻底改变过去“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经济发展模式。(作者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
查看更多华夏时报文章，参与华夏时报微信互动（微信搜索「华夏时报」或「chinatim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