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史上最严“高考季” 对话陈家坪：求学之惑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吴小曼 于娜 北京报道
2016不仅被喻为“史上最严高考季”，同时也被喻为“最难入学季”（幼升小），尤其是对于非京籍学龄家庭来说，孩子能否在北京顺利入学将直接关系着一个家庭的未来抉择：留还是去？明显回老家没有任何工作机会，选择父母留下、孩子回原户籍上学，孩子又会成为“留守儿童”。
目前在北京“幼升小”，不仅需要“五证”审核，有的区县甚至多达20多个证件及手续，不久前，昌平一家长在“求学无门”的情况下甚至走向“自焚”。相对“幼升小”的政策严控，“异地高考”近年来在各方推动下，已经在一些省市有所松动、甚至在一些地方已经全面放开，而相对教育资源最丰富的北京却越来越严，说明“求学之惑”已经成了城市移民的共同难题，而且一定程度上会左右他们的未来选择及家庭幸福指数。为此我们采访了拍摄教育纪录片《快乐的哆嗦》的导演陈家坪先生，一起来探讨教育多元化及“家庭互助教育”的可能性，或许能给有教育困惑的家庭带来一点启示。
用第三只眼看世界
《华夏时报》：我们知道，你是一位诗人，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社会公平及教育公平”等社会性问题？
陈家坪：我写诗同我的生命成长过程相关，这种社会性是我天生具备的。由于我出生的生存条件并不优越，作为农民阶层一直受到排挤甚至歧视，这种因“身份”遭受的社会挤压感，使我不可能对这些东西保持麻木。刚开始是恐惧，因为当时我在心智上还无法理解，也无法表达，那种感觉就是恐惧。而农民，天生不可能享受工人的待遇。另一方面我又在反思，人都一样，为什么人天生就有那么大的差距呢？在成长过程中发现的那些不合理性，使我在写作时就有所觉醒，尤其是对不公平的表达。我的第一部诗集叫《吊水浒》。在我看来，《水浒传》里的人物都是有才能、有绝技的人，但他们的才能无法实现，所以他们要反抗。但现实很残酷，他们的反抗几乎是自杀型的，最后都变成悲剧。
有才能的人要么忍耐，甘于平庸；要么团结起来，发现同盟者，然后聚集在一起，成为反抗者。《水浒传》中的这些同盟者要么成事，要么被扼杀，没有中间状态。但我的作品强调的是一种精神成长。在现实生存环境里，要么反抗，要么归顺，难道就没有更好的路径来解决个人才能的困境吗？我现在才明白其实有很多路径，像哈维尔的宪政路径、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路径、克尔凯郭儿的哲学路径，并不是非此即彼，人的丰富性、生活的丰富性是允许或此或彼的存在，并不是只有单一的存在。目前许多国家都解决了这个问题，不是一定要你死我活，他们都是建立在共存共荣的方式上来解决问题。我们现在要解决的也是个人与个体，个体与集体的共存问题。否则就可能成为悲剧。世界正朝一个理性文明的方向发展，而诗歌完成的就是这种思想解放的过程。诗人必须关注社会事件，表达普世的愿望和理想。我拍一些关于教育公平事件的纪录片，是关注社会的一种方式。我基本是跟拍，一种客观记录，相当于第三只眼看世界，就是希望如实反映事实真相。
“异地高考难题”
《华夏时报》：关于“异地高考”的纪录片拍了多久了？
陈家坪：跟拍了4年多，素材不少，还没全部剪辑完。
《华夏时报》：目前我们看到的《快乐的哆嗦》并不是你拍摄的所有素材？
陈家坪：是的，只是从最初的拍摄素材中剪辑出来的两个孩子的故事。
《华夏时报》：《快乐的哆嗦》是两个家庭面临的“异地高考难题”？
陈家坪：是的，我跟拍了两个“高考家庭”，这两个家庭都住在北京的帽儿胡同，这两家的小孩一个是男孩，一个是女孩，他们是同班同学，因为不能参加“北京高考”，男孩只好回老家，女孩的妈妈则到处借钱送她去美国留学。男孩回老家后，情绪波动很大，他无法适应现实，学习成绩也不断下滑，最后不得不再次转学。
《华夏时报》：经济条件与教育理念不同，当然首先是教育政策，然后是家长的抉择最后决定了两个孩子的不同命运？
陈家坪：是的，我们本不想做这样的对比，而结果就是这样，回老家的孩子因为各种问题无法适应当地学校与社会，去美国上学的孩子的命运却完全不一样。所以关注教育问题，是希望政策改变，允许“异地高考”，否则外地学生就面临两种命运，一种是回老家，另外是出国。实际上还有一种是失学，后者其实更为严重，失学的孩子多是在社会上晃荡，最后成为无业游民。
《华夏时报》：目前一些省市的“异地高考政策”有了松动，但是在北京却异常艰难？
陈家坪：的确，北上广是最难的，其他地方在操作上实际上已经可以做到“异地高考”了，由于生源不足，一些中小城市很乐意接受外地学生。而北上广的教育资源是最好的，有关人士害怕外地孩子通过考学“移民”，增加城市的压力，这其实也是一种假设，很多年轻人来到北京打拼，往往还没谈恋爱还没结婚，他们并不是为了孩子有优质教育而来的，而是寻找人生、事业基础，工作多年后留下来结婚生孩子，其实这样的外地考生占绝对多数。
《华夏时报》：几年前在北京不能“异地高考”，但允许完成基础教育，如今北京随迁子女的“幼升小”其实比“异地高考”给家庭带来的问题更多。
陈家坪：可能有关部门不想把问题累积到高考时再来解决，所以从幼升小就开始不让外地孩子上了，而国务院下发文件已经允许放开高考，要求各地制定具体政策实施，实际上中小城市已经解决“异地高考”的问题了。北京在宣传上是允许了，但实际上只放开职高，不是普通高考，这其实是偷梁换柱；上海实行的是积分制，是有限的放开；广州承诺6年内解决问题。相比之下，北京则是最难的。
开启多元化教育
《华夏时报》：相比“异地高考”还可做选择，目前北京不具备“五证”家庭孩子的“幼升小”几乎无法选择，以前还有一些民办小学可以提供给这些入学儿童，但两年前几乎全被拆除了，使目前“幼升小”变得越来越困难。
陈家坪：其实他们控制的还是底层群体，而经济条件好的家庭则可以拿钱去解决，无形中形成一个利益链条，外地孩子上学要交十几万的赞助费，这是一个利益上的考虑，如果真正放开后，灰色利益就没有了。而且国家对每个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都有补助，外地孩子在北京上学，但是补助却被原籍收了。我们调研中想到的一个办法是，让外地孩子在北京借考，录取名额算在原籍。
《华夏时报》：其实很好解决的一个办法是根据孩子人头来发放补助，而不是面对户籍发放，所以教育背后的掣肘还是难以撼动的户籍制改革？
陈家坪：“教育平权”的背后其实就是户籍制度改革。
《华夏时报》：在现有的政策下，推动教育多元化可能是解决教育困境的一个方法，因为教育资源垄断已经不能满足不同群体对教育的诉求。
陈家坪：教育瓶颈体现在资源过分集中，已经形成一个教育利益群体，所以很难打破，如果我们建立新的受教育方式，转移利益链条，或许是未来的一个方向。当然这需要政策方的理解，往往既得利益不愿意看到其他教育形式存在，一方面害怕利益被瓦解，另一方面会觉得教育自由了无法控制。他们需要改变观念，明确教育的目的，教育是让人身心健康成长，充分展现创造力、想象力，获得快乐幸福的能力，政策制定者需要有这种开明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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